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所农村中学读高中，王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一天下课时，王老师从讲义夹里取出一本书塞给我，和蔼而郑重地说：“回去慢慢看。”回过头又补了一句：“别弄丢了。”当时，课外书极为匮乏，若能借人一本好书，定是出于信任与厚谊。王老师常有文章被电台、杂志采用，我对他向来有着深深的崇敬，能得到他的这份“厚爱”，我欣喜而感激。我急切地打开那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呵，是刘白羽的散文集《早晨的太阳》！书的封面还盖着一个红印章，这书显然也不是他的。

　　过了些日子，我抄完了几篇散文后便准备去还书，可那天王老师外出了，我便顺手将书揣到了裤兜里。不想，我闹起肚子来了，上了几次厕所后，我突然觉得裤袋里的书不对劲儿了。掏出一看，书脊折成了两段！我傻了眼。一连几天，我都在不安中熬过。我请一个城里的亲戚帮我买一本，然而他转了一大圈也没找到。

　　一天，王老师上完课后把我喊到讲台前，和我聊起那本书中的几篇文章。见我已用心读过，他很是欣慰，但始终未提一个“书”字。我几次想和盘托出并认错，却没有勇气。我的羞惭与尴尬似乎被他发觉，此后，他再也没提起那本书，对我依然是那么亲切。而我，也终究不曾还他那本残破的书。

　　转眼高中毕业了，王老师已到其他班任教。那日，当我揣着毕业证书走出教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我，是王老师。他轻声说：“有空回学校来看看。”随即递给我一本塑料封面的日记本，扉页上是他的题字：“昨日师生，今日同志，发奋努力，共进互勉。”

　　毕业后，我时常离开田头被借到大队做些文字工作，后来担任大队宣传队队长。那年，公社组织文艺会演，我们要表演一个自创节目。我编写了一段天津快板，连续熬了两个通宵仍然没法收尾，只得硬着头皮去找王老师。我说明来意后，他立即读起我的“作品”。他先是动笔勾勾画画，而后到书架上翻出一本油印的册子给我：“这是去年文化馆文艺会演创作汇编，你先拿回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后天晚上你再来。”临走前，他一边用旧报纸包那册子一边说，能经常和文字打交道是好事，要保持读书的兴趣，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那本带有油墨香味的册子里有相声、快板、三句半等，令我眼界大开。第三天，我再次来到王老师家，他已早早吃完夜饭在等我。他给我一小叠稿子，我接过一看，王老师竟然已为我重写了！他认真地说：“农村的俚语我掌握得不多，你看看哪些不准确的就改过来……”临走时，王老师将册子与稿子一同放进了我的背包，一句“回去慢慢看”又让我回到了亲切、温暖的课堂。节目演出后反响很好，被选送到市里参加会演。在填写创作者姓名时，我想到了王老师，于是写上“集体创作”。

　　1977年恢复高考，我自然很激动。各生产队对复习迎考不反对，但一般不得误工，加之我底子很薄又无书本复习，便放弃了参考的念头。那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奶奶告诉我，下午来了一个30来岁、白白净净的人，说是来找我的，姓王，放下东西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一看，是油印的高考复习资料，还有一本地理书——一定是王老师！他来家访过一次就记住了这乡下的路！在那闹书荒的年代，这是多么宝贵的精神食粮啊！

　　过年后，我去学校看王老师。得知我准备参加高考，他很高兴，对我说：“大家的底子都差不多，要重视但不要成为负担。”五月农忙时节，距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又托学生带字条给我，督促我认真准备高考。然而，最终我落榜了。我十分失落，尤其想到王老师，心中更是愧疚。

　　后来，我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在某单位秘书科从事文字工作。我专程去他家报告：“我考上了电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半脱产学习。”他察觉到我复杂的心理，立即鼓励我：“好，电大也不错。中文是可以自学的，只要多啃书，勤动笔，就会有成果，鲁迅不就是学医的吗？”一席谈话，把我的负疚变成了发奋的动力。

　　前些日子，我在同学聚会上又见到了王老师。两鬓斑白的他已是教授，但依然低调而谦逊。得知王老师出版了多部著作，隔日我便去书店买回几本请他签名。他欣然提笔：“亚明好友存正”。刹那间，仿佛时光穿越，我又想起毕业时他赠我那本日记本时的情景，想起几十年来他始终不变的对学子的殷殷期待和无私的爱。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