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波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4日 10版)

曹雪芹塑像。资料图片

乘客在北京市某地铁站内观看“红楼梦”壁画。新华社发

清代沈谦《红楼梦赋图册·海棠结社赋》。资料图片

《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资料图片

董晓波 吉林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法治吉林国际传播研究院学术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一带一路”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与翻译、区域与全球治理、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两项以及多项省部级课题,Springer Nature等出版中英文著作10多部,Nature等期刊发表论文250余篇。

《红楼梦》成书于18世纪中后期。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也为世人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清代社会历史全景。成书200多年来,《红楼梦》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红楼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30多种语言和150多个不同篇幅的译本,主要被翻译成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蒙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等。因《红楼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成为文化和翻译领域研究的热点。本讲座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对《红楼梦》在世界范围的译介与传播进行梳理。

《红楼梦》的域外传播

《红楼梦》的对外译介最早开始于1830年,迄今已有近200年。红学家胡文彬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红楼梦在国外》中统计:全世界共有《红楼梦》外译本多达17种文字、62个版本,其中节译本涉及12种文字、有26种译本,摘译本有7种文字、17个版本,全译本则有9种文字、19个版本。这些数据是1991年统计的,此后30余年间增加的相关数据尚未列入。众多学者一译再译,就是想向世界介绍《红楼梦》这本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结合学界研究成果,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红楼梦》的域外传播情况。

“东向”传播方面:《红楼梦》最早的片段日译文出自日本明治时代的汉学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森槐南之手,他节译了第一回中的“楔子”,附上简单注释后发表(1892年)。同在这一年,岛崎藤村摘译并发表了第十二回贾瑞正照风月宝鉴的一段故事。1916年,岸春风楼的《新译红楼梦》出版,这是第一个成书出版的日文节译本,只翻译了原著前39回。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红楼梦》日文全译本,由幸田露伴和平冈龙城完成,在1920至1922年间由日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属“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丛编之一。2013至2014年间,岩波书店出版了井波陵一全译本,共七卷,书名为《新译红楼梦》。朝韩语方面,1884年前后完成的朝鲜“乐善斋本”是全世界最早的《红楼梦》外文全译本。

“西向”传播方面:最早将《红楼梦》正式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Guzluff,K.F.A.)。1812年,英国著名翻译家马礼逊曾将《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片段译成英文,不过并未公开发表。《红楼梦》第一个较系统的外文节译本,出自英国驻中国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Joly,H.B.),译文为原书的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于1892年和1893年分别由伦敦、香港别发洋行出版,但这个译本流传不广。影响较大的两版《红楼梦》英文节译本为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节译本。王际真1929年出版的译本取名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成为后来英文世界普遍认可的《红楼梦》译名起源。王际真译本的后一部分,省略了原书众多细节,甚至有些在逻辑上必不可少的情节也被省略,几乎变成了原书提纲。译者后来又作了修订增补,于1958年推出了新版。德国汉学家、中国明清小说研究家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萃文书屋本节译了50章,此译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德文译本。库恩的节译本围绕宝、黛、钗三人,将《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和发展的高峰表达了出来,译文较为符合西方读者的习惯,获得了广泛认可。

在全译本领域,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自英国彭寿,全书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并未出版,打字稿后来由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制作成电子版。成书出版的两部全译本,一部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思与闵福德合译的《石头记》(简称“霍译本”),另一部是中国学者杨宪益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简称“杨译本”)。前者在英美两国出版,后者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转译成缅甸文、西班牙文等译本。法文版《红楼梦》的全译本出版于1981年,由中国译者李治华和其法国妻子雅歌合译完成,由法国汉学家铎尔孟(André d’Hormon)审校修订。对于《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当时法国媒体评论说:“全文译出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华美、最动人的这一巨著,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红楼梦》诸译本的作用

在200多年的东西方传播过程中,《红楼梦》诸译本在译者和读者眼中有以下几个定位:

