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的战略决策力与执行力论析

李锡炎

摘 要:红军长征中的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巧用战略策略的大智大勇之作,呈现出战略判断力、战略领悟力、战略执行力的同频共振。创造巧渡奇迹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战略决策上寻求天时人和的最佳结合,在战略布局上寻求整体与重点的最佳结合,在策略运用上寻求人和与地利的最佳结合,在决策执行上寻求精准与严明的最佳结合。巧渡金沙江的战略领导思想和高超领导艺术,对于当今领导干部主动求变、顺势而为,砥砺前行创新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长征精神 战略策略 战略领导力 决策执行力

红军长征中的巧渡金沙江,是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风云瞬息万变的大变局下,凭在战略策略上的大智大勇,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科学应变,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出奇制胜,开创新局面的光辉典范,是审时度势,主动求变,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以令人惊叹的战略决策力与执行力驾驭全局,引领未来的战略领导经典。巧渡金沙江,确有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大获渡江全胜的神奇巧妙。但是,巧渡金沙江之巧,绝不是碰巧,而是巧在从战略策略上审时度势,主动求变,引领未来。巧渡金沙江之役,是毛泽东巧用战略策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变被动为主动、开创新局的大智大勇之作,是从战略和策略上,将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时空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把握大局,顺势而为,摆脱围追堵截,于危难中抢抓制胜先机,在大变局中开创新局面的战略领导思想和高超领导艺术。特别令人惊叹和折服的是,巧渡金沙江的战略领导智慧,既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战略决策思维特质内涵,也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多样式的合目的性立体化战略执行思维特点,体现了战略决策与战略执行的无缝对接,呈现出战略判断力、战略领悟力、战略执行力的同频共振,创造了巧渡天险、摆脱围堵的奇迹。

红军巧渡金沙江(油画)曲湘建 作(图源:光明日报)

一、在战略决策上寻求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结合,主动求变,驾驭变局,引领未来

战略是对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判断和决策。在时代变化、历史发展的变局中,战略决策是否正确,战略主动地位是否据有,事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导团队来说,战略决策和战略主动,也是一个带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领导问题,是从容应对变化、驾驭矛盾、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所在,是决定事业兴衰、领导成败的头等大事。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战略的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能动性决定的,因为正确与错误、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相对转化的。毛泽东指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1]长征中巧渡金沙江,就是毛泽东这一重要论述的最好诠释,是两军“统帅”为争夺战略主动权的指挥能力的直接较量,是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主动求变,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

红军长征经过四渡赤水,虽然暂时跳出了敌方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但形势依然严峻,指挥稍有失误,就会重新陷入重围。在这样的危难变局之中,只有凭唯物辩证法的大智大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跳出围堵,渡过金沙江天险,真正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主动。毛泽东曾说:“战争上的事,是要讲谋略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要讲。战略上要注重天时和人和,战术上要注重人和和地利。”[2]毛泽东与蒋介石、红军与敌军,在贵州、云南的崇山峻岭中,斗智斗勇,各方调兵遣将,双方都在运筹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要素,为争夺战略上的主动权,展开了新一轮惊心动魄的较量。蒋介石自以为绝对优势和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志在必得,调动几十万大军,继续在红军后面大规模地“追”,在红军前面不断地“堵”。毛泽东认为战略主动是相对的、是动态的,是经过斗争取得的,敌军在数量、装备上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红军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远不及敌方,但在谋划和运筹天时、地利、人和战略要素的最佳结合上,具有运动战的优势和特长,只要知己知彼,运筹得当,抓准战机,主动求变,就能赢得战略主动,就会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以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巧妙运用“走”与“打”的军事辩证法,采用了主动求变、创造战机的战略举措,迅速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构建起巧渡金沙江、打开长征新局面的战略格局。

(一)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以主动求变之策,变被动为主动

创造条件,主动求变,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策略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下好先手棋,从容应对千变万化情况的战略领导智慧。在部署佯攻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就开始谋划声东击西、威逼昆明、主动求变的战略部署,他说: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是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方针的关键,是调虎离山,扫除抢渡金沙江的障碍。毛泽东认为,要在变局中抢占先机,主动求变,必须走一步看几步,要快人一拍,先人一步,面对逆风逆水,敢于拼搏,在风浪中培育战略先机。

