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认知非遗 传承文脉

周祥生

在国内,“非遗”是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习惯性简称,依据我国社会性的语言习惯和网络用语的普及程度,大部分人还是能理解“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不会产生异议。

在国际上,“非遗”的叫法则与国内有所区别。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提出了非遗的基本叫法,称之为“无形文化财”;欧洲的部分国家又把“非遗”叫作人类口头文化遗产。东西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助与推动,逐步唤起人们对“非遗”系统性认知的欲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对这种认知欲望高度重视,但在当时仍不能准确称谓或定义“非遗”。

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第十七届会议,首次提出“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为人类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这项制度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29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系统中担负着保护和促进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特殊职责,尊重和承认文化多样性”,并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是教科文组织对人类不同类别的文化主权的极大尊重,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

近两年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又意识到“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因为缺乏保护这种遗产的资金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等因素,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从人类的视角首次对“非遗”下了定义。

以保护视角回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日本早,称之为“民族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工程”,起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20世纪80年代后又续起,与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基本的对称继承性,二者也可简称为“民保工程”和“非遗保护”。2000年后,我国成功申报昆曲、古琴艺术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报党中央同意,我国正式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员国,担负和履行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责任。

自此,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研究日益加强。2005年一季度前,从国家层面一直到县区乡镇,全国文化系统完成非遗保护干部队伍专业职业培训;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对什么是非遗做了基本界定,从国家到基层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政府工作序列,作为政府常设职能部门常态化引领和指导社会各领域深入、规范、有效开展国际和国内两个界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7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1年颁布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法律层面界定什么是非遗。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已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43项,位居世界第一。

此前的70余年间,有关国际性文件相继发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国际相关领域对人类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所做的积极探索,集中体现了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欲望和保护意识的强烈性、紧急性、迫切性,全世界至少已有19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签约国(有极其少数国家签约后又退出),承认和支持在这些文件中形成的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概念。截至目前,世界上签约的国家和地区稳定在190个左右。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文化成果的特殊贡献,其文化根脉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中,古代巴蜀文明和四川文明一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代巴蜀文明和四川文明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根系和脉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见证。我们必须坚信,有人类的存续,就一定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我们必须坚信,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存续,薪火传承直到永远。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祥生(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