第一,作为汉语学习教材。由于《红楼梦》采用北京官话,这对于学习中文的外国人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红楼梦》一书传入日本后便成为日本外语学校的汉语学习教材,传入朝鲜半岛后也是如此。曾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1855年的日记中提到,阅读这部小说以语言学习为目的。马礼逊在《中文会话及凡例》中也提到,对于中文学习者,《红楼梦》是一部极其有用的语言学习用书。前述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所翻译的《红楼梦》是英美最早的、较系统的译本。乔利在其序言中表示,他翻译《红楼梦》的动机并非是想成为汉学家,而是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学习《红楼梦》感到困惑。乔利在英译《红楼梦》时,采用了《语言自迩集》中所使用的“诠释”传统,将对原文比较重要的解释内容融入了译文之中。尽管后世一直诟病乔利译本冗长拖沓,但是也肯定了其作为语言资料的“辅助性”特征。

第二,作为“爱情小说”。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美读者对作者曹雪芹的生活时代以及家世环境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并不能精确理解《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及主题思想。而且《红楼梦》原著本身极强的文学性也无形中增加了海外读者的理解难度,书中体现的深厚文化背景令海外读者难以感同身受,因此容易造成语言和文化接受性上的障碍。比如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译本,把叙述重点放在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上,却忽视了《红楼梦》原著中体现的中国古典文化精华部分。与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奔放热烈、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相比,宝黛的爱情受到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封建文化道德观、婚姻观、情爱观的影响,较为含蓄和保守,在情感表达上更为慎重和矜持。国外的读者虽因此得以体会《红楼梦》的魅力,但大多误把《红楼梦》简单等同于中国式爱情小说。

第三,作为“百科全书”和“文化小说”。德译者库恩认为《红楼梦》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是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的艺术作品,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真实而全面的生活景象。他曾表示,“对于精神文明如此关注的欧洲,怎么能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艺术品、这样一座文化丰碑忽视和遗忘了一百年之久呢?”库恩德文译本高度重视传达欧洲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化细节,并且以西方人独特视角和西方人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阐释《红楼梦》。库恩借用了广为西方人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以西方戏剧文学经典比照中国小说文学经典。库恩的《红楼梦》节译本很适合西方读者的习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81年,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先生协同妻子雅歌在历经27年辛勤译注后出版了法文全译本《红楼梦》,轰动了法国文学界。法国文学界认为其文学艺术成就可以与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司汤达相提并论,足见曹雪芹在当时的法国读者心中的地位。英国汉学家赫伯特·贾尔斯(Herbert Giles)在其《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评价《红楼梦》已经达到了中国小说的顶峰,认为《红楼梦》把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征清晰地呈现给了读者,是一张无与伦比的中国生活的全景照片。

《红楼梦》译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红楼梦》的霍克思译本和杨宪益译本,是当今学界公认较具有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全译本。戴维·霍克思是英国汉学家、红学家,闵福德是其女婿,二人共译《红楼梦》并将译本定名《石头记》,这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成书出版的《红楼梦》全译本,也是西方汉学史和翻译界中的重要里程碑。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诗人,其夫人戴乃迭本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1adys B.Tayler),出生于中国,1937年在牛津大学认识杨宪益,此后,她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转而从事中国文学。1944年以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共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诸家散文到《红楼梦》等,多达百余种。

杨宪益译本多为直译,翻译时以异化为主,保留了源语的异域特色;霍克思译本多为意译,翻译时以归化为主,在形式及表达上符合了目的语的特点。杨宪益译本有多处选择直译,直译是他忠实原文这一翻译准则的体现。杨宪益译本还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形象,这有利于对外介绍和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之相比,霍克思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更加符合英美读者的认知、心理以及审美特点。霍克思在译本中为读者作了大量的解释。如“灶王爷”一词,霍译“the Kitchen God,who is welcomed back this night from his annual trip aloft”,有时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还会对原文做出部分修改。