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主力乘势而上,突然逼近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始料未及,惊慌不已,一方面急令第二路“追剿”军各纵队火速围追,迅速增援贵阳。另一方面,急调滇军纵队限期东进贵阳,赶紧“救驾”。为了进一步造成敌方的错觉和失误,中革军委于1935年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开到贵阳东南面清水江集结,架设浮桥,大造声势,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果然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下令中央军和湘军、桂军、滇军向贵阳集中,分三路向东追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黔东。正当敌军纷纷向贵阳东集中、云南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急转南下,向西面疾进云南。当蒋介石发现自己判断错误,掉头西进时,由于士兵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行动缓慢,导致天时人和于战不利。而我方正处于天时人和俱佳之际,根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令,此时被滞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军,同红军主力南北呼应、协同配合,实现了天时人和的最佳结合,赢得了战略主动权。中央红军和毛泽东敢于在变局中主动求变,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策,由被动变为主动,从战略上迈开了抢渡金沙江、开创长征新局面的第一步。

(二)示南而北,避实击虚,变劣势为优势,于变局之中开新局

红军以主动求变的气势和行动,打乱了敌军在贵州的围堵计划,分三路向云南挺进。为了进一步吸引敌军向北,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单独行动,向滇东北方向发展,在宣威一带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大众谋利益,搞得风生水起,大快人心。特别令人称奇的是,红军从曲靖向马龙进军途中,俘获龙云从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车内载有20多份1:10万的云南军用地图和大量白药、火腿、茶叶等。本来是龙云送给国民党中央军的,现已成了红军渡金沙江的必需品和有利条件,被传颂为“古有张松献地图,今有龙云献地图”的巧取智夺佳话。[3]在红九军团在滇北节节取胜之际,红军主力趁机神速向西南方挺进,其前锋直逼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云南大部滇军调往贵阳“救驾”,昆明城内及周围兵力空虚,而蒋介石派出追击红军的部队还距离红军三天以上的路程,“云南王”龙云为此大惊失色。为了保住昆明,他调集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导致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薄弱,客观上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正是毛泽东和红军“示南而北、避实击虚”,主动求变所期待的结果,真正摆脱了百万大军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主动。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鲁口哨、水平子召开会议,决定抓住时机,抢渡金沙江,于1935年4月29日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揭开了巧渡金沙江,开创长征新局面的大幕。

巧渡金沙江,套色木刻,袁吉中 作 1961年(图源:四川日报)

二、在战略布局上寻求整体与重点的最佳结合,出奇制胜,带活全盘

“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是红军摆脱围追堵截、开创长征新局面的一盘战略大棋,是由红军长征战略全局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和各个阶段构成的总体和整个过程。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为什么渡江、怎样渡江、渡江以后怎么办、如何抓住重点、怎样统筹全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周密部署,统筹协调,使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和各个阶段的角色定位准确、任务目标明确,在战略布局上实现整体与部分、重点与策应的最佳结合,形成互相照应、互相支援、密切配合、战则必胜的有机整体。

(一)深谋远虑,整体运筹,走活主动求变一盘棋

毛泽东巧妙运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主动求变之策,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使昆明城内一片惊慌,各地民团纷纷向昆明集结,敌军在变化的迷局中,乖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为红军北去金沙江闪开了道路。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再一次主动求变,迅速打开新局。毛泽东指出:云南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红军不宜在昆明东北的平川地带与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该趁金沙江沿岸敌人空虚,尾追的敌军距我军尚有几天的路程,迅速北去,抢渡金沙江,夺取先机。中革军委即刻发出抢渡金沙江的指示,对渡江行动的战略布局,进行了具体部署,决定兵分三路,抢占金沙江上的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口。红九军团在占领东川后相机渡江。中革军委发布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以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克服疲劳和不正确的情绪,全力以赴,投入渡江行动。毛泽东在部署会上特别强调,红军各部务于5月3日以前抢占渡口,一定要走活这步棋。

(二)抓住重点,凝聚力量,打开抢渡天险突破口

金沙江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难以徒涉。自古以来,金沙江是川滇之间的一道天险。红军抢渡金沙江,如何积聚力量,从哪里突破,虽在战前有具体部署,但战况千变万化,必须随实践的变化而作出新的决策与部署。

红军在龙街渡、洪门渡的活动情况,很快被敌军侦察机发现,轰炸渡口,制止红军架设浮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龙街渡、洪门渡渡江失败后,毛泽东把目光聚集在皎平渡渡口。此处是川滇过江锁钥,地势险要,山路崎岖,川军防守以为红军不敢从此处渡江,认为守江不如守城,在江边仅有江防大队和一个连的兵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选择皎平渡作为跳出包围圈的突破口,以此为重点带动全盘,决定把夺渡口的任务交给了军委干部团,并确定干部团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国家保卫局执行局长李克农率工作组随队行动。周恩来亲自向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交代任务,强调:夺取渡口能否成功关系全军的安危,必须成功。5月2日晚,干部团的前卫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行进一百千米,于5月3日黄昏突然出现在皎平渡渡口,并迅速控制了南岸渡口,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了前哨阵地。

