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方志中文庙史料的类型

及其学术价值

王培峰 石 风

提要:方志是保存各地文庙史料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文献形式。方志中的文庙史料,主要有文庙图、庙制文献、庙祀文献及文庙碑记4种类型,对研究文庙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历代古方志中的文庙图、庙制文献对了解各地文庙的地理位置、庙学布局、建筑形制等,文庙祭祀文献对了解各地文庙祭祀中的奉祀人物以及祭礼、祭乐、祭品、祭器等,文庙碑记文献对了解文庙兴起、扩建、重修及其运营情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全面系统地整理历代古方志中的文庙史料,对整体把握文庙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及古代儒学传播与儒学教育,以及文庙建筑遗迹的保护与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志 文庙 史料整理 儒学传播

一 、问题的提出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是传统读书人的精神堡垒。作为奉祀孔子的礼制庙宇,20世纪以前文庙在中国各地州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各级文庙曾多达1700多所,每年春秋行释奠礼,每季孟月行释菜礼,每月朔望行香。然而,由于20世纪以来政局更迭、战乱频仍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大量文庙建筑、碑刻等被破坏,文庙祭祀也久被废弃。据统计,现存较为完整的文庙不足200所,算上保存有零星建筑的文庙也仅有500余所。

伴随着文庙遗迹的消陨,曾经风行上千年的文庙文化,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充分保护、修复现存文庙遗迹基础上,充分利用现存文献资料,对全国各地文庙的兴起、发展、分布、运营和影响等做充分调查和研究,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护中华文化根脉,具有重要的价值。

那么,该如何去打捞那些已经被破坏掉的文庙的历史影踪呢?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几乎每个府州县都有保存下来的数种古方志,总数多达8000余部。其中,宋元时期纂修的方志大多散佚,存世的仅有四五十种,部分方志有对各州县文庙的简要记载;明代方志现存约有1000种,对各州县文庙的记载明显增多;清代方志现存多达5700余种,对各州县文庙建制沿革、建筑发展及其祭祀礼仪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近年来,有关文庙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相继刊出大量相关论著,也影印出版《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等重要的文庙研究文献,还有人提出构建“文庙学”的研究思路,部分地区对方志中的文庙资料也展开了整理工作。但是,由于方志中有关文庙的史料相对比较分散,利用不便,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目前影印出版的《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共收录21部清至民国的文庙著述,主要涉及文庙建置、制度、祭祀、乐舞以及礼仪、礼器等方面的内容,而方志文庙史料包括历代方志中保存的遍及全国的文庙的碑记、礼制、文庙图等,对整体把握文庙在全国的地理分布、沿革及其在当地的教化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下面,我们拟对历代方志中的文庙史料的类型及其学术价值略作阐述,敬祈方家正之。

二、方志中文庙图、庙制文献与各地文庙建筑形制及其布局沿革

近几十年以来,各地城市建设速度迅猛,那些已经被完全破坏掉和只剩部分遗迹的近1500所文庙的遗址上,大多已经覆盖新的现代建筑。今人想辨别它们的地理方位、建筑规模及其空间布局,只能从各种文献中“打捞”出只鳞片羽的记载。其中,各级方志中的城池图(府州郡县城图)对儒学文庙地理位置的标识,文庙图(府州郡县学图)对文庙建筑规模及其空间布局的呈现,以及庙制文献对各地文庙建制沿革的记载,都是后人了解各地文庙历史的重要史料。由于方志中的城池图(府州郡县城图)涉及文庙的内容较少,且一目了然,毋庸赘述。以下重点讨论一下庙制文献和文庙图对了解各地文庙建筑形制及其布局沿革的作用。

从曲阜孔氏家庙发展到各地州县皆立文庙,经历了近千年时间。而文庙建筑规模是随着文庙建制发展,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最早的文庙是曲阜孔氏家庙,是由孔子故居改成祭祀庙宇,建筑规模极为有限。东晋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上书建议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修建学校,最终“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其中的庙或许就是曲阜文庙之外较早的文庙。两年之后,东晋朝廷又给南迁的孔子后人建家庙:“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庙。”此后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六月,立孔子庙”,指的就是建康国学中文庙。南北朝政权分立,立文庙祭祀孔子,对统治者来说是争夺文化正统的努力。所以,在南朝统治者尊孔、祀孔的同时,北齐地方学校也开始普遍建立文庙,据《隋书·礼仪志》载,“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之”。唐贞观四年(630),“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最早将文庙推向全国。唐代及其以前的文庙,庙学合一,规模较小,一般只有正殿、斋院等必备建筑。由于仅有文庙碑记等文献略有提及,所以对唐代各地文庙建筑的具体情况,尚不能完全了解。

