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7年川军出川抗日

尹晓宇

摘 要:本文将关注点放在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日的历史过程,利用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梳理1937年川军出川抗日的决策、出川遭遇的困难,以及部队分属不同战区英勇抗战的历程。本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的突然发生,打乱了川康整军原本的节奏,在出兵抗敌的迫切形势下,川军不得不尽速完成整编,以早日开赴抗日前线。这样“不完全”的整编以及粮饷困难、交通不便实际影响了川军出兵的进程。但川军克服困难,在抗日战场上英勇奋战,作出了巨大牺牲。

关键词:川军; 出川;抗日;刘湘;1937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作为中国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川军,也于同年9月奔赴前线抗日,开始了8年浴血卫国的伟大征程。 以往的研究,多关注1937年川军出川前召开的川康整军会议,强调川康整军的成功对于川军出川和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积极作用。 但对于川康整军会议后川军出川抗日过程则较少涉及。 而以往论著有关川军出川的描述,多为当时经历其事的老兵口述,回忆性质较强,研究意味稍显不足。 鉴于此,本文拟依据当时的历史档案,参考口述回忆资料,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考察川军出川抗日的决策过程及其施行情况,以及川军出川途中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希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四川与中央关系的实态。

一、出川抗日的决策

1937年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山城重庆开幕。代表国民党中央来到重庆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和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与川康各军首长聚会重庆,讨论整编川康军队的具体事宜。会议进行到第三天(7月8日)休会前,何应钦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日本在千里之外的北平与第29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并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据刘湘年谱的作者记述,“全场闻讯愤慨”,川康各军将领均表示愿意率部出川,参加对日作战。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川康各军整编的具体细节和实施日期与步骤,决定将整编期限定为一个月。

在川康整军会议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收到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的呈文,徐建议蒋介石趁华北紧张的局势,将川军的一部分移驻江苏或安徽,“得便将川事收紧”,以彻底解决四川问题。但是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建议,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复。7月12日,负责整编川康军队事务的顾祝同给蒋介石发电,称川军整编计划从7月31日开始,到8月31日完成,共需一个月时间。13日,四川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致电在庐山的蒋介石,指出中日此次冲突是日方有意为之,希望蒋介石“统筹全局,早决大计”,并表示会尽快完成整军,以利抗敌御侮。蒋介石收到刘湘的电报后,回电刘湘称赞他积极进行整军的态度,并表示中央“决以全力捍卫领土主权”。7在给蒋介石发电后,刘湘又于7月14日通电各省军政首长,主张全国总动员,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7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下周预定”中记下“川桂出兵问题之商榷”,表明随着中日战局的变化,川军出动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同一天,顾祝同报告蒋介石,刘湘表示川军可以出10个师抗日,并且决心亲自统率抗日部队出川。也是在7月17日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表示若到了“最后关头”,中国决心对日抗战。7月21日,刘湘电告蒋介石,称其读报看到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内容,深受感动,再次表示愿意率领部队,听从蒋介石指挥抗日。

川军要出川抗日,首先必须要完成军队整编。为此刘湘在7月25日,命令川康绥署直属的各军师长在三天之内回到原来的防地进行整军。128月6日,重庆行营也电令川康各军,要求在8月15日前完成整军,刘湘又将绥署直辖部队的整军期限,提前到8月10日。对比之前川康整军会议后顾祝同给蒋介石的电报,川康整军的日程因为抗战局势的需要,整整提前了半个月。川军准备出川抗日的消息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都著名的报纸《新新新闻》曾就此事发表评论,认为川军此次若能出川,可以一洗长久以来国内对于川军“坐地冲锋”的印象,树立川军“先驱救亡”的形象,书写川军和民族历史的光荣。

8月7日,刘湘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与各军政首长共商国是。会议期间,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和顾祝同与刘湘商议川军动员部队的集中地点与日期。15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军在中国北、东两个战场展开厮杀,抗日形势更加严峻。8月18日,回到四川的刘湘与有关方面商决,川军准备出11个师抗日,包括绥署直辖的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的6个师,还有邓锡侯第45军的两个师,孙震第41军的两个师,以及李家钰第47军的一个师。一旦中央下令,就立即开拔。此时因“剿共”而驻防贵州的川军杨森部,也计划8月底开始向东行进,经湘黔公路到武昌附近集结待命。随着战局的变化,蒋介石希望川军尽快出川抗战,他发电报给刘湘询问四川各部队出川时间,并令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催促刘湘部队出发,如果出兵确实有困难,可以让邓锡侯和孙震两部提前出发。8月30日,贺国光在与刘湘商谈后,决定了川军出川抗日的序列,分为两个纵队。19第1纵队由邓锡侯和孙震统率,包括第41军的2个师、第45军的2个师和第47军的1个师,共计20个团;第2纵队由唐式遵和潘文华统率,包括第21军的2个师、第23军的3个师和2个独立旅,共计26个团。部队开拔日期,定于9月1日,最迟在9月5日。

