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1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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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贤皓的部分著作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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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郁贤皓,1933年生,上海人。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李白丛考》《唐刺史考》《李太白全集校注》等。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着一套郁贤皓先生捐赠的《李太白全集校注》,捐赠时间是2021年5月。这部2016年出版的著作,是郁先生毕生研究李白的结晶。翻开赠书,他批阅、修改的笔迹触目皆是。可以想见,从此书出版到捐赠的5年间,当时已年过八旬的郁先生,仍然在孜孜不倦地修订着自己的著作。

在有着“江南文枢”之誉的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先生是继孙望、唐圭璋、段熙仲、钱仲联等老先生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之一。他从李白研究入手,于唐代文学、唐代历史研究中遨游,硕果累累。

章黄后学

郁贤皓先生1933年生于上海,少年失学,12岁就到上海光华电业制造厂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做过文书、干事,还做了几年新闻工作,积累了扎实的文字功底。1957年,郁先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走上学术之路。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孙望先生的主持下,南师中文系汇聚了不少古典文学名家。孙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求学,得到黄侃、胡光炜、吴梅、商承祚、胡翔东等先生指导,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郁先生师从孙先生,在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上都受到孙先生影响。孙先生经常教导学生:“要为自己选定一两部书,准备花毕生最大的精力去从事研究。要有勇气在这一两部书的钻研中取得度越前人的成果,具有独创的见解。”郁先生一生精研李白,其学术方向的选择正源于此。孙先生极欣赏清代乾嘉学派脚踏实地的考证方法,认为“无论搞诗文的注释分析,或者搞诗人作家的年谱,都离不开考证。做学问必须对作家的每一个交游设立专案,从各有关书籍中找材料,凭借史料分析、考证,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才能‘知人论世’,在此基础上写出的文章才是坚实的。”(郁贤皓《道德文章皆吾师:介绍孙望先生》)同在南师中文系任教的徐复先生,是章太炎、黄侃的嫡传弟子,同样重视考证,推崇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郁先生的李白研究重视作家交游、注重细节考证,就是受到了这种学风的影响。1961年,郁先生毕业留校,教古代汉语,继续研读清代朴学家著述,并旁听南京大学黄淬伯先生讲《一切经音义》、洪诚先生讲《古书疑义举例》,夯实了小学基本功。1963年,因徐复先生推荐,郁先生受邀参与《辞海》修订工作,1965年修订完毕。1973年《辞海》继续修订时,郁先生参与“示”部至“羊”部的修订和审定工作。此后《辞海》历次修订,郁先生都作为编委兼分科主编参与其中。

1978年,孙望先生的大学同学、著名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受聘至南京大学任教,住处离郁先生家很近。当年冬天,郁先生便随孙先生拜访了程先生。郁先生介绍了自己当时的研究工作,程先生告诉他:“做教师不能只做教书匠,教书是为了培养人,培养人首先要不断提高自己,所以还要做学问。做学问首先要脚踏实地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排比考证,你的做法是对的。第二步才是在考证的基础上从事理论研究。”“有的人只做第一步的工作,不做第二步的工作,是可以的。有的人只做第二步的工作,第一步的工作不做,则断断乎不可。”程先生这里说的“第一步”工作,是指全面仔细梳理研究对象的所有资料。程先生的鼓励,让郁先生充满信心,此后经常上门求教。

钟情李白

郁贤皓先生对李白研究情有独钟。

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出于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爱好,郁先生对此书中关于李白的部分认真读了好几遍,“我觉得其中有不少精辟见解,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那时的李白研究,多局限于诗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对李白的生平事迹和交游缺乏深入稽考,未能做到知人论世,因此对作品的理解多流于主观臆测,破绽百出”。当时,学术界对于李白的出生地、一入长安还是两入长安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直接影响了对李白作品的分析和理解。于是,郁先生决定把李白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从考证李白的生平事迹及其交游入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点和难点。他认为:“如果宏观的理论研究没有大量的微观的实证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那宏观的‘理论’必然流于空论,甚至会出现错误的结论。”

改革开放后,郁先生陆续发表十余篇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李白的事迹与交游。1982年,这些文章被结集为《李白丛考》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出版,这也是郁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他自己评价该书:“通过深入考证,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为正确地深入研究李白生平思想和作品打下了一定基础。”

