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三位恩师校长

谢奉才 手稿 曾向红 整理

我的三位恩师校长,是我人生中的三位贵人,也是我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其学识才能及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一生。他们是内江县龚家乡中心国民小学校长谢廷宣、内江县立女子中学校长邓学成和川南内江师范学校校长邹作圣。这三位先生,不仅是我的恩师校长,也为民国时期的内江乡镇小学抗战文化教育、内江女子中学教育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家乡的师范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值得历史铭记、值得后人缅怀。

一、小学校长谢廷宣——他是我的伯父,也是一位在家乡积极宣传抗战文化的乡镇校长

我1935年12月出生在内江县龚家乡的“谢家糖坊”。那时,我们四世同堂的“谢家大院”建在龚家乡乡场边,我就读的龚家乡中心国民小学地处乡场最热闹的中心地带,校长是谢廷宣(族谱家谱字辈名谢明扬),他也是我的伯父。伯父从小习读私塾,国学底子厚实,先就读于四川法政学堂,后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蔡锷军中任职,抗日战争时期返乡,担任龚家乡中心国民小学校长和龚家乡乡长,还兼任高年级的国文老师。

伯父校长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作古诗,写对联,让人感到样样在行,书法也特别漂亮。他还是位珠算高手,他教我打算盘,左右开弓,两手同时开打,九九归一,又快又准。小时候,在伯父的房间里,我还见过那张他在蔡锷军中任职时的戎装照(帽上插有羽毛),威风凛凛,年轻英俊,好有气场。

伯父是位受乡人敬重的抗日校长。他经常在龚家乡宣传抗战思想。“国破山河在,中国不会亡!将士在前方作战,我们在后方出力!”这些抗日思想逐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他为龚家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创作了抗日童谣《一二三孙中山》,编导了抗日街头剧《今天我卖抗日糖》,组织学生在学校和乡场戏台上演出。他任校长时,学校还接纳过两位失去了家园、从关外颠沛流离逃难来的年轻老师,是一对夫妻,一直住在学校。伯父校长还组织学生参加“一元钱抗日代金券”义卖活动,孩子们领了代金券,在“逢场天”(赶集日)拿到乡场上的茶馆去义卖,收到的钱交学校,再由学校统一上交县府,支援前方川军抗日将士买御寒棉衣。龚家乡的小学生们接受了抗日思想的洗礼,也为抗战大后方四川的乡镇抗日文化贡献了微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记得伯父校长为我们小孩子创作编写的那首抗日童谣《一二三孙中山》,当时龚家乡中学小学的娃娃人人都会念唱。

一二三,

孙中山;

五六七,

林主席;(“林主席”,指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八九十,

蒋委员长坐飞机;

坐飞机、扔炸弹,

炸死日军千千万。

……

街头剧《今天我卖抗日糖》主角小学生金芝,由我的同班同学堂姐谢奉兰扮演。我虽年龄小,也没有闲着,就在台后幕下帮腔助唱。剧中台词,至今也还记得几句:

日本鬼子称霸王,抢占我东北,杀害我同胞,实行三光政策。我的年纪虽小,今天来卖抗日糖。

蒋委员长吃了我卖的抗日糖,指挥战斗有力量,买起枪炮送前方;林主席吃了我卖的抗日糖,组织青年男女上前线;校长吃了我卖的抗日糖,教育学生宣传抗日出力量。

……

由于伯父伯母无子嗣,就收我和弟弟做了义女义子(干女儿干儿子),特别是在我父亲1942年因筹措抗战款项、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后,伯父伯母更是对我们姐弟俩视如己出,关爱有加。伯父校长常教我写字、练毛笔字,还督促我练习珠算。伯母何香云,知书达理,从小就教我背《三字经》《增广贤文》。她还炒得一手好菜,家里来了客人,都是她做主厨。伯母娘家在内江县银山镇,每次回娘家,总是带上我一起去享受亲情的温馨。时至今日,一想起童年时伯父伯母的呵护,一股暖流就会在心中流淌。

