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王 川

如果说“明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的理论揭示,“达用”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发展中“怎么办”的实践明确。“达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之间的时代性转换,完成其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和协调的原则、任务和路径等方面的实践方法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精辟深邃、逻辑清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实践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新时代新征程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之内在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揭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特质,进行了深刻、科学的理论揭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文化属性是民族的根本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将文化推至“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地位,注重从民族主体角度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揭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中所“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这些论述,不仅反映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追求,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习近平文化思想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历史悠久,体系纷繁复杂,内涵博大精深。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对文化结构、文化发展、文化内容等方面的考察,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实际,总结了其具体文化特征。从文化内在结构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一方面儒家文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仍然与道家、佛家等处于竞争而又统一的“和而不同”的共荣格局之中。从文化发展历程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迁移、因时而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不断衍化出新的文化形态,如儒学在内涵上不断被“援道入儒”“援佛入儒”而达到“三教圆融”,从冠名上历经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近世经学等的嬗变发展,体现出因时而化的鲜明特征。从文化价值取向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视经世致用、“以文化人”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具有强大文化的教化功能: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舍生取义,道家立足道法自然,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佛家基于因果关系突出诸恶莫作以导人向善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皆以文化人、经世济世为最终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练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创造与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特质的上述科学论述与深刻理论揭示,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如果说“明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的理论揭示,“达用”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发展中“怎么办”的实践明确。“达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之间的时代性转换,完成其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和协调的原则、任务和路径等方面的实践方法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忽视其指引的方向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才能进一步在时代发展中做到守正创新。

另一方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是产生并发展于过去的文化,其在具有超越传统社会的时代价值的同时,也因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时代限制具有某些糟粕。丢掉历史、妄自菲薄,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会使中华传统文化中落后、消极的因素泛滥。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辩证取舍的基础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发展的目标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发展,不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由古至今的简单继承弘扬过程,更是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担负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新文化”的目标任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新文化”被认为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或文化支撑”,是培育、涵养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文化土壤。这种“新文化”,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母版”的简单再生,而是在经由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化学反应”的基础上,超越中西古今问题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从内容、思维等多个方面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跨越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以优秀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富的民族文化滋养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西向度上跨越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过两者的深刻“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发展的路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发展基本路径的揭示。创造性转化,是从内涵和形式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时代化的表达,实现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创新性发展,是从内涵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时代化的“补充、拓展、完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更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应加强对于冷门绝学和基础学科的挖掘研究,重视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钩沉和特色梳理。一方面,以敦煌学、古文字学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绝学和基础学科,事关文化传承和应用研究的创新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对于所谓“日用而不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任由其处于“由之”的潜在状态,更需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使其达到“真正认识和理解”。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以时代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关键,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以中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关键,“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又要关注世界实践中的时代性问题,围绕“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弘扬方面,要多层级、多形式、多向度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具体而言,在传播弘扬的形式上,通过传统节日、纪念仪式、文化展演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注重文化传承形式的民族化与时代化表达的统一,注重时代艺术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结合;从传播弘扬的层级上,要以公众人物、先进模范典型为示范,利用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的教育,通过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在传播弘扬的向度上,既需要注重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文化自信的功能,又要注重走出国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实现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1月22日第11版

作者: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