全面抗战的爆发,打乱了川军原本的整军节奏。川军仓促整军后,即准备出川抗日。

民众欢送川军

二、出川过程的曲折

9月1日,出川抗日的川军先头部队开拔,分为东、北两路出川。第1纵队为北路,由川陕大道北上,向西安方向集中;第2纵队为东路,由川鄂大道东下,向宜昌集中。除此之外,正在向武汉方面集中的杨森部队,准备增援淞沪会战前线。

出川的川军行军速度并不理想,以至于出动20多天后的9月26日,蒋介石电令贺国光,要求每星期日汇报川军各部队到达的地点,并督促川军快速行军。2310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的“本周反省录”中抱怨,四川和云南部队到现在才出动,对抗日漫不经心,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世界各国对于中日冲突持观望态度?“川滇各部至此方出动,何怪各国观望”,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同一天,刘湘向出川抗日的各军师旅长下令,要求在10月中旬以前到达指定地点待命。而这在时间上与川军先头部队开拔的日期已相距一个半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行动迟缓呢?10月4日,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在成都党政军联合纪念周上,针对各界的质疑,揭示了个中原因。第一是整军的耽搁。邓汉祥指出,前方局势的变化,加速了整军的进程,很多部队来不及充分整编;第二是经费的困难。邓汉祥说,出川部队的开拔费和欠饷,经过商定由四川自行筹措,筹款过程耽误了川军出川的进程;第三是交通的不便。转运兵员缺少汽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基本依靠徒步行军。查阅档案材料和根据口述回忆的印证,我们基本可以肯定,邓汉祥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出川的川军行动的确是遇到了这样一些不利因素。

首先是整军的耽搁。如前所述,由于抗战局势的紧张和出兵要求的迫切,川康整军的过程被人为压缩,缩短了半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在匆忙中完成整军。而且四川各部队驻防地远近不一,部队的集结和点验都需要时间。以驻扎在川西地区的第47军李家钰部队为例。8月2日,李家钰即电告蒋介石,表示在平津局势变化的情况下,愿意在蒋和中央的指挥下完成整编,以利抗日。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够派部队到前方杀敌。268月20日,在得知蒋介石就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后,李家钰再次电蒋,表示如果被征调,“愿率全部为国效命”27。在8月30日川康绥靖公署会议上,李家钰第47军的一个师被编入第1纵队,计划由川陕大道北上抗敌。9月10日,李家钰给蒋介石发电,在报告第47军各团行军的情况时,称各部队采取“逐次递移”的方式集中成都后,再加入第1纵队序列。28直到10月31日,李家钰所统率的部队,才陆续由川西地区到达成都北部的新都,并在新都完成集结与点验工作,向宝鸡方向开拔。29川军各军所属部队驻地分散,各部队向规定地点集中需要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行程。

其次是经费筹措的困难。8月30日贺国光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提到部队粮饷筹措的困难,表示努力做到“筹发一部,即尽开一部”21。即让收到欠饷和开拔费的部队,先行开拔。9月1日,贺国光再电何应钦,称刘湘对出兵抗日态度“尚属诚恳”,但经费确实万分拮据,目前正在努力筹措,可能会因此推延出动日期,但贺国光乐观表示“想不致出入太远”。这说明筹措经费的困难,的确耽搁了川军出川的日程。