学界普遍认为,杨译本与霍译本在艺术成就上不分上下,在翻译方法上各有千秋。比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有“莫向东风怨别离”,三十八回中也有“怅望西风抱闷思”,这需要译者具备一定的地理常识才能准确翻译。在中国,“东风”一般指春夏的暖风,而“西风”则指秋冬的寒风,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英国的东风是寒冷的,西风是温暖的。如果英译时将原文直译,就难免会让读者误解。霍克思在翻译这些词语的时候,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将“东风”译作“summer breeze”,而将“西风”译作“autumn wind”,西方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译文,产生与中国读者同样的联想和感受。面对《红楼梦》第一回的《好了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神仙”一词译为“immortals”。与之相反,霍克思则运用了归化法,将其译为“salvation”,以方便译入语读者理解。同样地,在翻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中的“天”翻译成“Heaven”,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有“上天”“天命”之说。将“天”译为“Heaven”,传递出了浓厚的历史感。又如,对于《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中的“天鹅”翻译为“swan”,相较于霍克思所译的“goose”,“swan”将源语文化中的形象传达得更为生动。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给译者造成了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接受这部作品的难度。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语言习惯的不同,这些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都有可能影响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作为介于原作与译本之间的“桥梁”,译者需要尽可能地传递作品中的文化信息,使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能产生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阅读感受。由此来看,《红楼梦》的外译并非易事,挑战也是巨大的。

首先,小说中众多的人名、神话传说、文学典故、历史背景等都使《红楼梦》的外译变得困难。

以人物的名字为例,《红楼梦》中的人物姓名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例如:甄英连(“真应怜”)、霍启(“祸起”)、娇杏(“侥幸”),这些姓名的谐音也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霍译本中,贾宝玉作“Jia Bao-yu”,林黛玉作“Lin Dai-yu”,熙凤作“Xi-feng”;杨译本中,贾宝玉作“Chia Pao-yu”,林黛玉作“Lin Tai-yu”,熙凤作“His-feng”。对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姓名,两部译作不约而同采用音译法。音译法虽完整地保留了源语的声音效果,但是对于《红楼梦》中富含寓意的人名称谓来说,其实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贾宝玉”中“贾”本来传达的是双关含义“假”,但是无论“Jia Bao-yu”还是“Chia Pao-yu”,读者读到的只是一串字母,原本暗含的双关义消失了,读者也就无从体会到作者通过名字对人物所赋予的特殊含义。

另外,《红楼梦》中很多女性人物都有小字,例如黛玉的“颦颦”,是因为她“态生两靥之愁”,脸上泛有一丝愁容,此处霍译本翻译为“Frowner”即皱眉之人,较为准确地传达出原文含义。而杨氏夫妇则音译为“Pinpin”,只有声音效果,未能传达出原意。

其次,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是阻碍《红楼梦》外译的主要难点。

比如在中国古代的谦辞使用中,妻子常常被称为“拙荆”“贱荆”“贱内”,这些称呼在翻译时就很难准确体现。霍译本在第三回林如海称妻“贱荆”时采用“my poor wife”来直译,“poor”在英文中有“贫穷”“可怜”之意,但是原著显然不是要表示此类意思,而是表达林如海在礼仪上的谦恭。再如:《红楼梦》第十二回,当贾瑞被王熙凤戏耍后重病在床,有个道士前来讨要施舍并称会治病时,贾瑞一把抓住他,连叫“菩萨救我”。杨译本作:“Save me, Bodhisattva! Save me!”霍译本作:“Holy one,Save me!”Bodhisattva是佛教用语“菩萨”的英译,杨译本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涵义,霍译本则替换为基督教里指代“上帝”的Holy one。《红楼梦》第六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句,杨译本作“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而霍译本作“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杨译本翻译时考虑到了中国古代的佛教文化信仰和道教思想,按照源语进行直译,属于语义翻译;而霍译本则将“菩萨”转译为“上帝”,将“上天”也转译为“上帝”,更倾向于贴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

