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光明日报》( 2024年06月18日 01版)

【烟火人间】

西安人说“西安”,叫“额西安”,“额”是“我”的意思,但比“我”更丰富,似乎有自豪与夸耀的成分。我第一次来西安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是瞒过家人偷着来的。听说西安好,从西安来的人,穿戴谈吐都不一样,洋气得很。身边凡去一趟西安回来的人,看人都是眼皮向下耷拉着。我便也想去膜拜一下。那时去一次西安可是太艰难了。早上五点多就朝车站赶,下午五六点才到西安城墙西门外的停车场落停。人已被摇散架了,可要摸进城中心去看钟鼓楼,还需走一个多时辰。难怪说我家乡镇安县的县长,在解放初进省城开会,骑一匹瘦马,腰上挎一个防土匪的“盒子炮”,来回要走半个多月。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中,罗甲成进西安上大学,当汽车从“仰脸只见一线天”的秦岭深处,一下“跌”进八百里秦川时,他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世上还有这么宽阔的所在,真正的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啊! 那正是我第一次从秦岭七十二峪之一的沣峪沟口钻出来,初识西安时的惊奇与惶恐。大地阔绰得有些不真实。也许与阳光有关,我甚至有一种被暴晒后的神经错乱之感。整个关中都是金黄色的,远处还有隐隐约约闪烁着的芒刺。我在向一座金色的城市靠近。而后来,我也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西安人说“额西安”时,眉梢是要上挑一下的,下意识地还想捕捉你肃然起敬的眼神。这块土地的历史比周秦汉唐还要早几千年,自然就留下了不少文化层。哪个工地说挖出了什么宝贝,也就是文物部门惊喜一下,对于市民,那不过是好比突然有一天,某个人翻出了他爷、他老爷、他老老爷用过的什么物件——但凡翻,准有。我的书法案几上有个用了好几年的镇尺,有一天一个行家来,无意间看了看,说这是唐代一个厨子用过的菜刀把。这个厨子肯定是个名厨。上边刻了一段蚊子腿般细密的文字,拿放大镜一看,说是给外国使节做过菜的记录。我还说赶紧藏起来呢,却突然不翼而飞。飞就飞了,过几天,又有人拿来一个晚唐的剑柄,烟熏火燎的,残破还带着包浆,刻着“杜牧之剑”四个字。我乐坏了,又找行家来看,行家噗嗤一笑,说是假的,制成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我是因做专业编剧而调到西安的。编剧是个好职业,不用坐班。我从秦岭深山中带来一辆飞鸽自行车,每天除了读书写作外,就骑着车满城乱飙。那时还真能“飙车”,不像后来,人多得没了自行车的路。我想把西安的旮旯拐角尽量转遍,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上个月转过的地方,下个月再来,要么成了马路,要么有新的楼盘正拔地而起。我把自行车由新骑到旧,由铃声清脆骑到笨如木铎,终于还是没把西安转完。不坐班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那辆自行车是我认识西安的“宝马”“奔驰”。很多年后,我从废弃的自行车棚里把它翻出来,前边的铁丝框里,还放着一张磨损成鱼鳞状的西安老地图。

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更喜欢蓬勃在皱褶里的市井喧闹。我去大雁塔、小雁塔和上钟鼓楼、古城墙的次数,还赶不上去早先的竹笆市、德福巷以及现在仍烟火漫卷的回民坊次数的零头。“额西安”人,不能提长安二字,一提都能给你叨咕一长串有关文明与文化的古今来,叨咕得不知人家有多烦。我爱跑步、走路,那就从跑步、走路说起。有一年,几个朋友突发奇想,计划一礼拜走一回全长十几公里的古城墙。几个人整好装备,女同胞还买了遮阳帽,捂得跟放蜂人似的,可互相等来等去,最后只上去走了一回。由此,我想到长安的几个老“走家”,那可真是说走就走,直走到青丝白发、地老天荒。

首先是汉代的张骞。他“凿空”西域,从而让中原与西域的商贾、有司、文人、僧众、情侣、旅行家、探险家纷纷走起来,走出了一条平等交易、和合共生的丝绸之路。世界由此走出了阔大而开放的格局,以及现代文明的万千气象。

再就是玄奘。他舍身求法,一走十七年,被誉为“佛门千里驹”。一个生命在当时的境况下的心绪浩茫,精神孤独,常人难以想象。最终所冶炼出的,是信念,是借鉴,是融合,是开创,是度人度己。玄奘在盛唐的这一走,是“额西安”人一说起来就要去大雁塔走一圈的高古情牵。

还有司马迁。他从青年时期便壮游四方,从而收获了洞穿历史与现实的锐利目光,也得到了来自民间的丰富滋养。在他的笔下,除帝王将相外,还有大量“不入流”者的开阔“生死场”。他对普通人的价值肯定,对失败者的同情宽容,都展现了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多角度书写。

历史上这三位伟大的“行走者”,在广袤的天地与深邃的内心世界中不懈求索,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刻度。

前人的足迹,形塑了无数后来者的步履。今日西安,随处可见虎虎生风的行者。有些人每天绕着老城墙根走一个来回。有些人走得更远,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来自这个城市的奔走者。有人出去就有人进来。钟鼓楼、大雁塔、古城墙等景点,游人摩肩接踵。人们走过周秦汉唐,也丈量着被深厚传统所哺育的现代西安。我春节回西安,晚上想到曲江走一圈,竟然易进去难出来,那不是走,是挪,两条腿稍岔开身体才能平衡。朋友问我都看见了啥,我说好像是无尽的后脑勺。我们朝世界上任何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凑,看见的不都是后脑勺吗? 那叫“人气”,人气也是资源。

大多数西安人终归还是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并在这里匆匆行走着。比如一个叫“朱东生”的人,大家都叫他“生生”,我的长篇小说《装台》里有他的一些影子,那个人物叫“刁顺子”。小说与电视剧创作出来后,生生找过我,感谢我写了他,我也感谢他,同时告诉他,刁顺子是“额西安”千千万万个生生的缩影。刁顺子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生生身上都有。我从认识生生那天起,就多次见他穿行在大街小巷。一辆三轮车上,到处包着防护布和塑料膜,用来保护要拉的货物。有一次我见他拉了满满一车玻璃,他不是骑车,而是弓着身子拼命朝前推。那玻璃随时都会倒向一侧,他就用脑袋和肩膀紧紧防固着。六十好几的人了,见天还在装台、拉货、行走。有一次,我见他在文艺路等活儿,身子仰躺在三轮车里晒太阳,我说:“还拉,啥年纪了?”他一笑,说:“不动弹,就早早死劈了!”

五年前,我调离西安。每每飞机掠过上空时,俯瞰舷窗下的这片土地,总感觉很多古人仍在场:张骞还在西行的路上跋涉,而玄奘已带着经书回到了长安。那纵横交错的西安街区,比汉长安城、唐长安城不知大了多少倍,人间烟火与夜长安浩大的金色轮廓,已然升腾起万丈光芒。想想朱东生们的三轮车,也正在如织的人流中避让、钻穿、寻觅,那铃声虽然单薄,却依然声声入耳。

(作者:陈彦,系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