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艺”一词，本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凡各种以消闲遣兴为目的游戏娱乐活动，均可纳入“游艺”之范畴。唐人以辞赋特有之形式书写游艺活动的作品不在少数，主要保存在《文苑英华》“杂技”“射”“博弈”类及《历代赋汇》“巧艺”类赋中，依此，可将唐代游艺赋分为百戏类、博弈类、射艺类三种。百戏是杂技艺术的统称，经汉代至隋唐，历演不衰，且种类愈丰富，大致包括绳技、竿技、马技、球技、幻术、角抵、拔河、竞渡等，相关赋作如胡嘉隐《绳伎赋》、王邕《勤政楼花竿赋》、李濯《内人马伎赋》、阎宽《温汤御毬赋》、王棨《吞刀吐火赋》、薛胜《拔河赋》、范慥《竞渡赋》等。博弈意指博戏和棋戏,博戏包括六博、双陆、樗蒲等牟利益的游戏，棋戏则包括围棋、象棋、弹棋等怡性情的棋艺，相关赋作如薛恁《戏樗蒲头赋》、邢绍宗《握槊赋》、卢谕《弹棋赋》、阎伯屿《弹棋局赋》、傅梦求《围棋赋》等。射艺类赋作则如白居易《射中正鹄赋》、元稹《观兵部马射赋》等。这些种类多样的游艺赋，反映了唐人多彩的精神生活与丰富的文化意蕴。

　　愉悦人们的精神情趣，反映当时的娱乐文化

　　赋本身具有娱乐的作用，因所施对象不同，可分为娱人、自娱、同娱三种。曹明纲在《赋学概论》中说：“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文学侍从之臣，以作赋的方式去取悦于君王，为帝王的巡行宴饮助兴添乐。”如汉代梁孝王好养士，曾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西京杂记》），此可视为君臣宴集以赋同娱的事例。汉武帝身边亦有一批“言语侍从之臣”，其中枚皋最善作赋，“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其目的就在于调笑取悦皇上。可见赋的娱人作用，由来已久。游艺与赋的结合，更促使其娱乐功能的最大化。

　　唐人花样繁多、精湛超绝的游艺活动，不仅体现了唐人富于创造力的大脑、灵巧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与文化氛围。唐人爱玩，爱享受，不但上层统治者如此，平民百姓也不例外，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当浓郁的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时代氛围。吴玉贵在《中国风俗通史》（唐五代卷）中将游艺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表演性游戏，如打毬、拔河、秋千等；一类是娱乐性游戏，如樗蒲、围棋等。不管是游戏的表演者，还是参与者，都在游戏活动中得到了身心的愉悦、满足与享受。

　　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曰：“帝曰司仆，舞我骐马。可以敷张皇乐，可以启迪欢趣。”明确指出观看舞马具有“启迪欢趣”的作用。王邕《勤政楼花竿赋》曰：“是日也，悦豫重情，喧阗镐京，角抵惭妙，巴歈寝声，赏舍嘉用，润泽寰瀛。观斯乐之为最，孰不称于美名。”金厚载《都卢寻橦赋》曰：“初其委质员来，当场献艺。耀百戏于君所，仰千寻于天际。干霄迥出，将为悦目之娱；举步俄升，自有翻云之势。孤标上耸，兆庶同嬉。”不仅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给予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也让人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君王与百姓同看精彩的竿技表演，最终达到同欢共乐的局面。薛恁《樗蒲赋》云：“别有膏粱之子，缙绅之客。时为此物，以代支策。初一拟而纯卢，忽连呼而成白。相顾则笑，泯然无隙。请倾耳而侧目，看后来之一掷。”借“膏粱之子”“缙绅之客”以樗蒲游戏纾解劳神之困，提醒人们应多看重樗蒲的消遣娱乐作用。难怪唐代郑谷《永日有怀》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堑由来似宦途。两掷未终楗橛内，座中何惜为呼卢。”唐人寻找各种名目以娱乐，目的在劳作之余活泼精神，陶冶性情，张弛有道。

　　此外，那些描写绳技、蹴鞠、马球、射艺等游艺的赋作，同样具有娱人或自娱的功能，它们是唐人追求娱乐享受的社会风尚的产物。梁启超曾把游戏、学问、艺术、劳作并称为“趣味主体”，认为“趣味”在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学问之趣味》）梁启超从人类生活的长远视角，指出游艺对于人类的不可或缺性，只有投入丰富多彩、活泼有趣的游艺活动中，才能使人们得到愉悦健康的精神享受，并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启迪人们的智慧。这些唐代的游艺赋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唐人健康有趣生活的直接反映，体现出唐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娱乐性特征。