二、女中校长邓学成——最难忘她组织的一场辩论赛,对我们女中的学生来讲无疑是一场“开窍”启脑的洗礼

龚家乡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从乡下走进了内江县城。先是在内江县私立沱江女子中学读了一学期。1947年9月至1949年底,我转学在内江县立女子中学读初中。由于县城离家较远,加之交通也很不方便,我就一直是在校住读。在女中,我遇见了第二位恩师校长邓学成。女中的学习、邓校长的教导,是我人生第一束启蒙光源,开启了我一片新天空,如同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既学习了现代文化知识,也逐渐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邓校长是位灵魂带有香气的海归女校长,在德国柏林大学学的油画专业。她言行举止非常优雅,很有风度,喜欢穿中国传统服饰旗袍、走一字步,举手投足间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从容、优雅与自信,展现了东方女性之美,那时我们女生都觉得自己的校长是最美的女神。这张1944年6月女中学生毕业合影中,依然能窥见邓校长那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气质,即使放到今天都能感受到这位学艺术的海归女校长的独特魅力。

在邓校长执掌下,女中的教育理念现代又超前。她有一颗宽广的胸襟,对学生总是关心关爱,在每周星期一给全校学生的集体训话上,常常告诫启发女孩子们,“看事情,要更高些、更远些”。她寓所的客厅、书房和卧室对女中学生全部开放,还把留学欧洲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的几十本影集相册放在客厅和书房供同学们观看欣赏,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娃娃眼界大开。她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所走之路,来引导启迪女孩子们,要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埋下了我们睁眼看世界的种子。她指导女中高中部的学生自己编排上演曹禺的话剧《雷雨》,对女生们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尤其难以忘怀、意义特别深远的是我读初三时,她指导全校女生(包括初中部、高中部)举办的那次题目为“女子该不该打入厨房”的辩论赛活动。

这场没有结论也没有标准答案的辩论赛,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引导我努力成为一名坚强、独立、智慧的女性。当时我就觉得好稀奇好好玩,竟然还有无答案的这种形式的比赛。(笔者注:类似改革开放后国人才逐渐熟知的“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只有辩题及正方反方,无结论的形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在女中经历的这场辩论赛,确实是一场解放思想、启迪思维、开动脑筋的辩论会。班号是单数的班级,如1班、3班、5班、7班、9班……属于正方,辩题是“女子应该打入厨房”。班号是双数的班级,如2班、4班、6班、8班、10班……就是反方,辩题是“女子不应该打入厨房”。我记得这场辩论活动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下午辩论4个小时,女中全体同学均需参加,要么是辩手,要么是观众。

辩论赛有结束之时,独立思考无终止之日。那时我周围的同龄姐妹,大多是不识字的文盲,即使少数像女中学生一样读了些书的,也多半早早生儿育女走进家庭。经过这场“启蒙运动”,通过一周辩论下来,感觉我周围的女生们个个都在独立思考:“我是否要做一名职业女性?”“我是否该进入厨房?”当时,我虽然只是观众,没有像辩手那样公开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但在心底里也开始暗暗有了想法,“女孩子有学问有本事,在社会上站得稳脚,能自立自强,不依靠谁,是最好不过的了。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最有魅力,我不愿意,也不会被打入厨房。”(整理者注:看来这场辩论赛对母亲的影响确实很大。记忆中母亲的精力大都放在事业上、放在教学上,很少进厨房。做饭炒菜等家务事一般都是由父亲和外婆来完成的)

