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山“巴蜀符号”

与古蜀王子的故事

李后强

在四川雅安荥经县的中国桌山黑石公园内,有许多玄武岩石,其上刻有“天书”,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古蜀王子蜀泮在此抗击秦军留下的作品,与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江西广昌古源石刻、重庆彭水张飞岍石刻、四川阿坝九寨沟宝镜岩符咒摩崖石刻等“天书”一样,至今没有破解。我们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发现,黑石公园内的“天书”可能是“巴蜀符号”,是一个“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态。形象地说,“巴蜀符号”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因秦国灭蜀而胎死腹中,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巴文化的混合产物,好像认识但又不知其意,既有汉字,又有外来语。许多学者最近在桌山附近的峨边县、荥经县、洪雅县等地发现大量古代炼铜遗址,这可能是古蜀王子蜀泮铸钱的证据,正好与“巴蜀符号”相互印证。

《水经注》等史书记载,公元前316年秦军攻入成都之时,蜀王子蜀泮率3万蜀人,选择在中国桌山一带与秦军大决战,突围而出,远遁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自称为“安阳王”,建都于古螺,乃今河内近郊的东英县。根据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说法,安阳王(越南语:An Dương Vương)即“蜀泮”(越南语:Thục Phán)或“开明泮”,为鳖灵的后裔,为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蜀国王子蜀泮。越南学者陈仲金认为,公元前227年秦朝派赵佗攻打百越时,安阳王也向秦朝臣服,秦朝遂在越北地区设置象郡。法国学者鄂卢梭在《秦代初平南越考占婆史》(冯承钧译著集)中认为,蜀王子(蜀泮)在公元前210年乘秦始皇去世中国内乱,夺取象郡地区,自号为安阳王。越南历史资料记载,蜀泮在位期间,制造了灵弩,抵御了秦朝几次的进攻。越南历史学者称安阳王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巴蜀符号彩图(图源:荥经县博物馆)

知名纪实作家易旭东曾生动地写道,沿着“藏羌彝走廊”,蜀泮带领3万军队、2万匠民,忐忑不安的官吏,专司祭祀的巫师,负责筑城的工人,制造青铜器的匠人,还有成都城逃出的百姓……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丝衣,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梳着高高的锥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把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收藏、陪葬。军士中穿着较多的服饰,衣服上有明显凸出的纹饰,上身前后为云雷纹,两肘部为变形的夔龙纹。军士不论拈弓射箭,还是持矟挥刀,都身心合一,得心应手,进退自如……从成都至雅安,越大相岭,至汉源,再逾小相岭,至泸沽、会理,经云南昆明、楚雄,至通海,循盘龙江(清水河)……“蜀泮”一面与秦军作战斗勇,一面与沿途土著部落周旋斗智,与沿途许多部落联盟,被众多雒越部落推选为首领。加上沿途陆续加入的部落族人,有10万之众。这支由军人带领的移民队伍,大约在公元前315年末抵达越南北部。沿途建设了“泮溪”城,在越西、西昌、盐源、昭觉、会理等地,留下墓葬与青铜器。

不管怎么说,蜀泮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桌山一带英勇杀敌是事实。近年,在荥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一批军事墓葬,出土棺盖蜀纹,还有大量巴蜀式兵器,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另外许多符号刻在青铜器、印章上。这些符号叫“巴蜀符号”“巴蜀图语”“巴蜀文字”,主要出现在战国至汉初的巴蜀兵器、工具和印章上。出土地点主要在四川、重庆、鄂西、湘西、陕南等地,但中心在桌山。有学者推测,蜀泮想通过“巴蜀符号”表达对古蜀先王的尊敬、怀念。成都三洞桥战国遗址出土的铜勺勺面上刻了五个巴蜀符图,上排是鸟文、鱼文,下排为龟文、心文。鱼文,代指鱼凫;鸟文,代指杜宇;龟文,代指鳖灵;心文,如同虫状,疑为蚕丛。似乎在释说古蜀诸先王永远长寿,带有祈祷之意。图片