　　颂扬恩德与声威，寄寓人生情志

　　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异域各国有着非常频繁的外交往来。唐朝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盛、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使其一度成为当时“中亚朝贡关系”的中心。各国使者因不同目的而不断入唐，或政治依附、或文化学习、或贸易往来。为显示皇恩，唐统治者少不了设酺宴请各国使者，其中就有百戏杂技节目，它已不仅仅是消遣娱乐，更多含有耀武扬威并使蛮夷臣服、万国来朝的政治目的。唐代游艺赋于此有直接反映，如《绳伎赋》曰：“万国会，百工休。俾乐司咸戢，绳伎独留……欢百姓之心，倾四方之国。”《勤政楼花竿赋》曰：“皇上朝万国，宴千官。当献岁之令节，御高楼而赐欢……将煊赫以夸众，候铿锵而取则。”《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曰：“惟大唐之握乾符，声谐六律，化广三无……则知绝群称德，殊艺逸貌；足之舞之，莫匪圣人之教，则陈力者愿驱策而是效。”《内人马伎赋》曰：“皇帝顺时观武，乘暇会群。百蛮在庭，如蚁慕于膻附；千官翊圣，类星拱之垂文。……于是羌髳夷羯，毡裘辫发。心目愕眙，形神陨越。屈膝天庭，稽首魏阙。荷臣子之欣戴，咨译人以启发。曰天临有唐，抚绥万方。文德广洽，武义大扬。”张楚金《楼下观绳伎赋》：“方今寰海清，太阶平，兵革不用兮国无征，风雨既洽兮年顺成。上曰可乐，人胥以亨，大则有焘载之义，小则无角抵之名。”阙名《舞马赋》曰：“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陛下懋建皇极，丕承宝命，扬五圣之耿光，安兆民于反侧。功成道备，作乐崇德，上以殷荐祖宗，下以导达情性……野人沐浴圣造，与观盛德，敢述蹈舞之事而赋之。”赋家不仅以“大唐”“我皇”“我王”“吾君”等直接表达对帝国的赞颂、君王的爱戴，还往往通过夸张等手法描写外邦使者目瞪口呆、形神消殒甚至忘神失箸的情形，以此达到宣示国朝天威、皇恩浩荡的政治作用。

　　在以颂扬为主调的游艺赋中，典范者当属《拔河赋》。《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了唐中宗、唐玄宗时期的两次拔河比赛，尤其是唐玄宗时期，组织了一次千人拔河比赛，且请外邦使者前来观赏，其目的在于炫耀唐帝国的声威。进士薛胜观后，即写下名盛一时的《拔河赋》。赋作开头即言：“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二队，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直接点明拔河的意义在于在外邦面前夸耀自己强大的国力。中间一大段极力描摹拔河比赛的激烈场面，最后结以“于是匈奴失箸，再拜称觞曰：‘君雄若此，臣国其亡’”，借观赛之匈奴使者大惊失箸的神情呼应开头“耀武于外”的政治目的，赞颂了唐王朝强盛的国力与宏大的气象。