(三)锁定目标,首战必胜,打造再度入川、开启长征新征程的奠基礼

渡江之前、之中、之后,是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连续过程和统一整体,是一个统筹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完备战略布局,必须南北两岸打总体战,形成上下同心,左右协力,两岸夹击,同力共赢“一盘棋”的战略格局。金沙江北岸是高峻陡峭的中武山,山顶平坝上是四川的通安州(现会理通安镇),地势险要,是从皎平渡口通往会理县城的“咽喉之地”。敌军凭险扼守通道,企图阻止红军渡江后向纵深发展。渡江的红军先头部队,按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事前部署,锁定目标,不惜一切牺牲,勇猛进攻,经过一番激战,拿下了通安,迅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当地的大财主作斗争,将胜利果实分给劳苦大众,很快就形成了欢迎红军、拥护红军,确保全军胜利渡江的局面,为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再度入川、开创长征新局面献上了奠基礼。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图为当时住宿的山洞(宋明 摄,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三、在策略运用上寻求人和与地利的最佳结合,利用矛盾,以智促变

战略与策略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策略是在战略的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是落实战略的手段、方法和艺术。审时度势、主动求变的渡江战略,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巧妙结合的灵活策略来落实。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战略上重天时与人和,在战术和策略上,则是重地利与人和。因为再好的战略,也需要落地才能生效。战略要准确落地、落实、落细,必须靠巧用地利、人和。从地利上看,云南地处偏远,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地形地貌复杂,民族民俗复杂纷繁,为红军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从人和上看,红军入滇的第一仗,打得很漂亮,从未与红军交过手的滇军,真正领教了红军的厉害。红军的先头部队旗开得胜,打开了入滇的通道,士气高涨。敌军数次转向掉头,被动地跟在红军后面,“追”无功,“堵”无效,士气低落。敌方的中央军与地方军队、地方民团之间互相埋怨,互相推诿,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为我方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提供了有条件。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把握战机,把地利与人和的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结合,借力打力,以主动求变的姿态和战果,制造变化,引领变局,迅速转变敌方对红军“围追堵截”的战局。

(一)先声夺人,虚实结合,巧布主动求变、抢渡金沙江的迷局

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跳出围追堵截重围的战略目标,先用声东击西之策,调出滇军,为红军进入云南、渡金沙江创造有利条件。后用示南向北的之谋,集中优势兵力,打好入滇第一仗,快速占据制高点,封锁通往昆明道路,向昆明发起猛攻,滇军尚未清醒过来就失去了阵地,造成昆明城内一片恐慌,令“云南王”龙云速调民团救援昆明,趁渡江沿途兵力空虚,红军立即掉头向北,迅速向金沙江挺进。毛泽东深谋远虑,早将两策统筹谋划,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敌方。实施两策,主动求变,有一个共同的战术和策略,就是虚张声势,先声夺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方看不清,摸不透,巧设主动求变的迷局,误导敌人判断错误,致使敌军追堵失败,赢得战略主动,强力推进我方抢渡金沙江,开创长征新局面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借力打力,智取巧胜,扫除抢渡金沙江、主动求变的障碍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借力打力,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业已形成的一种战略战术思想,在主动求变,抢渡金沙江战略中发挥了借力打力的特殊优势,显示出智取巧胜的特殊魅力。

从地利与人和因素来看,金沙江是川滇之间的一道天险,沿岸各地经济落后,音讯闭塞,当地人没有见过红军,更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只知道官场布告称红军为“赤匪”,而他们心中的“匪”,是一群衣衫破烂、武器破旧的打家劫舍者。红军入滇后,他们见到红军服装整齐,武装正规,军容超过滇军,经常把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当地官僚和豪绅对“中央军”既希望他们来救援危局,又害怕他们久居云南,表面上欢迎而内心恐惧,他们上演过多场以“欢迎中央军”为名搜刮民财的闹剧。红军运用云南地利与人和上的因素,利用矛盾,抓住时机,“将错就错”,执行任务的小分队化装为“中央军”,在向金沙江渡口行进中,经过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畅通无阻。红军先头部队到边皎平渡时已是黄昏,放眼望去,只见江面上灰蒙蒙一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敌方边防连驻地,迅速俘虏了哨兵,截获敌侦探的一只小木船。他们冒充交税的百姓进入厘金局,兵不血刃,夺取了渡口,缴获厘金局的大量银圆,占领了制高点。红军巧妙运用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借力打力,巧取智夺,创造了长征史上不费一枪一弹,巧取地图、智夺三城和皎平渡口的传奇战例。