古方志中载有文庙图,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唐代图经。敦煌石室内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存部分文字,其中有对州学、县学的记载,而州学、县学中都有孔子的庙堂。令人遗憾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有关图的部分,没能流传下来,据仓修良推测,“不外乎疆域图、山川图、城池图、宫殿图、名胜古迹图等,而这种图都居于卷首”。如果这一推测是准确的,那么早在唐代前期图经,可能就已有文庙或州县学的图。

宋代以后,方志体例逐渐定型,图成为古方志六体(记、志、传、图、表、录)之一,部分方志上已经出现专门的文庙图,而志书对庙制的记载也已经较为系统。整体来看,宋代各地文庙在建筑形制上还有较大差别,但也有一些共性,即大多具备大成殿、戟门、两庑、棂星门、泮池等主要建筑。根据相关方志文献记载,大成殿主要供奉孔子和四配的牌位,是文庙的核心建筑,唐时称文宣王殿,“宋徽宗政和四年,御书大成殿额颁赐孔子庙,自是郡县学俱称大成殿”。戟门即后来所说的庙门,“宋太祖建隆年间,诏用正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之庙内;徽宗大观四年,诏用王者制,庙门增二十四戟,此戟门之名所由昉也。明嘉靖九年,改戟门曰先师庙门”。两庑是安放先贤、先儒牌位或画像的建筑,孔子庙奉祀先贤先儒分别是从唐代开元年间、贞观年间开始,由于人数多达六七十人,大成殿中无处安放,遂于殿前建造两庑。在宋代方志之中,对两庑已有较多的记载,如宝庆《四明志》卷12载,宝庆二年(1226)重修鄞县文庙,“从祀分列于殿之前斋舍门庑”;同书卷14载,庆元二年(1196)重修奉化县文庙,“彻大成殿及门庑而新之,益宏且坚,更立先圣先师十哲之像,从祀分列两庑”。景定《严州续志》卷3“学校”载:“为大成殿、门殿于一学,为中殿;庑为从祀,为前廊位,两庑有侠廊。”可见宋代以后,两庑已经是各地文庙建筑的必备部分。此外,棂星门、泮池都是宋代才开始出现,宋代方志中也有零星的记载。

进入元代,文庙建筑布局基本沿袭宋代的格局,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将明伦堂和尊经阁普及到各地文庙。明伦堂即是文庙中的讲堂,宋代以前各地文庙中或有或无,名称各异。至元十三年(1276),“云南行省平章赛典赤始建明伦堂,购贮经史,因下其式于诸路”。尊经阁即文庙的藏书楼,宋代以前名称也不固定,如景定《建康志》称之为御书阁,范成大《吴郡志》称之为御书阁或六经阁,至元延祐二年(1315),“常州路总教史壎即郡庠建尊经阁,以储书籍,诏天下学校皆建阁”。此后各地文庙在扩建或新修之后,大多据此建造。

明代以后,方志纂修和文庙兴建都形成了一种制度。明初为了纂修一统志,永乐十六年(1418)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各级方志纂修得到推进。到明代中后期,天下郡县大多有了志书,部分郡县还出现了三修、四修,乃至六修、七修的情况。与宋元方志相比,现存近千种明代郡县志中,有文庙图或郡县学图者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明代天下郡县普遍立儒学文庙,据明天顺五年(1461)成书的《大明一统志》统计,各地建立学校1400余所。由于中央政府的干预,明代文庙的建筑形制也逐渐趋同,在宋元文庙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敬一亭以及庙门前的牌坊、牌楼等。明洪武二年(1369),“令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春秋仲月,亦得附祭庙庭,后乃更名名宦、乡贤”。嘉靖五年(1526),明世宗作《敬一箴》,“颁之太学,遂诏郡邑学校皆行镌石,并刊程子《四箴》、范氏《心箴》,作亭覆之”。嘉靖八年,又诏令天下文庙易塑像为木主,改文宣王为至圣先师,改大成殿为先师庙,改大成门为庙门,各地立启圣祠,主祭孔子父亲叔梁纥。此后,文庙建筑的主体部分已经基本稳定,各文庙修建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敬一亭,也变成了一种制度。