三、师范校长邹作圣——他的坚守与正直,指引并开启了我做一名合格数学教师的职业生涯道路

1950年,我考上了内江师范学校中师班。师范三年,经历过四任校长,印象最深的就是邹作圣校长,他是我的恩师。人的一生,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路,走对了影响一生。邹校长就是我走在关键岔路口时,帮助引导我走路的导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内江师范学校,办学地址在内江郊区桐梓坝的山上(笔者注:即后来的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我们上课在半山腰的青砖黑瓦的“三栋教室”,女生宿舍在山顶上的“尼姑庵”。当时绝大部分同学家里都非常穷,只有一双鞋。遇到下雨怕把鞋打湿,晚自修结束后回宿舍就把鞋子脱了提到手上,打着赤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山上“尼姑庵”宿舍。夏天还好,要是寒冬腊月,回到宿舍一双脚冻得通红,好一阵子失去知觉。还记得“尼姑庵”附近是荒郊野岭的乱坟岗,遇到打雷下雨电闪雷鸣时,坟岗周围磷光闪闪,胆小的女生吓得抱成一团。不过,那时办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过着严肃紧张而又欢快喜悦的校园生活。我们这届学生在1950年入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内江师范生。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大家珍惜学习机会,学校充满着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邹校长是一位博学多才、有高尚人格魅力和执着信仰追求的民盟盟员。他襟怀坦荡、正直厚道,做事公正、坚持原则,很受师生们敬重。记得在1951年,他作为内江教师代表,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初等教育大会”。那时候内江人能去北京开大会,是非常不容易的喜事、大事。当时我们师范的老师和同学,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人人羡慕。

由于邹校长是民盟盟员,他还教我们班的《共同纲领》这门课。他讲解《纲领》深入浅出,我受益匪浅,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民族人民代表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在新中国宪法产生之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邹校长任职期间,很重视对学生干部的培养,根据工作需要,会把学生干部选派出去参加一些社会工作,比如选去做“土改”工作队的记录员、协助做“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等等。这对我们学生也是一种成长锻炼。

在师范读书,我除了学习成绩好,各方面表现积极、争取上进,担任了班级团支部书记。到毕业时,根据综合考评,我可以继续深造、保送上师范学院。但当时内江团市委要选留我去中学做专职团干部。此时,我自己也迷茫,也苦恼。一方面,我很想上大学,想继续在数学专业上有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弟弟马上要上初中,我也很想早点工作帮扶家里。况且,当时自己的前途自己也做不了主。在这关键的岔路口,是邹校长顶住压力,坚持要推荐我去读大学继续培养,走专业发展的道路。在推荐会上,他果断表态: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专业人才。谢奉才同学学习成绩突出,又喜爱数学,应该让她继续深造,走专业发展的路子。邹校长高瞻远瞩,是在保护自己的学生,像我这样成分高、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特殊年代,要做专职团干部,前途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邹校长当年的坚持,就没有今天的我。正因为恩师校长的极力坚持,才圆了我上师范学院学数学的梦,也才有了后来做数学教师的职业生涯。

总有一些事,让你难以忘怀;总有一些人,让你肃然起敬。三位恩师校长影响改变了我的人生路。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育,令我受益终身,影响了我的一生。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最高的致敬是奋进。大学毕业后,我也像恩师一样,成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坚守三尺讲台,爱生如子,无怨无悔为家乡内江的中学教育事业耕耘贡献了一生。

回首过往,一路都有恩师相遇,何其幸运!

谨以此文,纪念缅怀三位恩师校长:谢廷宣、邓学成、邹作圣。

后记

我的母亲谢奉才已离我而去。因为母亲遗留的手稿,我有幸能与那个遥远年代交流。母亲的手稿不仅是尘封已久的个人往事记录,也是对民国和新中国初期家乡内江教育的点滴补充。母亲是沱江水甜城甜滋养大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对于了解内江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文化教育有着珍贵的价值,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内心的感悟。

显然,母亲不仅仅是位受人喜爱、德高望重的数学老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她的文笔同样流畅,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一边保持着理性的眼光审视着脑海中的记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过去的事情,更折射出时代印记和人性人格的温馨与光辉。人生的历练让母亲知道这些东西值得拥抱,值得书写。

斯人已逝,篝火长燃。笔者作为母亲的女儿,希望这些人、这些事,能被更多的人知晓,把那个时代为家乡内江教育做出过贡献的既普通又不平凡的人与事记录填补下来,感受那些既属于母亲个人也属于家乡共同的情感与记忆;希望这些人、这些事,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实践中,激励家乡教育工作者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建设美好家园,绽放自信自强时代的新风采。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谢奉才(女,1935年12月生,贵阳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退休前系四川内江市第一中学高中数学教师,担任数学教研组长28年。2022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