再次,《红楼梦》中繁多的色彩词运用,也是翻译时的难点。“红”字在小说主标题中出现,是《红楼梦》中最常见的元素,意义非比寻常。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带红字的事物及人物,如“红尘”“红杏”,贾宝玉住所为“怡红院”,贾宝玉自称“怡红公子”,丫头“红玉”等。还有“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绛”“赤”亦可归入红色。作者曹雪芹住的地方叫作“悼红轩”,评《红楼梦》的是“脂砚斋”,又带着红。成都大学的杨柳川老师曾使用语料库工具对《红楼梦》前80回文本中表达“红”色概念意义的颜色词进行词频检索和分类整理、分析,结果发现“红”系词总词频为742次,而根据河南大学刘泽权教授的统计,前80回文本中所有颜色的总词频为1631次,据此可粗略计算出“红”系词总频次比约为45.49%。红色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中有吉祥、喜庆、热烈、幸福、顺利、成功等一系列褒义含义。然而,红色在西方文化下会让人联想到“火焰”“血液”等。霍克思意识到中西方关于这一点的文化认知差别,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了原文文化服从译文文化的做法。他曾在霍译本第一卷序言中交代说,红色在英文语境中不太会使读者联想到青春、吉祥或富贵,于是他将原著中的红色意象大量改成了英文中常用的金色与绿色,甚至将贾宝玉的“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霍译本也没有采纳通用的英译本书名《红楼梦》,而采用了原著的另一个题名《石头记》。

再其次,《红楼梦》的翻译不仅需要直面中外读者文化背景的不同,还需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红楼梦》中蕴含着许多传统儒家思想内容。比如传统儒家思想将家庭和谐视为国家政治发展、社会稳定之根基,《红楼梦》借冷子兴之口阐述贾氏荣宁家世背景,后续故事逐步阐明人物关系,强调家庭观念,呈现了传统儒家家庭伦理道德思想。例如宝玉看到园中桂花盛开,便专门为祖母和母亲挑选了几枝送去,这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宝玉孝敬家族长辈,体贴爱护兄弟姐妹,宽容尊重丫鬟侍从,怜悯刘姥姥这般的穷亲戚,这些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也大相径庭,这就给《红楼梦》的外译与传播增添了困难。例如第六十四回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对句中的“德”,霍译本作“stupid”,杨译本作“unaccomplished”,显然杨译本对“德”字的理解更为准确。再如第一回中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一句,杨译本作“Resentment at a low official rank may lead to fetters and a felon’s shame”;霍译本作“The judge whose hat is too small for his head Wears,in the end a convict’s cangue instead”。“纱帽”由纱线制成,因为用作中国古代君主和官员的服饰,后发展成为对官职的代称。此话体现了儒家德治的思想,本意是讽刺一个人不择手段在官位上越爬越高,最后却让枷锁落在自己头上。杨宪益运用归化方法,将“纱帽”译作“official rank”以表示官位阶级,利于读者理解。这种翻译方法更接近译文读者,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相比之下,霍克思保留了原文诗歌的格式,直接把“纱帽”译作“hat”,保存和反映了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但却难以让读者明白其中含义。

最后,诗词也是《红楼梦》翻译的重中之重。《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原作中有许多吟诗作对的场合,沿情节产生了各种韵文形式,其中有诗、词、曲、辞赋、歌谣、谚、赞、诔、偈语、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比如: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正册判词合写宝黛二人,“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判词还配有一幅画,画面上是两株枯木,树上挂着一围玉带,旁边又有一堆雪,雪里埋着女子用的金钗。原著中的判词和画指代明显,“玉带林”倒过来就是“林黛玉”,“金簪”为“钗”,“雪”音同“薛”。这首诗还用到几处典故:“停机德”语出《后汉书·列女传》,讲的是乐羊子远出访师求学往往半途而废,其妻把织线割断,停掉织布机,以劝诫乐羊子读书上进。这个典故是在描写薛宝钗,一心敦促丈夫做一个可以被世俗接受的人,是典型的封建妇德代表。而“咏絮才”典出《世说新语》,讲述的是东晋才女谢道韫描述下雪有“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喻指林黛玉的才华横溢。“可叹”“堪怜”四字则表明了作者对二人的态度。霍译本将其译作:“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其译不拘于原来典故,更便于英文读者理解。而杨译本作:“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 poor maid.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相较而言,这会给非汉语母语者的阅读带来一定难度。

小 结

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史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史,在二者的互相理解过程中,两种文化得以对话和融合。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文学集大成之作品,不仅为后世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也为世界古典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翻译过程当中,如何探索中西合璧的文化交流方式,助力西方读者更好阅读并理解《红楼梦》,是需要继续推进的工作。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红楼梦》不再只是作为汉语学习的辅助材料,更是外国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进一步促进其文学内核以及文化因素的有效传递,实现其从语言到文学、再到文化的深层次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