图源:严志斌、洪梅著《巴蜀符号集成》

我们在《巴蜀史志》2019年第4期发表了《世界难题“巴蜀符号印章”在四川荥经求解》一文,被引用较多。我们回答了学界关心的系列问题,比如,为什么巴蜀符号主要在战国船棺中发现?为什么在战国兵器上有这些符号?为什么许多巴蜀符号印章都有“王”字?为什么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荥经县?荥经巴蜀符号印章究竟包含什么内容?等等问题。符号印章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巴蜀符号印章最为诡秘,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或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无人破解。这类印章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主要是虎纹、手心纹、花蒂纹、卷云、水波和动植物等,而不是汉字(少数有混用),与中原玺印有很大不同。从1954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有20多处出土这类战国时期的奇特印章100余枚,地点遍及四川东西南北中。而在中国桌山附近就出土了80多枚,最为集中和丰富,因此中国桌山成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的突破口和主战场。

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我们用“还原法”(回到战国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思考)和“结合法”(把兵器与印章、符号与汉字结合研究),实际上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我们发现,巴蜀符号是一个“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巴蜀符号印章”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相当于今天的“驾驶证”“会计证”“工程师证”或“工作证”等证件,有“王”字的印章由官方颁发,没有“王”字的印章属于私人篆刻,类似闲章和肖形玺。今天能确证的先秦古印多属战国时期,遗存古玺约有6000余方,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官玺仅约300方,绝大部分是私玺。战国玺印是官吏佩戴和使用的印章,那时已有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的制度,每官均有相应的官玺,以作为其身份等级及行使权力的凭证。遗存官玺有铜、玉、陶等质地,多数为铜质。战国私人印章,今遗存的铜质居多。铜私玺形制多种多样,印体有方、长方、圆、椭圆、半圆及心形、月牙形、矩形等不规则形状。纽有鼻、亭、蛇、鸟、兽、带勾等式。私玺可分姓名玺、闲文玺、肖形玺3类。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玺文1～4字不等。姓名玺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50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闲文玺或称成语玺。遗存闲文玺有120余种,重文者达七八百方,分为修身类:敬身、敬事、中正、上下和等,此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深远影响;在桌山出土的巴蜀符号印章就有“王”“敬事”“富”“万岁”“可行”等汉字,这充分说明是战国私印而不是官印,属于修身和吉语类,因为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官印不可能随葬。有些印章可能是水师、商号的标志。有印章的墓主不一定是官员,可能是工匠技师,但有船棺又有印章的墓主肯定是官员,主要是大商人、皇亲国戚。

据专家推断,巴蜀符号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之前,在商(距今3620年)周(距今3068年)春秋战国(距今2790年)秦(距今2240年)时代处于演变之中。已发现的巴蜀符号“图语”超过二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军人也是一种职业,就是打仗的人,士兵也可以带私人印章,更要带兵器。在青铜兵器上雕刻巴蜀符号是为了辟邪、祝福、打仗安全胜利,这是古蜀原始宗教的产物,尤其是为道教创立打下了社会基础。道教就初创于中国桌山—瓦屋山,成型于大邑鹤鸣山,道教画符特别流行。在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有汉字“成都”和“公”,说明兵器不可私有,一定是公共财产。“成都”二字表示生产地。兵器上的不同动物饰纹(虎、龙、鸟、鱼等)表示不同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虎”有调兵权。战国时代成都的漆器更有名,远销海内外,在江西海昏侯墓葬中都有。在荥经县出土的战国漆器上,就有“王邦”等汉字。商场如战场,也要“打仗”,因此商人要有标记符号,这就是印章。

为什么巴蜀符号主要集中在中国桌山?这是因为桌山是战国时期西南的主战场,特别是蜀泮与秦军作战的古战场。历史上的荥经是巴賨人所在地,是陶器发源地,是岷山王国和青衣羌国所在地,是古代铜器生产地,是严道铜山“国家银行”注册地,是古代邮传地(严道邛邮),是古代商贸中心。印章起源于陶艺,最早由巴賨人使用。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砂器与古城相生相伴。荥经砂器的历史远在宜兴紫砂之前。仅从秦惠文王建筑严道(前312年)算起,就有2300年左右历史。实际上,荥经黑陶是8000年前古陶的活化石,在荥经最早出现陶印。秦代陶印与战国陶印不同,基本上都使用标准小篆文字,只有极个别留有战国书体的风貌。战国七雄烽火硝烟,严道古城偏处一隅,商旅往来增多,严道日渐兴盛。因此中国桌山出土“王”字印章最多,主要是官方往来很多。