到了清代,文庙修建、志书编修在明代基础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清代方志保存至今的有5000多种,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多部地方志传世,有关文庙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其中,大部分州县方志都有文庙图或郡县学图传世,文庙图绘制技术较明代以前也有比较大的进步,在比例、尺寸上更加接近于实物,参考价值明显提升。而志书中庙制文献的内容也更为详细、系统,对梳理各地的文庙发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宋元方志中文庙图还较少,对文庙形制的记载也或详或略;而明代以后,方志文献中的文庙图、庙制文献逐渐增多;到清代康熙年间以后,几乎每个州县方志都有文庙图,对庙制的记载也越来越详细。而文庙建筑的形制,从宋代开始逐渐制度化,发展到明代已经基本定型,到清代各地的差异越来越小。

三 、方志中的庙祀文献与各地文庙祭祀

文庙是奉祀孔子的礼制庙宇,其基本礼仪活动就是祭祀孔子及其从祀人员。方志中有关文庙祭祀的记载,由于各地方志的体例各有差异,或归于教育志,或归于典礼志,或归于祠祀志,各不相同。对各项内容的排列,也各有特色,礼仪细节上也有部分差异。

文庙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孔子,而从祀人数是不断发展的。唐代之前,学校奉祀是先师配享周公,“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到三国魏国之时,就已经主祀孔子,以颜回配享。魏少帝曹芳于正始二年(241)曾“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唐贞观年间(627—649),以左丘明等22位先儒从祀;唐开元年间(713—741),增加孔子弟子从祀,定十哲配祀,画七十子和二十一贤像。到了宋代,荀子、扬雄、韩愈、孟子、王安石等先后从祀,又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为四配,形成了四配、十哲、先贤、先儒四个级别的配享。此后历经发展,到明代,“大多数文庙都是在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四配、十哲塑像,在两庑内图画先贤、先儒的画像奉祀”。

方志中对文庙祭祀的记载,始于宋代。宋代文庙祭祀主要是释奠礼和释菜礼。在文庙祭祀中,最重要的是释奠礼。释奠礼源远流长,汉魏时期祭孔主要是曲阜文庙祭祀,祭祀礼仪因文献阙如,不甚明了。直到南齐永明年间,才确定文庙释奠礼“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唐代以后,各州县文庙皆以释奠礼祭祀孔子,《通典》卷53云“州县释奠亦博士为主”,《唐六典》卷30云“博士专以经术教授、诸生二分之月,释奠于先圣先师”。而宋代的释奠礼承袭唐代的礼仪,部分方志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如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9载:

唐制,庙学立孔子庙,释奠以令、丞、主簿若尉为三献,本州唐以前诸邑故行之矣。巢寇之后,毁废殆尽,皇朝始渐建庙。景德中,诏定县令、丞、主簿三献之礼。

而释菜礼是古代学校以苹藻等祭祀先圣先师之礼。释菜,又称“舍采”,《周礼·春官宗伯》:“春入学,舍采合舞。”郑玄注:“舍,即释也。采,读为菜。始入学必释菜,礼先师也。”南齐升平年间,曾行释菜礼,但对释菜、释奠的差别分不清楚。直到宋代,中央政府才开始规定各级文庙四季孟月举行释菜礼祭祀孔子,元丰七年(1084)还制定了四孟释菜仪。

宋元方志对文庙祭祀的记载,大多较为简单。如南宋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卷29载:“(明道书院)立规程:一春秋释菜,朔望谒祠,礼仪皆仿白鹿书院。”又如元袁桷撰延祐《四明志》卷13载:“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张公率乡大夫士释菜,序拜于郡庠礼也。”仅提及县学春秋释奠礼或释菜礼,没有进一步介绍详细情况。也有个别方志对当地的祭祀流程做详细描述,如南宋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1载:

若释奠之制,则有六:一曰时日(谓春秋上丁日),二曰斋戒(谓散斋三日,致斋二日),三曰陈设(谓前三日设次,前一日扫除之类),四曰省馔,五曰行事,六曰乐(请行事,凝安之乐作,三成,止;诣罍洗,同安之乐作;诣文宣王神位前,明安之乐作;洗爵毕,再诣神位前,成安之乐作),今尚不废,惟乐多阙矣。