《李白丛考》证实了李白一生“两入长安”。20世纪60年代以前,学界一般认为李白一生只到过长安一次,即天宝元年(742年)秋奉诏入京待诏翰林,天宝三载(744年)春离开长安。1962年以后,逐渐有学者质疑该结论,并提出“两入长安”的观点。郁先生的《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论文,剖析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一语,解析李白诗作《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的“三见秦草绿”,将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的情感表达与张九龄《张说墓志》参证,又通过李白多篇诗作分析出两次入长安的时间与路径差异,得出结论:李白于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停留三年,于天宝年间第二次入长安,仅停留一年。在现存李白诗篇中,有的作于终南山隐居之时,有的作于邠州、坊州应酬之际,这些作品均作于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之时。彼时李白未求得官位,故自由往来于长安周边,非天宝年间入长安之事。郁先生从五个方面证实了李白两入长安的时间和路径,使两入长安之说得到实证。郁先生自己说:“李白两入长安的发现与被普遍承认,不仅解决了李白生平事迹中的一个难题,而且对李白许多重要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须重新研究,乃至李白的创作道路也必须为之改写。”在此之前,学者在李白一入长安的背景下,将《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等诗系于天宝三载(744年)之后。随着“两入长安”说的成立,学界对于李白诗歌的创作历程有了全新理解。

对李白交游的考证,是郁先生李白研究中创获最多的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与宋之悌、道士吴筠等人的关系上。《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一文推翻了将《江夏别宋之悌》系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错误,并指出宋之悌乃初唐诗人宋之问季弟,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前。可知李白在此时就已经创作出工稳的五言律诗,他的五律不是直到人生晚期才成熟。《旧唐书·李白传》记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郁先生在《吴筠荐李白说辨疑》一文中,结合李白自己的文章以及其他史料,指出“筠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有误,进而指出李白于天宝年间待诏翰林乃玉真公主之荐。

郁先生对李白生平事迹、交游对象的考察,既补正了史料记载,也为研究李白诗风发展提供了可靠材料。

以对李白生平、交游的研究为基础,郁先生开始了对李白诗文的整理工作,删伪补遗、校勘、笺注、评笺,于是就有了《李太白全集校注》。此书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参校诸本以及历代总集。郁先生将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都融入每篇诗文前后的“题解”“校记”“注释”“评笺”“按语”之中。《古风》“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句,郁先生的按语是:“此诗当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春游洛阳时所作。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己丑,玄宗幸东都,由此可知是年春天百官在东都上朝全为写实。第一段写阳春三月,天津桥边千家万户桃李盛开,鲜花艳丽,动人心魄……”这种细致的解析,离不开深厚的史学、文献学基础。

由文入史

在研究李白的过程中,郁先生发现:“唐人诗篇中提到的交游常有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而不知其名,因此不知诗的写作年代,很难深入理解诗意。”他由此想到可以编一部唐代地方长官的工具书,这一学术计划得到程千帆先生的极力赞同:“这确实是学术界非常需要的书。唐代有许多诗人当过刺史,诗文中提到的刺史就更多,有的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如果能把名字考出来,考出此人的事迹,那就是对学术界很大的贡献了。这样的书,研究唐代文学、唐代历史、唐代社会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先生还建议将此书定名为《唐刺史考》。

1987年,《唐刺史考》出版,“全时全地”地对唐代地方行政长官的姓名、任职时间、行迹进行考察。在时间上,此书所考列州刺史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与唐代国祚相当。在地域方面,此书基本涵盖了唐代所有州郡。在编撰理念上,郁先生不仅注重传世文献,也注重出土文献,大量引用唐人墓志拓片。为了搜求这些墓志拓片,他曾到南京图书馆请版本目录学家杜信孚先生帮忙,“他听了我的来意,很快就把我所需要的《芒洛冢墓遗文》等石刻资料书一一拿了出来。他还告诉我,馆内藏有《千唐志斋藏石》拓片,近些年几乎没有人查阅过,说着,就热情地把沾满灰尘的几捆拓片都搬了出来交给我阅读。这些拓片虽然缺了二十多张,但使我从中获得了许多重要资料。”1983年暑假,郁先生带着助手方义兵到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查阅隋唐五代墓志拓片,二人连续工作十余天,将馆藏的一千多张隋唐五代墓志拓片翻阅完毕,摘录了大量资料。《唐刺史考》所引用的这些墓志文献,为学界提供了许多便利。

《唐刺史考》出版后,郁先生又开始对其进行增补,经十余年艰苦精研,于2000年出版了《唐刺史考全编》。此书补充搜罗了十余年中新出土的唐代文献,对其加以整理、排列、考订,订正了原书百余处错误,新增2000多个刺史的任职情况。

