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渝铁路的修建

探析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内涵

刘祯贵

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大西南期间就对如何搞好经济工作十分关心,从其领导成渝铁路的修筑就可得以证实。西南解放伊始,百废待兴,在邓小平提议下,西南军政委员会所作出的第一个重大部署就是修建成渝铁路。成渝铁路从1950年6月破土动工,到1952年“七一”全线通车,是新中国铁路建设史在四川这块土地上首创的建设奇迹,是邓小平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西南的具体实际,贯彻经济建设交通先行思想的一个重大典范。在领导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初步提出了一些经济建设思想。

邓小平、贺龙等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志筹划成渝铁路建设(刘德元 供图)

一、经济建设要有全局观,从全局角度推动经济建设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之初,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深切感受到成渝铁路的兴建对于西南地区百姓生产生活的恢复以及服务西南地区各项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二野即将挺进大西南之际,邓小平就在思考怎样使四川人民修筑铁路的愿望变成现实。在指挥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之前,邓小平就从全局提出:“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邓小平前瞻性地提出成渝铁路是建设大西南的重点,表现了非凡的胆略与气魄,展示其全局发展经济的观念。

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由来已久,也是成渝两地人民的迫切愿望。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为控制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四川,英、日、法、俄等国纷纷向腐败的清政府提出修筑川汉铁路(成渝铁路属其西段)的计划。对此,四川人民则是针锋相对,喊出了自主修筑川汉铁路的呼声。作为全国最早的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于1904年1月在成都市岳府街成立。因股款不清,川汉铁路于1907年3月又改为商办。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不顾人民群众反对,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卖给了英、德、法、美四国。清政府这一收路卖路行径,引发了湘、鄂、川、粤等地人民发起的“保路运动”。由于清政府疯狂镇压“保路运动”,激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怒,致使保路请愿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民国时期,成渝铁路的修建问题多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12年宣布川汉铁路改为“国营”,后因战乱不休,军阀割据,成渝铁路修建之事被搁置多年。前四川督军周道刚、善后督办刘湘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两度倡议修建成渝铁路,并向人民预征筑路税款。成渝铁路工程局于1936年6月在重庆成立,施工断断续续,进展相当缓慢。1945年抗战结束后,美国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纷争,曾打算从援助欧洲的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修筑成渝铁路,后因国共谈判破裂而没有结果。1946年,国民党政府因军事需要,成渝铁路再度复工。然而,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时,成渝铁路完成的土石方及桥、涵、隧道仅为设计工程的34%,寸轨未铺。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取得胜利,大西南得以解放。刚刚解放的大西南百业待兴,邓小平从大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全局出发,提出以兴建成渝铁路为突破口,促进四川地区经济恢复,带动西南百业发展,由此掀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西南重建的序幕。建国之初,在讨论三峡筑坝影响铁路需改变设计问题时,邓小平亲自召集会议,邀请水利电力、城市建设、铁路部门的领导和知名专家座谈研究,指出:“如果十年内还提不出三峡大坝设计文件,那么成渝路就不能等十年后才施工。十年之内成渝铁路早已建成,而且投资也已经赚回,到那时如果九龙坡一段需要局部改线,再考虑也不迟。”由此可见,修筑成渝铁路是在深思熟虑、实事求是、调查论证、权衡得失后,从经济建设全局角度毅然制定的。

1950年初,邓小平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的任务应该是: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重庆的交通机构,恢复西南的水陆交通,支援西南各省区的经济恢复,支援进军西藏,接收国民党在重庆的成渝铁路机构人员,积极筹备修建成渝铁路。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庆祝兴修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将兴修成渝铁路放到一个极高地位,他说:“我们不但敢于推翻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一定会取得伟大的胜利,两年内建成成渝铁路的任务一定会实现。”

1952年6月7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73次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成渝铁路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热闹一下还是需要的。”从全局角度推动经济建设,并以兴建成渝铁路为经济建设突破口,在经济上有力促进了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物资交流和社会进步,这是邓小平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具体实际,从全局角度进行经济建设思想的一个重大典范,对于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实践证明,修筑成渝铁路是一个大胆而具远见卓识的决策,正如时任内江专区筑路地方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励所说:“在经济战线上抓关键,牵‘牛鼻子’,反映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

