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尧山壁

　　汤吉夫：心里永远有个作家班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北的第一代作家，梁斌、刘流、李满天、宋之的属虎，田间、田涛、远千里属龙，龙腾虎跃。第二代作家一群牛，1937年生的申跃中、浪波、何理、陈冲、汤吉夫，吃苦耐劳。我很欣赏汤吉夫，既有牛的气力，又有龙马精神。

　　第一次见汤吉夫，是1974年我去香河县调查民歌创作时。那时，他正在香河中学教书，人高马大，相貌堂堂,为人爽快。他是山东人，颇有秦二哥、宋公明的做派，飞雁、赵金山等一批作者围着他转，唯牛头是瞻。起初我叫他“老汤”，又觉不妥，便改称“大汤”。后来，他调到廊坊师专，却还能“遥控”香河。

　　1982年末我接手河北省作协常务副主席，那时汤吉夫已是河北小说的一员大将。倚重大汤有一个重要原因：以往河北作家只写农村，他来了个首创，写学校生活，写教师的生存状态，有生活，又有清醒的审视和独立的思考。1984年开始评选河北文艺振兴奖,他的小说《希望》《在古师傅的小店里》《老伦敦其人》连中三元。

　　1984年筹建河北作协作家班，因为是专科，河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对办班一事犹豫不决。那时，汤吉夫任廊坊师专校长，他拍了胸脯，大包大揽。他也真有底气，有韬略。招生考试那天，他像办喜事一样，刮了胡子，换了西服，对我也像对亲家一样礼数周到，展示课程设置和教师阵容，将中文系家底和盘托出。开学以后陆续邀请了秦兆阳、刘绍棠、浩然、刘心武、韩少华、毛志成、滕云等京津名家作专题讲座。学生们多是大龄青年，有时免不了惹是生非，给他带来诸多麻烦，却都被他一一化解。他无怨无悔，像老农一样，无论刮风下雨，都悉心照料着自己的责任田。终于盼到了丰收，何玉茹、闻章、雪静、张立勤、谢玉久、刘晓滨等，个顶个长出息。作家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农转非，工转干，出了一名少将、一名省作协副主席、两名市作协主席、三名报刊主编、四名编剧，五人获全国性文学奖项，给河北文学的“洼地战役”增加了一支生力军。河北文学史应该给汤吉夫记一个大功。

　　大汤是好干部，讲原则又顾情义。我两个星期去作家班一次，都在廊坊师专的学校食堂就餐，家常便饭，最多喝点当地的白酒“迎春”“燕潮酩”。大汤见我善饮，有时请人陪我喝几杯。后来他在《文艺报》发了一篇文章谈及此事，一时间，我的酒量随同作家班的美名传遍四方。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汤吉夫决定去天津高校教书，我跑去劝阻，然而他去意已决。也罢，良禽择木而栖，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客串了一回官员，如今重操旧业做学问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再后来，常去天津看望大汤，他总是没谈几句就问起作家班。到底是聪明人，书教得好，学术上颇有建树，他还和陈冲一起办起了中国小说学会，开会、评奖，风生水起。然而他心里永远有个作家班。

　　刘绍本：我的“老相好”

　　刘绍本生于1938年12月，长我半岁，我们有65年的交情。

　　上世纪50年代同在天津上大学，他南开我河大，同一条街上，同上中文系，又同在校刊当业余编辑。一次联谊会上听他发言，只见他圆圆的脸上嘴角微翘，总在笑着，一口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好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夏青、齐越“下凡”，让我这个邢台人不敢张嘴了。散会了想过去握手，他却被人叫走，只能看着他的背影羡慕良久。从这一天起，他就留在了我心里，我时常打听他的行踪。

　　再见面已是1970年，在吕玉兰的东留善固大队。我写剧本他搞调研，朝夕相处，了解更多了。对绍本的敬慕不再只是口才，更是他的见识和智慧。一起参加写村史，组长强调阶级斗争，我主张真实记录，争论起来。这时，绍本拐弯抹角，说吕玉兰治沙抗旱，帮助落后群众转变思想，事迹也很突出，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以及与自然的斗争要全面反映。一席话说服了组长，为我解了围。

　　回到省城，他在河北师大中文系教写作，我在《河北文学》当编辑，每次办学办班，开改稿会，他都主动参加，我俩可谓天作之合，理论联系实际。

　　1985年6月1日，全国儿童文学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时任文化部少儿司司长罗英同志说，河北作协作家班弄出了名堂，能不能再办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班？没多思考我就答应了，心想刘绍本正搞儿童文学，手下还有个团队。

　　没想到此事刘绍本这个校党委办公室主任还做不了主。师大是老学校新组建，家底薄，教师、教室、宿舍都解决不了。师资力量可以挤出来，他本人也可以兼课，但教室、宿舍多一间也没有，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人都瘦了。他圆脸变成了长脸，不停地转磨磨，我在后面跟着。从校内转到校外，转着转着撞到一堵墙——槐南路小学。大学小学仅隔一堵墙，我眼前一亮。小学的王校长是我的老相识，答应借给我们三间瓦房，一间上课两间住宿，桌椅铺板都由我从与省文联相邻的市庄村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七月招生，九月开学。这个班四十多名学生，毕业后都成了才，香河籍的三名同学回县搞起儿童文学，培养出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把香河建成了全国儿童文学基地，有了“南有江阴，北有香河”之说。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几乎同时退休，走向民间，在河北省散文学会共事。我们一个银发一个秃头，一个矮一个高，走路脚跟脚，开会肩并肩。水平和身高呈反比，我这人发言多是即兴，笨嘴拙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敲不到点上，自然效果不佳。绍本讲话则像备过课似的，成竹在胸，谈笑风生，不时冒出个警句来，引起热烈掌声，连我都听迷了，自愧不如。

　　老伴开玩笑，说有第三者了，见了那刘绍本你就眉开眼笑，说不完的甜言蜜语。我说他不是第三者，是“老相好”，认识他比认识你早。大半辈子我们相互欣赏、相互补充、相互分享，而他给予我的更多。我写回忆文章，常向他咨询、求证，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查资料，翻日记。一次，我写诗人方纪，想知道半个世纪前天津大光明影院放什么苏联电影，方纪在什么场合讲过什么话，在哪家报刊发表过什么评论，有什么社会反响，他全都知道。写评论家冯健男，他提供了一个冯健男在安平县劳动时的故事，人物、细节、对话，甚至说话语气，都描述得极生动，把老先生想幽默又不擅长的窘迫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干脆你来写吧。

　　说好明天见，醒来却天各一方。这几年，我失去了两个最亲近的人。一个是老伴李静，一个是老友刘绍本。失去李静我不再写诗词了，旧体诗讲平仄，我冀南人四声不对。她当过省电台播音员，随时为我纠正，不用查韵书了。失去刘绍本写作困难了，少了一个活字典。

　　绍本与我一同走过65年，我们相互接纳、磨合，成为一对好搭档。65年里可以说过从甚密，然而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不曾请对方在家里吃过一顿酒饭，不曾托付对方办过一次私事。说出来，年轻一些的人或许不大理解，也许与我们少时受过的教育有关，那时人际关系简单纯净，欣赏传统文人高山流水式的惺惺相惜，容不得半点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友情，才能经久保鲜。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