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文学史发生学对话录》说开
作者:杨义《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6日 09版)
《中国小说史略》
《红楼梦》
《汉书》
编者按
2018年底到201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在澳门大学讲堂上与七位博士生进行对话,此后整理成《文学史发生学对话录》一书。作者目的在于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眼光、新的情怀和新的方法,把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精神史结合起来研究,而且要结合得有理有据、融洽无间,做到有思想、有神韵、有趣味,做到雅俗共赏、中外共赏。本文从几部古代经典出发,试图探寻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我在澳门大学带的几个博士生对学界流行的十几种文学史,包括《剑桥中国文学史》、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进行过详细分析,从中抽引出一些文学史发生学的重要命题。他们尤其研究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明代的商业经济和八股文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汉学家对元杂剧跟日本能剧之关系。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感觉到博士生们高度重视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我们师生的对谈首先从文字至文章讲起,以“葛天氏之乐”,作为与乐、舞未分的诗歌的开端。我们一致认同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突出庄子和孟子,以独到的眼光建构文学史的叙述形态,精心剖析了若干文学史的亮点,敏捷而精神。例如,在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鲁迅每一个章节都注意小说发展跟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民俗信仰的关系,形成了折叠着的文化图卷。鲁迅在北京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用富有幽默感的白话讲演《中国小说史略》,揭示小说故事的背后大有猫腻,听讲的人都在下面窃笑。博士生们慨叹,可惜那时候没有录音设备把发笑的地方记录下来,流失了很多文学史写作的智慧。
文学史应该破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难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孔子世家》都相当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根据《礼记·曾子问》,孔子赴周问礼于老聃,在一次出殡途中,遇上日食。按照周礼,上午出殡,中午还要赶回来举行虞祭,即所谓“日中而虞”,把灵魂迎回宗庙。经过严密考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11年周历十二月初一,新历11月14日。用现代天文学进行验证,他们遇上日食在上午9点56分,与周礼的规定若合符契。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大考证。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道与礼,孔子接过来建构以仁、孝为核心的礼,开启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概念史源头,开创了中国古代思想原创的黄金时代。所以,中国文化根柢上重大命题的解决,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获得重大的突破。
讲述神话传说,中国有中国的特质、方式和形态,无须亦步亦趋地紧跟西方的后尘。只有尊重古代智者的文化原创权,才能夯实文化的根基,挺直文化的腰杆,迈开文化的健步。屈原的《离骚》和《天问》就开创了一种原创性的形式。《天问》开篇就说:“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开篇一个“曰”字,简直是石破天惊。那么,是谁在“曰”?按照古老文献的规矩,应该是“天问曰”,天是发问的主体。《天问》整体373句,1560字,一口气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生提出了173个问题,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全篇诗歌用茫茫苍天的口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错乱发问,以一种理性的怀疑主义瓦解了传统的神话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被放逐,忧心愁惨,彷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对于祠堂壁画,王逸的儿子王延寿经过实地调查,作《鲁灵光殿赋》加以印证:“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这是汉初的楚风壁画。由此印证,《天问》在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使用时空错乱的笔法,它是从中国图画的流动视点,而不是一两千年后西方由心理学的角度,进入时空错乱的。