二、经济建设要以人为本,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在修筑成渝铁路过程中,邓小平强调要以人为本,争取人心,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从为人民服务角度搞好成渝铁路的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49年6月2日,根据毛泽东“小平须准备去四川”的指示,邓小平率二野解放西南。7月16日,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随后又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从小就熟知“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熟知修建铁路对四川人民的重要性。在肩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营西南”的历史重任后,建设成渝铁路的宏伟蓝图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进驻重庆,邓小平在西南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部署。12月31日,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说:“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

邓小平坚持人民铁路人民建,人民铁路为人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发挥群众力量。修建成渝铁路期间,组织有107500人的民工参与建设,其中投入的失业工人达18981人。邓小平在庆祝兴修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的致辞中提到,“技术人员也要重视群众的意见”。此外,邓小平还专门指示同意西南铁路工程局党委会确定依靠群众完成修路的工作方针: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之认识修筑成渝铁路的政治意义,认识修路的光荣,自觉自愿地积极参加,才能胜利地完成任务。由于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成渝铁路沿线还有很多农民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看到哪里需要人手就在哪里干活。不少人甚至将家藏的寿板、房料等无偿捐献出来作铁路枕木,成渝铁路所需的129万根枕木,就是沿线群众砍伐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备齐并送达工地的,并及时为沿线筑路大军供应了充足的粮食,沿线群众更是积极参加了养路、护路工作。

人民群众成了修建成渝铁路的主力。成渝铁路线路总长505公里,整个工程共需完成土石方4211.3万立方米,需修筑隧道43座,修建大桥7座,中桥77座,小桥353座,涵渠1195座,架设电线7115.71公里,需修建各类房屋23万平方米。在邓小平等的具体领导和指挥下,在广大军民共同努力下,成渝铁路工程进展顺利,1950年8月1日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以每天铺筑5公里又30尺的进度推进,1951年6月30日铺轨到永川,12月6日铺轨到内江,1952年1月26日铺轨到资中,6月13日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至此,经过10万多军民的努力苦战,全长505公里的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

三、经济建设要交通先行,以铁路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突破口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要交通先行,以交通的发展推动经济建设。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就经常提及:“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西南地区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工作计划时,明确指出要“着眼于修成渝铁路”。1950年2月8日,经刘伯承、邓小平提议,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项重大部署,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随即,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派交通部部长赵健民赴北京向党中央及铁道部汇报有关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方案。

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然后呈报毛泽东主席。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批准修建成渝铁路计划方案时特别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邓小平决定以旧政权的成渝铁路工程局为基础组建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3月21日,重庆铁路工程局(同年6月12日改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挂牌成立,赵健民为局长兼党委书记,赵锡纯为副局长,萨福均为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此外,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迅速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充实成渝铁路各级领导班子,加快成渝铁路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为解决成渝铁路修建的技术问题,根据邓小平提议,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留用原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全部技术人员。1950年4月,重庆铁路工程局派出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分赴工地沿线,并按铁道部的部颁标准重新对成渝铁路进行勘测。1952年6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明确指出:“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庆祝兴修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的致辞中再次强调:“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

四、经济建设应军民融合,军队带头参加经济建设

邓小平认为,军队应该在经济建设中打头阵,带头参加经济建设,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成渝铁路,是在国民经济尚待恢复和缺乏必要施工设备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为减轻人民负担,邓小平决定“军工带头筑路”,在地方动员组织工作尚待开展之前,先抽调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组成军工筑路队开始铁路建设。1950年5月,邓小平在讨论成渝铁路有关问题的会议上强调指出:“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庆祝兴修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再次提出:“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在邓小平“军队带头筑路”的指示下,西南军区首批奔赴成渝铁路沿线工地的是4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之后,西南军区又抽调3万多名官兵,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参与成渝铁路建设。

1950年6月15日,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邓小平亲自致辞,贺龙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筑路大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筑路大军高举“开路先锋”旗帜,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军区分别组成的四个总队共30174人,开赴施工现场,拉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解放军官兵原系南征北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雄部队,现在成为开山挖岭、修建桥梁的成渝铁路劳动大军,边战斗、边生产,虚心学习施工技术,迅速高质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到1950年10月,5个军工筑路队工效达180%。

1950年10月,军工完成第一期工程任务后,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各军工筑路队于1950年11月底相继归还建制,工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1950年11月15日,邓小平签发了《为动员民工完成成渝铁路土石方之指示》,11月25日召开民工筑路会议,接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成立民工筑路指挥部,组织高达107500人的民工接替部队继续修建成渝铁路。1951年2月,西南军区工兵部队7000名指战员接替各军工总队任务,同时军区还派来两个步兵团,负责铁路沿线的治安保卫工作,之后这两个团改编为铁路公安武装。

