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基于版本蕴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保存中华文明火种、滋养中华文化根苗、赓续中华文明脉络的重要考量而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版本”这一名词，浸润着古老的底色。追索其内涵、外延的发展，有助于理解版本何以在中华文化中占据根基性地位。

　　何为“版本”？“版本”的概念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版本”专指雕版印本，广义的“版本”则泛指各种形式的写本、印本，甚而可以涵盖刻于陶瓦、甲骨、金石的文本。此外，随着科技与时代的发展，采用各类电子信息技术记录、呈现的文本也逐渐被纳入“版本”的范畴。

　　纵览我国“版本”的历史，呈现出纷繁复杂、形态各异但传承有绪的面貌。据考古发现及学者研究，至晚在商代已出现毛笔；文献记载则显示夏商之时已有用毛笔书写的典册书籍，《国语》云“阳有夏、商之嗣典”，《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甲骨文中已有“册”字，象竹木简以绳编连之形；“典”者，《说文解字》曰“大册也”。用毛笔在竹简或木牍上书写文字而后编连成册，可谓我国最早的版本形态，亦是最早的写本。在汉代纸张发明以前及发明初期，简牍写本一直占据着主流版本形态的地位。自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出土、发现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如望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等等。随着纸张使用范围的扩大，简牍作为书写载体也逐渐被纸张替代，但考古资料显示，简牍直至唐代仍在被使用，足见这一版本形态传承历史之悠久。

　　在简牍写本流行时期，缣帛写本也是重要的版本形态。缣帛写本一般称为“帛书”，即写于丝帛上的文献。帛书至晚在春秋时已出现，战国秦汉时期广泛流行。缣帛轻便，易于携带，但较为贵重，因此其流行程度不及简牍。现存古代帛书实物有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在敦煌发现的汉代帛书。

　　简牍、帛书合称“简帛”，是汉代以前（包括汉代）的主要版本形态。同时，龟甲、兽骨、青铜、玉石、陶瓦等也都曾作为文字的载体，通过铭刻的方式，记录着我国商周时代的灿烂文明；从广义的角度讲，它们未尝不是一种“刻本”。正是由于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的这些早期版本，才能使古老的中华文化“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简帛之后、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纸质写本是主流版本形态；即在雕版印书盛行以后，纸质写本仍占据重要地位。魏晋至唐代的写本，其形制继承自简帛。具言之，写本的纸张规格仿照帛幅，每张纸上多画有栏线、界线，犹如简册编连之状；一纸书之不尽，则粘连数纸以为长卷，收纳方式一如简帛，以卷收为主，或于卷末置轴，形成卷轴装。这一时期的写本实物，以吐鲁番文书与敦煌写卷为代表，深刻而广阔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宗教状况、科技水平，等等，为今人了解这段历史打开一扇“穿越”之窗。

　　印刷术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为世界文化史、科技史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版印书籍蔚然成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云“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是目前可知的“版本”一词的最早出处，也从侧面反映了五代以后雕版印书之盛。

　　雕版印本一般称为“刻本”。刻本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古书原有的装帧方式，即由卷子装逐渐发展为册页装。刻本的册页装主要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宋元至明中叶以前，版印书籍主要采用蝴蝶装、包背装两种装帧方式；明中叶以后，线装全面流行，直至今天，一些古籍或仿古出版物仍会采用线装方式。

　　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宋代，主要有泥活字、木活字、金属（铜、锡、铅）活字三类。活字印刷一般用于字数众多的书籍，如类书、文集、小说、丛书等，著名的程高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即是以木活字排印的。用活字印刷术印行的书籍一般称为“活字本”或“活字印本”，仍属于刻本的范畴。

　　刻本的形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延续着简帛与写本的传统。刻本的书叶、版框、栏线、界线、卷次，无一不留存着简册、帛书、写卷的印记。刻本与刻本时代的写本、稿本、抄本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现存古籍最主要的部分，是全面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传承、搜集、记载、整理、研究、收藏各种版本，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因而催生了“版本学”。版本学与传统学术中的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相互依傍，共同构成研究古代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基础。

　　利用时代较早的版本校正后来版本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种种脱、讹、衍、倒的文本错误是版本学的要义。以《周易》一书为例，《周易》为传统“五经”之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渊薮之一，故其文本的正确性无论对研经求义的古人、抑或对批判性继承《周易》中哲学思想的今人而言都意义非凡。通行本（传世本）《周易·说卦》有一语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在《周易》的思想体系中，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分别是乾（☰）、坤（☷）、艮（☶）、兑（☱）、震（☳）、巽（☴）、坎（☵）、离（☲）八卦在自然界中的物化象征，同时以高度抽象概括的方式代表宇宙万物，每二者为一组对立统一，乾（☰）、坤（☷）为余六者之父母，艮（☶）、坎（☵）、震（☳）由乾之阳爻（＿）往错于坤（☷）由上至下三阴而得，兑（☱）、离（☲）、巽（☴）则由坤之阴爻（_ _）来错于乾（☰）由上至下三阳而得，此所谓“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也，体现了阴阳相生、动静相错、刚柔相济、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想，因此《说卦》本应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而通行本非但“水火”与“雷风”二句倒错，以致打乱阴阳游弋及八卦生成的次序，且在“相射”二字上衍一“不”字，切断了水与火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打破四字一句的整齐文例。显然，通行本《周易·说卦》的文本存在错误，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对此提出疑问，然由于缺乏版本依据，始终不敢擅改原文。马王堆帛书《易》传类文献《衷》篇的出土解决了这一千古谜题。帛书《衷》有《说卦》此段文字，作“天地定立（通‘位’），山泽□□（二字缺失），火水相射，靁（即‘雷’）风相（见图1）（通‘薄’）”，除“火水”为“水火”之倒错外，文句次序、字数皆不误，与《周易》阴阳相生的辩证统一理念及八卦次序完全吻合，且与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中暗含的八卦排列次序亦彼此印证。可见利用版本学对古书文字进行校订对充分理解、深入探寻文字背后的思想奥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图1

　　不知版本、不明版本学，可能会对古代经典文本产生误读。以我国文学史上的明珠、唐诗中的名篇——李白的《将进酒》为例。《将进酒》中有一句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根据“寂寞”在现代的常用词义，许多读者会将此句解读为“自古以来圣人贤士的精神世界、内心感受都是孤独冷清的”，与罗曼·罗兰所谓“孤独的巨人”意涵相近；然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两种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此诗句下小注云“（寂寞）一作死尽”，而敦煌写卷三种（P.2544、P.2567、S.2049）抄录此诗亦并作“古来圣贤皆死尽”。尽管李白原诗究竟作“寂寞”还是“死尽”尚难以断定，但“死尽”的版本对理解诗句含义却大有助益，“古来圣贤皆寂寞”应解作“古代的圣人贤士都已故去”，如此方能与下句“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语义相呼应，凸显李白任达放浪之姿下难以掩藏的愁闷心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版本学看似“雕虫之学”，实是一切人文学术研究之始基与良器，只有长期细心修治此器，才能使所工之学问不断精善。以版本学作为阶梯攀登，逐步走向探索中华文明的无边宇宙。

　　从“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到纸本写卷，从写本到刻本，从雕椠到现代印刷技术，从实体版本到电子文本，版本自身漫长的发展历程已呈现出相续不绝、继承创新的显著特点。语言文字承载着思想文化，版本则是语言文字的依托，对版本的传承与发展即是对中华文明记忆的守护。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了解、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守住民族、国家的根基。版本是中华文脉赓续的载体，只有充分保护、传承、研究版本，充实、完善、发扬版本学，才能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