考古专家发现,春秋战国时的陶器其原料、配料、器型、制作工艺已具备了荥经砂器的主要特征。西南民族大学王明亮在《巴蜀印章的出土及研究现状》一文中指出,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巴蜀符号印章(现在有80多枚),是最为集中的一次。古严道城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牦牛道的起点。荥经古严道文化早于广汉三星堆文化。荥经最初居民是巴賨人及氐羌系统的徙、笮、青衣等族人和外来的楚人。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楚庄王之后裔岷山庄王,约于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以荥经城为中心,由楚人建立了附庸于楚国的岷山王国。荥经县在岷山庄王管辖时代,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所以成为楚国从丽水地区运送黄金的转运站。公元前6世纪时,荥经便已是蜀国开明王朝的铜冶基地,“钱袋子”,同时也是开明蜀国的铜器、牦牛、笮马贸易的中心。从成都起经严道至云南,可直达缅甸北部,再转至印度。

2004年发现于荥经县的东汉“何君尊楗阁”摩崖石刻便印证了此路的存在,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杖。从严道古城发现的春秋至秦汉的各类墓葬及出土文物主要有:大批青铜器、炊具、印章、陶器等。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漆器(奁盒、扁壶、耳杯、剑),木器(梳、蓖、杖),陶器(罐、釜),竹器(笥、筐)等。发现的漆器填补了四川作为漆器生产基地而未出土实物证明的空白。其中一件漆奁盒上刻有“成草”二字,经专家鉴定,成都在得名前,就有“成草”“成亭”之称,为成都得名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说明荥经与成都关系很紧密。荥经符号印章就是军人将士、制陶技师、铜矿工匠、邮传工人及商人的证书,是身份和技能的标志。

中国桌山巴蜀符号印章究竟包含什么意图?1981年,荥经烈太乡战国墓葬出土的一枚印章上,印有汉字“百”。后来还发现有些印章印面有“富”“月”“田”“十”“心”“万岁”“敬事”“可行”等汉字。更有意思的是还有汉字“铎”,这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的印章,说明与政府、宗教有关。除汉字外,印章上其他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至今还是个谜。在中国桌山的古蜀符号印章中,还有“手”“心”“月牙”“树木”“凤鸟”“三角”等几何符号。我们认为,“手”表示做事、干活;“心”表示良心、爱心,思念、忠诚;“月牙”表示公正、清廉、明察秋毫;“树木”表示大自然、生长;“凤鸟”是中国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记载,凤鸟,指凤凰,帝舜时和周文王时都曾出现,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三角”尖端向上表示男性,尖端向下表示女性。可见,荥经巴蜀符号是借助大自然表白自己愿望的图语。这些印章中多数是铜铸(荥经是铜产地),形状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字形或月牙形。生动而具象化的印面,几何线条分明,图案对称,传递出古人讲求和谐统一的思想。一幅幅生灵与天象对话的抽象的古老的印面,隐藏着多少历史信息,值得深思。

许多学者认为,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符号;有的说巴蜀印章可能是一种边关使用凭证,有的说印章不过是古人的腰间饰物……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巴蜀印章具有军事用途,因为在严道古城遗址周围的军事墓葬里,与巴蜀印章一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兵器上也有类似的神秘符号。

符号是象征物,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现存中国铜印的发端是商代晚期的“亚罗示”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亚罗示”是晚商一贵族的族氏及人名,相似的铭文可在晚商时期的青铜器上找到。先秦时期使用印章作为个人和社会机关的信凭印记,官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私印,在民间还并未广泛普及。至汉代,印章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是贵族和官员群体使用,社会应用也变得更加广泛,这就导致了印章从信凭工具向艺术品的转变。