据统计,整个成渝铁路修筑工程中,前后共计投入军工28646人。军工筑路全期出勤164.7万标准工,完成土方89.9万立方米、松石46.4万立方米、坚石88万立方米、路基打夯19万立方米。成渝铁路军工筑路模式,不仅发扬了人民解放军高贵的革命品德与优良的作风,模范地完成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任务,树立了经济建设军民融合、军队带头参加经济建设的典范,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应实行军民融合的思想。

五、经济建设应厉行节约,就地取材

邓小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都较落后,经济建设应厉行节约。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成渝铁路的修建,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钱,厉行节约。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致辞说:“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面对如何解决好恢复生产与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邓小平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修建成渝铁路,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铁路开工之中。当时,西南地区刚解放,财政经济相当困难。邓小平特别指示,西南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成渝铁路建设,政府财政首先要保证成渝铁路施工的开支。1950年至1954年,成渝铁路共由政府投资15583万元,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在成渝铁路整个工地和铁路沿线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热潮。工程技术人员施工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此外,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已修筑的成渝铁路的路基、桥墩、桥洞等既有工程认真仔细地鉴定并尽量利用,也为成渝铁路早日建成通车缩短了工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开支。

修筑成渝铁路确需大量资金(原估算需2.5亿公斤大米),当时西南全年收入约为40亿公斤大米,邓小平要求保持与发扬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精神,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所需木材、沙石、竹器、生铁等建筑材料可就地取材。成渝铁路在施工中多用价廉的石料而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全线43座隧道,1950年后新建的28座隧道的边墙全为石砌,隧道拱圈有23座是石拱。新建桥涵圬工总量40.2万立方米,其中各种料石、片石、卵石及碎石等石砌圬工占90%以上,混凝土只占8.6%。全线共有石拱桥827座。这就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

由于按照就地取材、厉行节约的原则,成渝铁路所用的全部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全部都是在四川当地制造的,桥梁、涵洞工程大量使用当地生产的石料,节省了许多钢材和水泥,既经济又耐用。从造价看,成渝铁路全线总造价为人民币19014万元(其中政府投资15583万元),每公里平均造价37.65万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丘陵地区完成的最快最省的铁路。

六、经济建设应尊重人才,大胆使用专家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人才。成渝铁路东端是丘陵,西面则是平原,地形地貌相当复杂,不少人对于能否成功修筑成渝铁路持怀疑态度。对此,邓小平对成功修筑成渝铁路充满信心:“干得成,我们也有专家。”

学有专长的陈修和是我国留学法国的兵工专家,为完整保护沈阳兵工厂作出过贡献。邓小平于1949年6月和7月两次与他谈到修筑成渝铁路的事。邓小平对陈修和说,将来西南、四川解放后,接管、安置和恢复生产的任务很重,很需要技术人才,欢迎他回去参加接收和建设,并请陈修和物色一些兵工技术人才,写一份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陈修和不负所托,撰写了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并为西南建设精心物色了几十名兵工技术专家,专门组成一个建设西南地区的技术大队,随同刘邓大军到西南地区工作。

在整个成渝铁路修建工程中,邓小平提出要大胆使用旧工程技术人员,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虚心听取专家建议,并让专家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和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及劳动积极性。邓小平明确指示:“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给予从优照顾。”邓小平重视人才,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的指示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专家们深受感动,在修筑成渝铁路过程中努力工作,竭尽所能报效祖国,力争早日建成成渝铁路。

人才为成渝铁路顺利建成提供了必备条件。邓小平把我国知名的老铁路专家萨福均调任西南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负责成渝铁路全线的技术领导工作。著名铁道选线专家蓝田,为精测线路,从重庆沿长江步行到朱杨溪,又从内江沿沱江走到金堂,对成都到乱石滩一段提出改线方案,缩短线路里程23.8公里,提早完成工期,替国家节省150亿元(旧币)的材料和施工费用。后来援华的苏联专家听说了这段往事后,连称“如果在苏联,这样的贡献完全可以获得‘红旗勋章’”。在旧中国铁路部门干了16年的筑路专家刘建熙在成渝铁路施工到西端时,因地制宜,提出将架设在资阳以西的几座由重庆生产的厂制水泥梁,改为就地依照厂制尺寸灌注,为保证成渝铁路按时铺轨起到积极作用。资中工务段段长陈祖堂,对闪将坳一段提出改线方案,提高了线路标准,而且缩短线路2.3公里。老工程师郭彝和资阳工务段段长谭其芳对资阳黄鳝溪一段进行了改线,避免了线路水患。