以北路第1纵队孙震、邓锡侯统率的出川部队为例。9月5日,孙震给何应钦发电,表示第1纵队的先头部队王志远旅,自9月5日晨起已经由绵竹经绵阳、广元向汉中方向前进,但是其余部队因尚没有从绥靖公署领到5月至9月的粮饷,而没有出动。“因需现金给养关系,尚须陆续候电推进”。9月6日,川军开拔费的筹措交涉终于有了结果,总数460万元的开拔费,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借款200万元,四川省财政厅以4个月的田赋作为抵押向金融界借款150万元,剩下的110万元由四川省政府自行筹措。9月9日,开拔费中的350万元由重庆汇往成都,刘湘在绥靖公署召集邓锡侯、唐式遵、潘文华、孙震四位军长讨论经费的分配办法,争取早日将经费发放到各部队,使部队得以开拔。10日,孙震再电何应钦,报告驻扎在绵阳的部队,仍在等待领款之后开拔。直到9月21日,孙震在部队收到9月粮饷后,才电告何应钦,命令驻扎在绵阳的部队“兼程向汉中宝鸡前进”,孙震自己的军部也计划9月24日前移。9月25日,《新新新闻》专门报道了孙震由绵阳前往成都,转乘飞机前往陕西统率所部的新闻。而在临动身前,孙震还不忘向绥署请求尽快发放10月份的部队粮饷。35如前所述,就在《新新新闻》报道后的第二天,即9月26日,蒋介石发电报给贺国光,要求每周汇报川军出动的位置和日程并加以督促。由于筹措经费的耽搁,北路第1纵队大部队的出发日期,比9月1日开拔的先头部队,晚了20多天。也就是说,北路川军实际出动的日期,比贺国光与刘湘商谈决定的9月初,推迟了20天。

除了北路川军,东路川军同样也面临经费问题。甚至可以说,部分东路川军的经费问题比北路川军更为严重。据《新新新闻》报道,10月4日,白崇禧给川康绥靖公署发电,催促川军各部迅速出兵。刘湘与财政厅长刘航琛商量后,决定先发放9月份的开拔费20万元。为了促使川军尽快出动,刘航琛将20万元开拔费一分为二,先由成都的四川省财政厅发放10万元,让部队先行开拔,待部队通过重庆时,在重庆领取剩下的10万元经费。《新新新闻》这则报道并没有提到这20万元究竟发放给哪支出川部队,但这则报道中提到这支部队要经过重庆,这与第1纵队北路川军的行军路线不符。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支部队属于东路第2纵队。可见东路川军与北路川军一样面临粮饷问题,而且也是不领到经费就开拔不了。

再次是交通的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民国时期仍不例外。交通不便是北路川军和东路川军同样遇到的难题。北路川军沿川陕大道前往陕西集中,意味着需要翻越四川北部的屏障秦岭。由于汽车的数量不足,大队人马只能徒步行军。第41军近两万名官兵,是沿着川陕公路,穿着草鞋或赤着脚,翻越秦岭走到宝鸡,再改乘火车前往西安的。36而且火车条件很差,史料反映,第41军727团的2300多人和近100匹马,在到达阳平后预备改乘火车前往西安,但是车皮只有27节,大多数都是敞车,少数闷罐车,据老兵回忆,“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乘坐这样的火车运行五六百里之后,“人困马乏,到了极点”37。从遥远的西昌北上的第47军李家钰部,路途更为坎坷。从西昌首先到达成都集结,之后北上出剑门关,徒步行军翻越秦岭到达陕西宝鸡。到宝鸡后再转乘火车到西安,经河南最终到达山西地区,加入前线作战,全军到达山西时,已经是1937年12月初了。

北路川军走陆路翻山越岭开往前线,东路川军则面临着江河的阻碍。9月5日,贺国光给蒋介石、何应钦发急电,报告近日“大小两江,山洪暴发”,所有从宜昌开往重庆的轮船,都因为水害被阻塞在路上,出川部队没有办法按时到达重庆,“各该部恐不能照原定运输计划如期到达指定地点”。9月10日,贺国光又报告何应钦,重庆轮船只有等到9月22日以后才可以执行运兵的任务。39在天气情况好转,江水退去,航运条件适于运兵的情况下,又由于轮船的运力不足,不得不采取先将部分部队运达指定地点后,再让轮船折返的办法,分批运送部队,这就造成了大量部队在重庆附近等候登轮的情况。为了加快运兵的速度,民生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还曾经打破“川江从来不夜航”的惯例,让轮船昼夜兼程地运输川军出川。但由于兵多船少,郭勋祺的第144师虽然在10月12、13日就已经抵达重庆江北,但因部队在宜昌等候轮船转运耗时过长,11月8日才全部抵达汉口。

在内部整编不完备、军饷发放不及时、交通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川军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前线。除后出发的第47军李家钰部外,北上的第41军和45军于10月底到达山西战场,与日军展开战斗。东下部队也于11月上旬抵达汉口附近集结,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死字旗

