梁涛

《光明日报》( 2024年06月15日 11版)

侯外庐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他早年留学法国,曾用十年之力翻译《资本论》,是《资本论》最早的译者之一。由于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侯外庐先生将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社会史研究中,同时用中国的历史材料去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侯外庐先生的研究包括社会史与思想史两个方面,由于留下了曾经影响一个时代的皇皇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学派以思想史研究为学界所熟知。在写作《中国思想通史》以及《宋明理学史》时,形成了以侯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学界称为侯外庐学派,其成员包括第一代的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著名学者,第二代的杨超、张岂之、李学勤、何兆武、林英等“诸青”,以及侯先生晚年助手黄宣民,研究生卢钟峰、姜广辉等。武汉大学萧萐父、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由于分别服膺于侯先生的早期启蒙说、封建土地国有说,也自称属于侯外庐学派。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注重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主张把思想放在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为此侯外庐先生专门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两部社会史论著,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提出中国古代维新路径、氏族贵族专政与国民阶级难产,以及封建土地国有、地主阶级的品级划分、资本主义萌芽与早期启蒙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为思想史研究打下基础。侯外庐先生说:“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末清前期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是。”(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经常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立论的根据,似乎给人一种教条化的感觉。有些学者因此指责侯外庐学派的研究方法陈旧、过时,已被学术界所放弃,侯外庐学派也被边缘化,甚至宣称侯外庐学派实际已经解体。这种说法只看到某些表面现象,忽略了侯外庐学派的理论创新,是不全面的。不可否认的是,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起步于“革命”年代,出于时代的需要,他的思想史具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突出“正宗”与“异端”的对立,重视“异端”的思想价值。二是强调具体、历史的研究,反对抽象继承,主张“破坏思维的纯形式”。侯先生区分“正宗”与“异端”的标准是“为统治阶级说教”还是“反抗阶级统治”,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对于“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和董仲舒以后的正统儒学”,“有更多的批判”,认为两汉“正宗”与“异端”的斗争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对立,第二期是《白虎通义》与《论衡》的‘两刃相割’,第三期是鸿都门学士和王符、仲长统的斗争”(《中国封建社会史论》,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对于封建社会后期视为正统的程朱理学,他批判其宣扬的是“无人身的理性”。侯先生区分“正宗”与“异端”当然有合理的方面,但他对思想、人物的评价和理解,也存在鲜明的时代烙印,需要做出调整和改进,这也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孟子在封建社会中固然被统治者奉为“亚圣”,但孟子的思想何尝没有为民请命、反抗阶级统治的内容?他的思想何尝不被统治者所忌惮?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固然是“为统治者说教”,但他要求“屈君而伸天”,又为限制乃至“反抗阶级统治”提供了可能。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固然有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但其主张主要还是针对统治阶级说的,所以朱子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遭到禁止。至于主张历史地看待问题,反对将思想与社会割裂起来,这当然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但我们也需要考虑,传统思想学说有没有自身的体系?其表达有没有一般的规律或形式?答案是肯定的。侯先生说:

从秦汉以来,有的拿六经的先王王制作为封建皇帝“制法”的复古形式,也有的披着三代的古典衣裳,而幻想另一个世界,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王船山语)的复古形式。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它本身都是借助于传统的思想材料,改变其形式,进而增补其内容。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神学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可能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完全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史论》)

侯先生这里所揭示的是传统经学的表达方式,其特点是“借助于传统的思想材料,改变其形式”,“增补其内容”。中国学术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通过经典诠释表达思想的传统,通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形式,借助传统材料,注入新的思想,完成思想的开新和创造。因此,要对古代思想做出全面的把握、合理的解读,就不能离开传统的学术形式。思想固然是社会的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但同时也内在于自身的学术传统,有自身的发展理路。在封建王权社会中,六经的诠释和表达既有维护阶级统治的一面,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时代的进步,更不乏借助经学的权威表达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这些都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给予合理的评价。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除了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外,还有对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对经学形式的关注,只是以往被学者所忽略而已。侯外庐学派的第二代学者,正是在继承侯先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理论创新,深化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

卢钟峰著《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岂之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把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学术史,将思想放在学术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对在两千年传统学术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经学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提出经学思想史所要研究的课题是:“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是什么?推动经学发展的持续的历史动力是什么?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抑或也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反映?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这可以说是在侯先生的“经学形式”问题上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关于经学的地位和评价,姜著认为:“孔子和历代儒者对儒家经典价值的阐释和弘扬,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和话语系统。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最大的启示是,它成功地将一种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文化观念……而文化观念则属于社会历史的领域,它超越了政治的意涵,成为一个民族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意识。而价值和价值理想只有植根于文化观念的沃土中才能生成参天大树。”(第1卷,第1页—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经学的价值、意义是中国文化的“魂”。如侯先生所揭示的,明清之际的思想主题是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文明,而人们抗议的思想武器正是先王的六经。一部经学思想史,不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是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是历代先民的共同精神创造。所以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既要有同情的理解,也要有反思批判,在此基础上返本开新,吐故纳新,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每一位人文工作者的使命,也是侯外庐学派在新时代所致力的方向。

(作者:梁涛,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