这段文字对会稽文庙释奠礼的流程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流程的前五项是根据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制定的。第六项是奏乐,志书说“惟乐多阙”,或许是因为久无整理,所以传承中断。

此外,宋代方志中对礼器、礼服等内容也有记载。如南宋宝庆《四明志》卷2载,嘉定七年(1214)摄守程覃置祭器、祭服,绍定六年(1233)又补充了部分礼器,是“教授陈松龙遵绍熙颁降朱文公仪式制造”。这反映了宋朝文庙祭祀的礼器,从遵从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到依据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变化。

明代方志数量增多,对文庙祭祀的记载也逐渐详细,除释奠、释菜礼之外,还增加了行香之礼。行香之礼增设于明太祖洪武年间。据雍正《山东通志》卷11之三载:“(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敕每月朔望太学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学长吏以下诣学行香。”同书注云:“北齐每月朔祭酒博士诸生展拜阶下,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至是著为令。”对于朔望行香之礼,赵翼《陔余丛考》卷26曾考其源流:“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庙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朔望朝拜亦是旧制,而与行香为两事……朔望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乃洪武制。”可见,各州县行香之礼的普及,是在洪武年间之后。此外,明代文庙普遍增修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也在文庙祭祀的行列。明嘉靖九年(1530)增设启圣祠,主祀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以四配的父亲配享,以二程、朱熹、蔡沉、周敦颐的父亲从祀。对此,很多方志中会予以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嘉靖《河间府志》卷9《典礼志·祀典》,就逐一胪列了先师庙(文庙)、启圣公祠、名宦祠、乡贤祠等祠庙的祭祀对象。部分方志还会对祭器、乐器、祭品等做或详或略的记载。如冯惟讷纂嘉靖《青州府志》卷10《人事志·祀典》就记载有祭器、乐器以及祭用详细名目。

清代方志数量最多,对文庙祭祀最为详尽,也最有价值。根据笔者检阅,清代方志从康熙年间之后,对文庙祭祀的记载逐渐变得全面而详细,而且几乎覆盖全国各地的所有方志。各州县方志对文庙的记载,并没有统一的体例。如道光《济南府志》卷17是先列先师庙供奉各神位次,接着分别介绍释奠、释菜、上香各仪。又如光绪《平阴县志》卷2则先是按照主祀、配享、十二哲、从祀的顺序,分别注明祭祀对象、陈设、祭品,接着介绍祭仪、祝文、乐章、祭器、佾舞、乐器、舞器等,最后附有崇圣祠、乡贤祠的祭祀情况。由于文庙祭祀是国家祀典,各州县方志所载的祭祀礼仪,虽体例各异,内容或详或略,但基本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

关于文庙祭祀的礼制问题,唐代以前由于文献匮乏,各地文庙祭祀孔子的情况后人不甚明了。唐代《大唐开元礼》中有皇太子、国子学、诸州、诸县四个释奠仪注,是对文庙释奠礼最早的详细记载。此后,宋代大中祥符年间、绍熙年间,明代洪武年间,也都颁布过释奠仪注,清代《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通礼》等对释奠礼的记载尤为详细。与此相对应的,各地方志对州县文庙中的祭祀礼仪、音乐、舞蹈、祭品、礼器、祭文等的相关记载,对了解各地文庙对国家祀典的具体践行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方志艺文志中的文庙资料的学术价值

各级文庙在历次修建的过程中,一般会由当地的行政长官或文化名流撰写碑记等文章,其中有创建或重修文庙(儒学、学宫)的碑记,也有修建文庙的募缘疏等,这些是了解各地文庙起源、建筑兴衰、日常运营等内容的重要史料。在历次纂修各地方志的过程中,这些文字大多被收录到艺文志之中,得以较好地保存。正如谭其骧所说:“方志中有‘艺文’类,辑录许多前人诗文,最可宝贵……这种文字没有经过修志者的改动,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样,利用好这些文献资料,也有利于推动文庙研究的发展。

首先,方志艺文志中的碑记对文庙兴衰及其重修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对研究各地文庙的创建、扩建与重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清乾隆年间编修的《直隶商州志》的艺文志中,收录了金许安世《重修文宣王庙碑》、元郭松年《重修宣圣庙记》、元张泰来《重修宣圣庙碑》、明南镗《重修宣圣庙记》、明马理《重修文庙记》、清王如玖《重修文庙碑记》6篇碑文,分别记录金承安四年(1099)、大德壬寅(1302)、至正丁酉(1357)、正德九年(1514)、嘉靖甲寅(1523)、乾隆辛酉年(1741)重修文庙的情形。其中,金许安世《重修文宣王庙碑》载:

承安三年冬十有二月,军判许安世至官,拜谒文宣王祠下。礼毕,踌躇旋顾,睹其殿宇卑陋,榱栋毁堕,又且厄于兵火之余,弗称仰瞻……故竭其俸给以修葺之,遂以其事咨于州,州即禀于计司、漕运之官,悦而听之。经始于承安四年春,迄于秋,庙貌既成。

这是有关商州文庙的最早记载,据碑文,承安三年(1198)冬许安世曾在破旧的文庙中拜谒,那么商州至少在此前百数十年就已经有了文庙。而文庙的重修显然是得到了漕运之官的赞助,可见当时商州丹江的漕运还是非常发达的。又如万历《济阳县志》、乾隆《济阳县志》、民国《济阳县志》共收录文庙碑记20余篇,详细记录了从金章宗承安三年创建济阳文庙到光绪十九年(1890)第十六次重修文庙的情况。此外,康熙《利津县志》、乾隆《利津县续志》、光绪《利津县志》和嘉靖《夏津县志》、民国《夏津县志》两地的数种方志分别收录文庙碑记16篇,康熙《新城县志》、民国《新城县志》收录了碑记10篇,康熙《鱼台县志》收录文庙碑记17篇,这些碑记对当地文庙的历史沿革的记载,是非常详尽的。可见,方志所载碑记对研究各地文庙的发展情况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的。

其次,方志艺文志中的碑记对历朝尊孔、祭孔政策记载较多,一方面印证了正史的记载,另一方面也是了解当时国家政策落实情况的重要史料。如康熙《续修商志》载元郭松年《重修宣圣庙记》:“我世祖御极,载新文物,坠典斯举,遂命天下作新文庙,春秋二丁,率用官僚奉祀。”又,《元史·世祖本纪》所载中统二年(1261)六月乙卯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二者内容相符,可以互相印证。又如元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元武帝即位仅两个月就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大改元之三年,省台檄令在所勒石纪其事于学”,所以不少方志中收录了有关元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碑记,对了解元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具有重要价值。再如道光《冠县志》卷9艺文志载《建启圣祠记》:“我皇上御极之六年……追尊至圣先师孔子文考为启胜公,特立一祠……惟冠氏邑距承诏制几二十年,莫克立祠。”从中可以看到嘉靖六年(1527)明朝下令全国州县文庙建启圣祠之后,各地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也存在滞后现象。

第三,各府州郡县文庙大多是地方官府修建的,而在方志艺文志中的碑记还记载了部分村镇文庙和盐场文庙的情况,为我们了解文庙在民间的影响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如乾隆《济阳县志》卷10艺文志收录的元王士熙《曲堤镇修建大成庙碑记并铭》、何明礼《石门仲夫子庙碑记》、宋丙辰《范家庄孔庙碑记》,康熙《高唐州志》卷10艺文志载《齐成镇重修文庙碑》等,都是乡镇文庙碑记,对文庙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又如元代盐运司、分司、盐场司所设文庙,方志及其中的文庙碑记中多有保存,因已有燕生东教授等人专文介绍,此不赘述。

第四,整理和研究历代古方志艺文志中的文庙史料,还可以了解文庙修建、运营的经济来源等。佛教、道教等寺庙修建,一般出自于信众捐赠,正如清张峤《重修平阴县学宫募疏》所说:“梵宇浮图,厥工非不繁巨,而释子持钵,一倡众和,即金钱无算,不难计日而集,于以成辉煌壮丽之观。”佛教徒、道教徒用来募化财物的文字,后来形成了一种叫做募缘疏的文体。而文庙的修建,一般经费来源是政府拨款。如曲阜文庙的重修,耗资甚巨,康熙、雍正年间,分别拨款8万余两和15万多两进行重建。而各级地方文庙的修建,经费来源则有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捐两类。如清王象明《重修文庙募缘疏》云:“加派田间,信所不忍;取盈公帑,更复难支;惟萃众心,可成盛举。”其中“加派田间”“取盈公帑”两者,就是从政府财政收入中予以拨付,而“惟萃众心”则是倡导捐款。所以不少方志艺文志收录儒生写的文庙募缘疏,从中可以看出佛道教寺庙的营建模式对文庙营建模式的影响。至于文庙祭祀及郡县学的日常运营经费,则大多来自学田。学田也有政府拨付、民间捐赠等多种形式。如景定《建康志》卷28载:“天圣七年,丞相张公士逊出为太守,奏徙庙于浮桥东北,建府学,给田十顷,赐书一监。”就是政府拨付10顷土地,供府学及文庙的日常运用。而清莱州道使陈嘉善《孙氏修学兼赡田记》载乐邑孙三赐捐田500亩,以备县学文庙的日常维修、运营及资助贫寒学子。此类善行也有不少被写成文字,收录在方志艺文志中。