三、出川后的分离作战

在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颁布的《战争指导方案》中,川军被定为第2预备军,刘湘任司令长官,邓锡侯任副司令长官,作为后备力量进行整编动员。8月26日,刘湘等在成都就职,并任命邓锡侯为第2预备军第1路纵队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唐式遵为第2预备军第2路纵队司令,潘文华为副司令。42事实上,川军分为北路和东路两路出川抗战,正是按照第2预备军的第1、2纵队的战斗序列行动的,此时出川抗日的川军虽然分为两个方向出川,但按照编制,两路部队均受第2预备军司令刘湘指挥。

10月15日,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郑州。43原来由北路出川的第2预备军第1路纵队改编为第22集团军,仍由邓锡侯、孙震率领,邓锡侯为总司令。由东路出川的第2预备军第2路纵队改编为第23集团军,仍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刘湘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此时第22、23集团军划归第七战区,由刘湘统一指挥。然而当邓锡侯和孙震的北上部队被改编为第22集团军后,蒋介石命令他们继续东开,前往山西,“暂归阎司令长官指挥”。第23集团军先头部队到达汉口后,也被蒋介石下令乘火车转赴豫北的新乡、博爱、荣泽和花园口,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川军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这对自30年代中期起在四川军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刘湘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此,他向南京方面请求,将第22、23两个集团军仍旧划归第七战区指挥,他本人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先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筹建第七战区长官部和联系指挥战区所属部队问题,以便指挥两个集团军担任一个战区的作战任务。10月15日,南京方面同意了刘湘的请求。11月9日,刘湘由成都经陕西飞往南京,主持第七战区和出川部队抗战事宜,四川省政府的政务由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公署事务,由总参议钟体道代行。

刘湘虽然到了南京,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指挥部队作战了。在到达南京十多天后的11月28日,刘湘因为胃病加剧,不得不前往汉口万国医院治疗。刘湘要求组建第七战区,亲自指挥出川部队的想法,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承认。在大本营1937年11月所拟定的《第七二八战区作战指导方案》中,曾明确“邓锡侯之四师及已到河南之川军,均使用于第七战区,专对晋东作战”,意味着出川部队在作战地域不变的情况下,在隶属关系上从第二和第一战区重新划归第七战区指挥。

但刘湘生病住院使他逐渐失去了对第七战区的掌控,随着山西战事的逐步结束,日军开始沿津浦铁路向徐州推进,邓锡侯率领的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和第45军奉蒋介石命令,向鲁南地区开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第47军由李家钰率领仍驻扎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在率领第22集团军去徐州前,邓锡侯曾和川军同僚在西安华清池休息,当时邓锡侯表示,川军在出川后如同没娘的孩子,“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不是办法。邓锡侯希望刘湘能够向蒋介石力争,把川军集中在一起使用,曾经和刘湘有过不愉快经历的邓锡侯甚至表示,“我们一定听从他(指刘湘)的指挥。川军出了川才感到大家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意死在一起……”,非常沉痛恳切。

然而,此时刘湘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实质掌控川军了。如前所述,在他生病住院期间,北路川军由山西被调往鲁南,受第五战区指挥,而东路川军则参加了保卫南京外围的战斗,刘湘虽然能够与每个集团军的长官保持联系,但此时蒋介石于12月底任命陈诚为第七战区副长官,代理刘湘的长官职务。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胃癌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刘湘去世后不久,蒋介石即下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职务,刘湘原兼任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早在1938年元旦即被唐式遵取代,刘湘死后四川省主席遗缺也由张群代理。第七战区从1937年10月成立,到1938年1月结束,可谓是昙花一现。由于战局变化的客观原因和刘湘身体的主观原因,出川抗敌的川军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合力,而是各自划归不同的战区作战,这与云南、广西出征部队的情况很不一样。滇军部队在1937年出动的第60军,由龙云的亲戚卢汉率领,凝聚力强。广西部队1937年出动的3个军,都属于第五战区的战斗序列,受桂军统帅李宗仁直接指挥。川军真的如邓锡侯所说,在出川后成了“没娘的孩子”。

虽然川军统帅刘湘在汉病故,第七战区被撤销,但原属于第七战区战斗序列的第22、第23集团军,在各自的战场上奋勇杀敌,积极抗日,用英勇的战斗展现了川军忠贞报国的精神风貌。

北路出川的第22集团军首先在山西战场参加了抗战。其中第41军在阳泉下火车后,暂归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参加了晋东战役,在娘子关南侧的鱼口镇一带阻击日军,战役结束后,部队开往洪洞整顿。第45军先在闻喜、侯马集结待命,后北进至洪洞沁源一线防守,下属第122师曾收复平遥城。