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杜牧、韩愈等诸多唐代诗人,都做过地方官。利用《唐刺史考全编》,读者对于这些诗人的生平履历,一检即得,并可以由此考察他们的交游情况。《唐刺史考全编》考证出崔玄亮长庆三年(823年)至宝历元年(825年)为湖州刺史,由此即可确定白居易多篇诗作中的“崔湖州”都是崔玄亮。因此,此书虽为史学著作,但对文学研究也很有帮助。

在文献研究方面,《唐刺史考全编》汇集了各种唐代史料,将众多唐代州郡长官的资料搜罗殆尽,并对引用的每一条文献资料都进行比较鉴别,以判定其真伪,订正了史籍中的一些错误,这使得该书成为阅读、研究唐代史料的重要文献。

在郁先生的著作中,与《唐刺史考》并称的是《唐九卿考》。该书的编撰与他考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一诗中的“卫尉张卿”有关。他回忆说:“当时我就想,唐代职官的工具书已有《新唐书·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方镇年表》,当时我已在从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书,可以给学人查稽九卿带来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于是自此以后,我就对唐代九卿的资料加以留意,在从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时,在野史、杂录、金石、方志等文献中,凡遇到唐代九卿的资料,都做成卡片。”郁先生与其弟子胡可先在广泛搜集历史文献、金石文献、文学、方志别乘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唐代九寺正卿与少卿予以考证、辨析,对九卿的历史演变、职能变革、人员调整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填补了唐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在文学、史学研究之外,郁贤皓先生还整理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一书。《元和姓纂》是研究唐代人物姓氏的典籍,原书散逸已久,今本由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史学家岑仲勉于1948年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记》。原文与校记分行,学者利用极为不便。1982年3月,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傅璇琮先生致函郁先生,请他对《元和姓纂》进行整理。傅先生了解郁先生的李白研究,确信他适合整理此书。郁先生深知《元和姓纂》《元和姓纂四校记》对唐史研究的重要性,故欣然接受此任务。经他与陶敏教授多年努力,1994年,经孙望先生审订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整理本终于告竣,此书至今仍是唐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朴学之风

作为章黄后学,郁先生无论在什么领域钻研,都注重实证,用文献说话。

他研究李白,首先把李白的诗文作品熟读,在阅读的过程中,还写下了札记,“将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并将姓名按四角号码排列编制成索引,将卡片装订成活页册。然后认真地阅读各种资料,从唐人别集到各种笔记,从姓氏书到宋元方志,从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发现有关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写进卡片中去。”在《李白选集》一书中,郁先生对所选录的三百余首李白诗、十余篇李白文,均作了校订、注释和编年。李白诗作抒情性强,可以编年的线索不多,但郁先生精心梳理,使诸多文献得以综合利用,并结合诗文的主旨,将李白诸多诗文系年。

有一段时间,学界很多人认为只有宏观的理论研究才有价值,把考证视为“雕虫小技”。郁先生反对这种“一刀切”的观点,在他看来,乾嘉学派有过于烦琐的缺点,但是其反对空谈、崇尚实证的理念仍然值得被继承与发扬。清人黄锡珪所著《李太白年谱》附录了三篇文章,黄氏称这三篇文章“的系李白真作,无可疑者”。郁先生发现,这三篇文章皆见于唐人孤独及的文集《毗陵集》,于是对文中所提及的人物、事件进行深入考证,最终断定这三篇文章乃孤独及所作。这种扎实的文献考证,是宏观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石。

20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郁先生就经常去南京颐和路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看书,后来也常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古籍收藏较多的图书馆访书。1963年,他利用赴上海参与《辞海》修纂的机会,多次抽时间到上海图书馆抄书。前文已经提及,为编撰《唐刺史考》,郁先生不辞辛苦到处寻访墓志文献。在郁先生那里,各种文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正如孙望先生所说:“凭借碑志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办法,但这只是贤皓同志资以考证的一个方面。此外,随着问题性质的不同和资料情况的不同,他还采取多种途径去求得疑难的解决:从诗文中去寻找内在关系,从历史背景上去找外缘关系,或从时间、地点、官衔的异同上去找线索,或从亲朋交游、离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时候从版本校勘上去寻求旁助,等等,途径是多方面的。”

全面搜集文献,充分挖掘新材料以及前人忽略的文献,灵活运用文献,使研究论证科学、充分、具有原创性,这也许就是郁先生在学术之路上能够不断突破的秘诀所在。

(作者:刘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