　　唐代文人还通过赋咏游艺寄寓讽谏之意与人生情志。如胡嘉隐《绳伎赋》结尾曰：“绳有弛张，艺有废兴。用舍靡定，倚伏相仍。如临如履，何兢何喜。犹君之从谏则圣，伎之从绳则正。惟伎可以为制节，绳可以为龟镜。殷鉴不昧，在此而已。岂徒昭玩人丧德，岂徒悦彼殊者子。”作者不仅以绳技之正喻从政、为人之道，劝告君王应该从谏如流、为人正直；而且深知玄宗纵情声色，故以“昭玩人丧德”“悦彼殊者子”劝诫玄宗，讽谏意味鲜明。王邕《内人蹋毬赋》亦云：“方知吾君偃武之日，修神仙之术。但欲扬其善教，岂徒悦其淑质？谓艳色兮可轻，使宫女兮程功而出。”委婉劝诫玄宗勿纵情美色，如此方能发扬善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游艺赋本身颂扬与讽谕兼具，如敬括《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开头云：“夫何至德之极兮，越五帝而作君。羌柔远以服外，廓寓县而同文。”称颂君王具有一统寰宇、怀柔外邦的至德之心。而在赋末又云：“斯帝王所以因壮观而戒逸，遂居安而若厉。岂淫乐以惑人，见终朝于郑卫。”劝诫君王不应沉迷内人马伎的游乐活动中而忘记了身居天下之位。博弈本为一项智力游戏，它能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但若一味沉溺其中，也容易让人丧失心智，故赋家在书写博弈游戏时多含劝诫。如卢谕《弹棋赋》云：“是知冒险者忘于趋进，规利者失于戒慎……伊众趣之无极，谅所戒以唯贪。苟能知其义者，无弃学而遐耽。”张廷珪《弹棋赋》云：“唯智是役，唯贪是慎。”邢绍宗《握槊赋》云：“足明夫正而不谲，取又非贪……然则终多丧志，吁嗟士兮不耽。”皆借棋道说明戒贪之意。

　　保存相关文献史料，承载民俗文化意涵

　　博弈古来即为人们所喜好的一种智力游戏活动。秦汉时期，博弈盛行，樗蒲、弹棋等新棋种随之产生，围棋则继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棋艺类智力活动尤为活跃。至唐代，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宽松、文人地位的提高、君臣的爱好等因素的影响，博弈游戏蔚为风尚。

　　以赋的形式写博弈游戏，其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保存了关于棋道、棋艺等文献史料。汉代马融所作《围棋赋》《樗蒲赋》，梁武帝作《围棋赋》，对围棋、樗蒲的行棋方法、理论等皆有论述。魏晋时曹丕、丁廙、夏侯淳三人皆以弹棋为赋,其中对棋盘之布局及棋子之材质等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如曹赋曰：“局则荆山妙璞，发藻扬晖，丰腹高隆,痹根四颓。平如砥砺，滑若柔荑。棋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洪纤若一，修短无差。”丁赋曰：“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致理肌平。卑高得适，既安且贞。棋则象齿，选乎南藩。”夏侯赋曰：“局则昆山之宝，华阳之石。”唐代卢谕、张廷珪作有《弹棋赋》，对棋局与棋数亦多有说明，如卢谕曰：“观乎局之为状也，下方广以法地，上圆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不悬。四隅咸举，四达无偏。居中谓之丰腹，在末谓之缘边。棋之为数也，各一十二汇。”阎伯玙《弹棋局赋》对棋局则有更详细的说明：“西南之美，有华山之矿石焉；底贡之珍，有荆山之象齿焉。于是工人创器，轨物备叙。丰腹上圆，颓根下矩。”可见由魏至唐，棋局变化不大，大体仍是中间高四周低的局势。但弹棋形制略有变化，蔡邕赋曰“放一弊六”，曹丕赋曰“二八次举”，卢谕赋曰“各一十二汇”，可知棋子由汉代的十二颗，增加到魏晋的十六颗，再增加到唐代的二十四颗。据唐李肇《唐国史补》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邢绍宗《握槊赋》也是了解握槊形制和规则的重要史料。赋云：“物以群分，故玄黄而不杂。”表明棋子有黑黄两色。棋子为象牙材质，双方轮流掷骰行马，故“象牙在手，骏骨登盘”。又云：“张四维则地理攸载，背两目则天文可观。不可饰于丹漆，宁假贵于琅玕。”这是对棋盘材质与棋局骰子的描述，不饰丹漆而采用琅玕美石。棋局有两枚骰子，刘禹锡《观博》曰：“有博齿二，异乎古之齿。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期月。”骰子为骨制，其形状为觚棱形、六面体，分别刻有从一到六的数字，其规则大约为将骰子掷出，视其数字多少行棋，即“视其转止，依以争道”，最后以占据对方棋道分胜负。邢赋中所言“闭六关而不通，因一子而为质”，描述的就是一方棋子被对方围困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不论是棋局还是形制，赋作保存了宝贵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博弈游戏提供了相关知识。

　　同样，胡嘉隐《绳伎赋》、钱起《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李濯《内人马伎赋》、王邕《勤政楼花竿赋》等，其中论及的种种游艺活动，都是为了庆祝唐玄宗千秋诞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演出之场景，不仅保存了千秋节日民俗文化的珍贵史料，也为杂技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