1937年12月,由于韩复榘在济南不战而退,导致徐州暴露于日军兵锋之下。为了保卫徐州,军事委员会命令第22集团军由山西东调徐州,改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1938年1月14日,第22集团军刚到鲁南的第125师向日军占据的两下店发起夜袭,收复了两下店,“捉了四、五十个俘虏,得到不少的枪械”52,取得了在津浦路上作战的首场胜利。第22集团军参加了徐州会战,并承担了战略要地滕县的守备任务,以巨大的牺牲死守滕县3日,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滕县守卫战中,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参谋长赵渭滨、邹慕陶、团长王麟亦牺牲。第127师师长陈离、第364旅旅长王志远、第370旅旅长吕康等负伤,“伤亡官兵不下万人”。王铭章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在重庆、成都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徐州会战后,第22集团军撤退到湖北襄阳、樊城整顿补充。在武汉会战期间,第22集团军抽调战斗人员组成第124、125两个师,由第45军军长陈鼎勋率领,前往河南南部大别山地区,参加了武汉会战北线的战斗。5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隶属于第五战区的第22集团军,长期驻扎在鄂北地区。1939年冬,第22集团军参加了“冬季攻势”,在滚山攻击战中作战英勇,并得到了当时派驻在第22集团军中的苏联顾问叶尔莫洛夫的称赞。55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22集团军奉命向郑州、许昌、漯河推进,接受日军第115师团和商丘日军骑兵第9师团的投降。

东路出川的第23集团军抗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11月下旬到1938年1月底,第23集团军参加了保卫南京的外围战斗。1937年11月下旬,淞沪一带的中央军西撤,日军3个师团在乍浦登陆,企图包抄撤退中的中央军。第23集团军奉命阻击日军,掩护中央军西撤,在太湖附近与日军作战。战斗中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腿部负重伤,属下旅长黄柏光也负了重伤。太湖战役后,第23集团军进行了保卫泗安、广德战役。由于敌众我寡,泗安、广德相继失守。广德失守前,第145师师长饶国华写下绝命书开枪自杀,以死报国。45

第二阶段从1938年2月到抗战结束。第23集团军在刘湘病逝后由唐式遵接任第23集团军总司令,部队改属第三战区战斗序列,撤退到皖南、赣东一带。在武汉会战期间,第23集团军奉命在皖南沿岸,掩护炮兵攻击日舰,截断江运,迟滞日军对武汉的进攻步伐。46武汉会战结束后,第23集团军继续在皖南、赣东从事炮击日舰及水面布雷工作,迫使日军将昼航改为夜航,由靠长江南岸行驶改为靠北岸行驶,第23集团军炮击、布雷的战绩,在1940年12月还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好评和嘉勉。1942年,第23集团军还作为第三战区所属部队,参加了浙赣会战中守备兰溪的战斗,在兰江东岸布设地雷,导致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触雷毙命。54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军队整编,第23集团军被撤销,仅保留了下属第21军的番号。

自1937年首批川军分两个纵队出川抗战后,接着又组织了两批川军出川抗战,一部川军由王缵绪部和王陵基部8个师组成,编为第29、第30两个集团军,1938年5月出川,第29集团军由许绍宗率领,隶属第五战区;第30集团军由王陵基率领,隶属第九战区。另一部川军由范绍增部和王缵绪部组成,1939年分别由范绍增(3月)和王缵绪(9月)率领出川。根据学者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参战兵员总计约340万人,其中300万壮丁充实在国民党各部队中。另40万人组成正规川军部队,兵力在12个军以上,这40万川军参加了南北战场28场会战和战役,大批川军将士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余 论

在全面抗战爆发、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情况下,川军义不容辞地奔赴前线,加入抗日救亡的热潮当中。川军是在整编中仓促参战的,原本正常的整军过程被突发的战事所打断,由于急于出川抗战而不得不提速完成整编。在没有充分整编的情况下,川军分为东、北两路开赴前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考察川军出川的具体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整编不充分所遗留的问题,包括装备和粮饷问题,事实上对川军的出川和作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刘湘虽然有统合出川部队共同抗战的雄心壮志,但个人的身体状况却使得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留下了历史的遗憾。然出川抗战的川军将士团结一致,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奋勇杀敌,许多川军将士牺牲在抗敌战场上。川军在日寇侵华、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勇于出川、敢于战斗、甘于牺牲的英勇行为,乃系中华民族自古绵延至今的爱国奉献精神的弘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据《军事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作者:尹晓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