1935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现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会理市委宣传部 供图,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四、在决策执行上寻求精准与严明的最佳结合,化险为夷,开创新局

决策执行与决策制定,是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可脱节的领导智慧链条。审时度势,主动求变,贵在主动,重在执行。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执行力这个“东风”,决定全局成败。由于龙街、洪门渡江受阻,全军三万人马将集于一渡,敌军仍在前堵后追,空中还有敌机侦察,危局险情在即,胜败可能就在千变万化的一瞬间。抢渡金沙江之役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执行的精准、神速,要有夺取全胜的执行力,要求在决策执行上实现严密组织、严明纪律与精确统计、精准指挥的最佳结合,使执行方案最优化和执行力最大化。

(一)精准统计与严密组织一体运筹,谋划渡江精准方案

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在名著《战争论》中把“统计”列为战略要素之一,实战证明,这是一个出奇见效的高论。统计要素在抢渡金沙江之役中确实起了基础性全局性的关键作用。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7只木船,其中大叶子船2只,二叶子船4只,大者可渡60人,小者可渡40人,在急流往返一次需要40分钟。渡江司令部根据统计,制定精准渡江方案和严格的渡江规则,每只船规定了所载人数和行李担数,标明座位次序。上船时呈一队纵队依次而上,每船都派有船长维持秩序。每只船有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轮流换班,歇人不歇船,在两岸燃起木柴,昼夜渡江,直到全军过江为止。

(二)精准指挥与严明纪律融为一体,创造巧渡天险奇迹

抢渡金沙江,在渡江的人员规模、持续时间和险恶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是一场大规模大跨度运动战役的决胜点,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兵贵神速。争时间,拼速度,比纪律,是红军的优势和长处,是抢渡金沙江,开启长征新征程的关键和亮点,也是对红军长征领导力、决策力、指挥力、执行力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中革军委要求全军指战员以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投入渡江战斗,任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先遣队司令员和渡江指挥部司令员,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全军进行了渡江的政治动员,明确政治意义,并传唱渡江动员歌:“金沙江流水响叮当,我们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流又急,更不怕山高路险长,我们真顽强,我们真顽强!”[4] 全军士气高涨,等待下江一搏。所有部队到达江边之后,一律停下待命,接到通知后才能前行。上至司令员下到普通战士,一律听从渡江指挥部和船长的指挥。由于周密筹划,精准指挥与严明纪律最佳结合,虽然人多船少,时间紧迫,却在渡江时秩序井然,快而不乱,紧张有序地渡过金沙江。敌军在三天后赶到金沙江南岸时,已不见红军踪迹,只能望江兴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渡江现场坐镇督战,精准指挥,可谓是天人合一,出神入化,创造了不费枪弹、不损人马、九天九夜全军渡过金沙江的神奇巧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审时度势,主动求变,指挥巧渡金沙江之役的强大战略领导力和精准执行力。

帮助中央红军渡江的37名船工(图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五、结语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的伟大征程中,犹如长征抢渡金沙江摆脱困境、于危难变局开创新征程这样的风险和挑战,将会伴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和我国新时代新征程的全过程,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前所未有的。在重大风险和强大对手面前,唯有坚持斗争,主动迎战,才有生路出路。

巧渡金沙江战略领导思想和指挥艺术,对于我们在风险与挑战中育新机开新局,有着世界观方法论的时代启示:一是当今领导的任何一项大的突破和新发展,都要像毛泽东当年谋划巧渡金沙之役那样,必须从战略策略上全方位立体化的系统思维和统筹谋划,把本地本单位的谋划和规划,融入党和国家全局的大格局中,通盘思考与科学决策,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顺势而为。如果不谋全局,而盲目急于从某一域入手,见子打子,是难能见效的。二是在谋划和运筹天时、地利、人和等领导决策时空要素时,无论是战略谋划,还是策略运筹,都要优先考虑“人和”要素,以“人和”为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领导决策目标,以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为努力方向,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近期目标,做到上下同心、左右协同,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正确把握战略策略运用中的一系列关系,坚持战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战略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坚持周密谋划与精准执行相统一,坚持决策与执行的无缝对接,既要有宏图大志,更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在决策执行和落实落细上下功夫。四是坚持严密组织领导与严格组织纪律相结合,严字当头,干字领先,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上见成效,以严密严谨的科学态度破解难题密码,以团结奋斗化解风险挑战,以正确的战略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凝心聚力,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伟大长征精神的巴蜀印记研究”(项目编号:22XDJ01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1.

[2]董志新.毛泽东读《三国演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8.

[3][4]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118,120.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4年第1期

作者:李锡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原常务副校(院)长,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