由此可见,方志艺文志中的文庙史料不但能够记录文庙本身的兴衰,对研究文庙的营建、维修的日常运营模式,也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对于那些建筑遗迹和碑刻等文物资料全部都已经遭到破坏的文庙而言,方志艺文志中收录的文庙资料,能够让后人对此文庙的修建兴衰、建筑规格、日常运营等内容,都有所了解。即便对于那些建筑遗迹保存较为完整的文庙来说,由于时代久远,加上战乱、灾害和政治运动破坏,大多数文庙里的碑石都已经残损或丢失,这些方志艺文志里收录的文庙资料,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结 语

以上对历代方志中文庙史料的学术价值作了概要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历代方志的文庙图(府州郡县学图)、文庙制度文献、文庙祭祀文献和艺文志中的文庙资料,对深入研究全国各地孔子信仰及儒学的传播,是非常有价值的。

首先,历代方志中的文庙史料对了解各地文庙建筑的兴建、重建、扩建、维修等,具有较大价值。各地文庙建筑虽然在布局上具有一定规律,但是具体建设有较大差异。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传统文化逐渐复苏,各地越来越重视文化遗迹保护与修复工作,庙制文献、文庙图(府县学图)以及文庙碑记中的记载,为了解各地文庙的发展情况,为文庙遗迹的考古、复原,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其次,历代方志中的文庙史料对了解各地文庙祭祀的情况,具有较大的价值。文庙祭祀是重要的国家祀典之一,也承担着社会教化功能。文庙祭祀是尊孔重道的国家政策的落实,对孔子的尊崇和祭祀,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国家祭祀。而文庙祭祀中对先贤、先儒的祭祀,是国家层面对教育和学习的推崇。祭祀的对象有孔子的弟子,有历代的经学大师和儒学大家。文庙配享之人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激励。明代各地文庙增建启圣祠、名宦祠和乡贤祠,文庙祭祀有了很大发展。清雍正年间,又在庙学建忠义孝悌祠。此外,不少地方的节妇祠(节义祠)也建于文庙之内。各级方志中有关文庙祭祀的记载,反映了当地儒家教化的普及状况;而其中对名宦祠、乡贤祠等祭祀地方名人的记载,对当地方志人物志的编纂有较大影响,如道光《章丘县志》云:“旧志乡贤所载之人甚多,今以崇祀乡贤祠者专立一门,为之冠,而分立各门于后,以昭体裁。”形成了一种儒家教化与地方文献纂修的互动。

此外,历代方志中的文庙史料,对于整体把握文庙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及古代的儒学传播与儒学教育具有深远意义。庙学合一是古代文庙格局最重要特点之一,儒家文化重要物质载体——文庙遗迹的分布情况,能够充分反映全国各地府县学校设置与儒学传播的情况。尤其对于边疆地区而言,方志中所载文庙史料,对了解明清时期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以青海为例,据相关方志记载,明清青海文庙主要分布在西宁府、西宁县、大通县、碾伯县(今名乐都)、贵德厅(现存西宁府学、贵德厅学、大通县学),主要集中在今天青海省东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儒学在当地的传播情况,对研究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很有意义。

综上所述,历代方志中的文庙资料,不仅对研究文庙发展、儒学传播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研究基层社会教化与治理也有很大参考价值。职是之故,推动系统整理各地历代方志中的文庙史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近年整理出版的《山东地方志中的文庙》以目前的行政规划为纲,以庙制、庙祭、碑记为目,搜罗山东省各地方志中的各类文庙资料,对系统整理各地历代方志中的文庙史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1期

作者:王培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 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