上述重视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例子,在成渝铁路修筑过程中,不胜枚举。

七、经济建设应重视文物保护,反对官僚主义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重视文物保护,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邓小平特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来著名学者张圣奘。邓小平对张圣奘说:“四川人盼望几十年的成渝铁路已动工兴建了,四川历史悠久,几个朝代在四川建都,地下地面的文物都很丰富。据报,在资阳地方发现了许多文物,去年(1950年)11月在这个地方一处就发现西汉时期65件珍贵文物,川西行署和省博物馆同时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们研究后,决定加强对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出了布告,但是参加筑路的除了部队外,更多的是民工,他们对文物陌生,为了在修路中不丢失和毁坏文物,为了向沿途各县转达保护的法令,请你出任考察团长。”

邓小平还特别对张圣奘说道:“能够花大力气发掘更多的地下文物,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文化就好了。”邓小平还考虑到张圣奘年事已高以及蜀道难行的问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乘滑竿。1951年3月9日,在张圣奘带领下,考古团从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基坑里挖到了一个距今几万年的人头骨化石。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一面回电嘉奖考古团,一面指示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政务院,并派专人将人头骨化石送到北京鉴定,确认它是我国唯一早期真人类型、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5万多年历史,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的重大发现。后来,国务院把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中桥基坑出土的人头骨化石命名为“资阳人”。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文物保护,同时也要“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邓小平特别指出,修铁路我们没有修过,是我们不懂的新事物,要处处小心谨慎,开工后还会遇到预想不到的困难,要随着工程的进展,及时总结,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致辞说:“我们今天订出修路计划,开始兴工,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真正的困难是在开工之后才能发现”,必须“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为此,邓小平立足成渝铁路修建实际,加强统筹协调,所主持的西南局“一个电话一个电报,3万军工、10万民工,高峰时军工民工达15万人,129根枕木都解决了。”

八、经济建设要坚持统一战线,争取各方面支持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要争取各方面支持,要坚持统一战线。修筑成渝铁路,邓小平认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铁道部领导的支援,并亲自到铁道部找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邓小平说:“四川人民、西南人民对修成渝铁路是盼望了几十年的,是十分迫切的,对修铁路从地方上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铁道部加强领导一定会很快地修好修成。”为协调铁道部和地方力量修筑成渝铁路,邓小平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赵健民兼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

为加强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方支持,西南铁路工程局曾成立“统战工作小组”。面对修筑成渝铁路的难题,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士多次开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反复研究。针对以前在国民党铁路部门工作的职工产生能否修成渝铁路的疑虑,邓小平说: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多年,总是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事实来看我们,这样光讲道理他们是不会信服的,待我们的实际工作开展起来了,他们自然就会相信了。

邓小平大胆使用国民党旧政权工程技术人员,让他们有职有权,并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以调动他们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积极性。他同意西南铁路工程局党委会确定依靠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修路的技术问题的方针。按照党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指示,西南铁路工程局对于成渝铁路使用的旧政权工程技术人员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尊重,生活上要关心,一视同仁,都分配了适当工作。如,原国民党成渝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姚章桂、胡懋康仍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原天兰铁路工程局局长吴启佑为西南铁路工程工务处长;原交通部湘桂黔铁路工程局都筑段工程处处长刘建熙为西南铁路工程工务处副处长。据统计,成渝铁路不仅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各铁路机构在西南的2573名员工,而且在1950年初又从社会上招收了失业的工程技术和其他专业人员450名,组成了学习大队。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同时举行。邓小平出席在成都举行的通车典礼,并为《新华日报》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他还邀请了当时许多四川耆宿如熊克武、但懋辛、刘文辉等人参加,请他们亲眼目睹共产党人为实现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愿望的办事效率。亲自见证了成渝铁路风雨变迁的民主党派人士、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撰文盛赞成渝铁路的通车“使我欢欣,使我振奋”,并代表各民主党派表示“更应向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致其庆祝与拥护之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说:“成渝铁路的兴建证明了今天的人民政府是真正替人民做事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这样的成绩。”

1952年,邓小平为成渝铁路建成通车题词(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它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为1953年起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揭开了序幕。在政治上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治理国家的决心和能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的建成,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成渝铁路的胜利通车,“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打破了某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祯贵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