《汉书·艺文志》记述从《伊尹说》到《虞初周说》《百家》等小说十五家,为首是《伊尹说》。经过考证,《吕氏春秋·本味篇》关于伊尹奇异出生及其以“至味”游说商汤王,已被学术界指认为《伊尹说》佚文,共2500字左右。相传,伊尹用烹调术说服商汤王,印证了治理国家也好,带兵打仗也好,就像烹调术一样,找齐东南西北各种材料,就是收罗各种人才;准备油盐酱醋各种佐料,就是人才各得其宜,发挥各自的特长;然后还要掌握火候,选择有利的时机。这样就能治理好国家,就能够带兵打仗。由此可知,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
文学史蕴含着文化精神史。诗是唐人最高的精神方式,唐朝因国力是最强盛的,它的文明形态带有引吭高歌的豪情和骨气。讲唐诗,实际上用两个掌故就能够讲出它的精神风貌,展示一个诗的唐朝。一个掌故涉及唐代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的“旗亭画壁”:“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尚未当官),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赊)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治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打拍子)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王)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大笑)?’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竟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在诗意浓郁的盛唐,诗歌传唱的广泛,成了衡量诗歌优劣的标准。
还有一个掌故涉及李白赋《清平乐》。传说宫中牡丹盛开,唐玄宗、杨贵妃赏花,传令李白制作新词,李龟年手捧檀板纵声歌唱。这里包含着五个“第一”:诗歌第一的李白,权力第一的唐玄宗,美貌第一的杨贵妃,花中第一的牡丹,唱歌第一的李龟年,这些人物组合成一个锦绣盛唐。尽管某些地方经不起考证,但是聚合了“五个第一”,就是一种精神现象。李白赋《清平乐》与“旗亭画壁”两个掌故,彰显了唐人以诗歌为最高精神方式的气象和风采。
对于《红楼梦》的深层把握,不能简单地把它解读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清代笔记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指乾隆)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明珠遗事。”“红楼”两字在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诗词中反复出现,比如他有一阕词说:“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他还有一阕《金缕曲·亡妇忌日作》:“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对于声名鹊起的《饮水词》“红楼”“葬花”意象,曹雪芹当然是熟知的。其实,曹雪芹写的是曹寅家族,只不过不是依葫芦画瓢地写这个家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了迎接康熙帝南巡,在南京建了华丽的私家庭院“随园”,而且曹雪芹少年时代也的确是在这个园子中长大的。另一个“因缘”是恭亲王府花园。曹家被查抄后,曹雪芹曾寄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房,由表兄福彭引导得以游览和珅宅邸,即后来的恭亲王府花园。《燕市贞明录》说:“地安门外,钟鼓楼西,有绝大之池沼,曰什刹海。横断分前海、后海,夏植荷花偏满;冬日结冰,游行其上,又别是一境。后海,清醇王府在焉,前海垂杨夹道,错落有致,或曰是《石头记》之大观园。”同时,《红楼梦》受惠于戏剧文学《西厢记》《牡丹亭》的花园建筑与爱情寄托。《红楼梦》的“意会”在于中国传统贵族的文明到了烂熟而盛极难继,必然到腐烂崩溃的历史时代。因此,建构出中国《红楼梦》研究的学理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学术的原创声音,这才对得起《红楼梦》所谓“标题诗”的期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以荒唐言包含着辛酸泪,泪中有社会史、家族史、人生史的百般辛酸,荒唐言中有神话学、宗教学、审美学的透顶荒唐。他们之间的精彩结合,展示了贵族中国衰落、崩溃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图册和人物画卷。
文学史是作家作品经典创造的历史。但是,要搞清经典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就要“既把握经典,又凿破经典”。苏东坡前后《赤壁赋》和《水调歌头·赤壁怀古》,是其文学的高峰。他因乌台诗案,几乎丢掉性命,被贬谪到黄州,从生命中嚼咀出一团火光,在火里、水里、油里浸泡,才炼出闪闪发光的金刚石式的名篇。在《水调歌头·赤壁怀古》中,他用长江、明月祭奠“人生如梦”的生命。所以,一是要把握经典,二是要凿破经典,给经典一个新鲜的、深度的解释。
谈论文学史发生学,一个关键就是关注文学史著述者的本体素质,一是要懂得哲学,包括宇宙哲学、生存哲学和神话哲学;二是要懂得诗,因为诗是文学的精华,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通向高远精深的精神通道;三是要知晓中西文化的特征,从而以返本还原的方法,揭示中国文学的原创性本体特质和发展脉络。文学史著述者的本体素质,决定了读书的深度。唯其如此,才能彰显比天还大的中国心、比地还厚的中国情,才能以故事的形式打开民族历程、民族文化精神的教科书。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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