荥经县博物馆标记LOGO就是一枚巴蜀符号印章。其中有一个“王”字,还有尖形S、五星、七星、～、9等符号。我们认为,这是一枚“公务员”的私章,因为有“王”字。其他符号是用自然形态表示自己的愿望,保佑自己或亲人。尖形S表示2字,意思是双方、阴阳、合作、天地等,是太极的原始图形,做生意就是合同、契约。“五星”是魔法符号,表示太阳、生命、健康、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七”是大自然创生的基石,“七星”表示星辰、周期、“北斗七星”、方向、指南针。～形,表示水波、船工、职业。9形,表示虎尾、卷云、天上。荥经县博物馆LOGO的含义就是“为国家做水运,昼夜风雨兼程,上天保佑,健康平安归来”。这枚印章实际是“劳模”证书,技师证书。这些印章是青铜器中的小不点,大似铜钱,小如纽扣,最重几克,主要便于携带和远行。活人把印章拴在裤带上,人死后随葬,放在腰部,表明是重要物件,随手可拿。

荥经县博物馆标记LOGO巴蜀符号

严志斌、洪梅编著的《巴蜀符号集成》(2019年7月出版)收集巴蜀符号器物835件,另附录48件,对于巴蜀符号的时期、种类、特点、规律以及载体、材质与符号对应关系等,做了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对于272种巴蜀符号归纳出人形12种、动物形26种、植物形33种、器物形31种、建筑形20种、几何形150种,对于我们研究巴蜀符号非常有用。根据《蜀王全传》记载,鳖灵(炳灵)应该是贵州遵义市附近(鄨水)的人,治理岷江沱江有功,开明王朝存在300多年(公元前666年至公元前316年),共历十二世,末王芦子霸王与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11年)有很多交往。《水经注》根据《交州外域记》记载了蜀王儿子、安阳王、媚珠与南越王尉赵佗的史事。根据《大越史记全书》《华阳国志》《蜀王本记》《水经注》等历史资料,我们推测鳖灵的开明王朝一直把桌山铜矿作为自己的“钱袋子”,在荥经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和军事基地,因此留下大量巴蜀符号,至今在桌山—瓦屋山还有炳灵寺,在山顶有炳灵墓,在桌山附近的峨边县发现大量高碳铜矿和冶炼遗址。末王芦子霸王的儿子蜀泮对于中国桌山早已熟悉,为了安全甚至可能长期驻扎桌山,并在荥经、洪雅、峨边等地炼铜铸钱,公元前316年秋在桌山与秦军作战至少半年,终因3万蜀人抵挡不住秦国20万大军的猛烈进攻,只好继续南迁。开明王朝及蜀泮在桌山附近留下的古战场、军人坟墓、巴蜀符号、炼铜遗址以及古代桌山百姓踊跃参军、英勇杀敌、与蜀泮生死与共的事迹,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参阅金其桢著《中国历代珍奇碑刻考探》发现,巴蜀符号类似贵州安顺《红岩碑》、贵州雷公山《苗文碑》、福建漳州《仙字潭摩崖石刻》、浙江台州《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仙居中央坑摩崖石刻》、江西《广昌古源石刻天书》、山东寿光仓颉墓石室《鸟迹书刻石》、四川阿坝《九寨沟宝镜岩符咒摩崖石刻》、重庆綦江《手心文石碑》、重庆彭水天书《张飞岍石刻》等奇怪文字,至今很难破解,但几乎都是先秦作品。在中国桌山黑石公园内的大型玄武岩石上,也有大量类似“石刻天书”,人工痕迹很明显,大概率是蜀泮在此地留下的纪念符号。图片

广昌古源石刻“天书”

图片中国桌山黑石公园的石刻“天书”

总之,我们认为,“巴蜀符号印章”是处于过渡态的图字,是中原汉字与巴蜀图字的混用,古巴蜀文字因为秦国入侵而胎死腹中。严道古城的陶器、铜器、邮传、商贸、茶叶、水运等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实力雄厚,因此成为开明王的经济大后方和军事保障地,成为蜀泮战斗的地方,成为巴蜀符号印章出土的集中区和富集地。中国桌山黑石公园内玄武岩石上的石刻“天书”,可能是战国时期越南安阳王蜀泮留下的誓言或寄语。

写于2024年9月22日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后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