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学诚（李玲璞先生20世纪90年代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李玲璞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一直感觉不真实，先生在病榻上的很多镜头常常在我眼前闪现。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先生在生命尽头编成的《古文字释要》终于出版了，躺在病床上的他费力地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轻抚新书，缓慢而断续地对我说，没办法给你签名了，老师看来真的不行了。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就心如刀绞。今年是玲璞先生九十周年诞辰，我常常梦见先生。

　　学人小传

　　李玲璞（1934.1—2012.11），笔名李圃。山东文登人。语言文字学家。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名誉主任。195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著有《甲骨文选注》《甲骨文文字学》等，主编《古文字诂林》等。作者供图

　　至仁至爱淡名利

　　我追随玲璞先生读书，最初的动机并不高尚。20世纪90年代，部分高校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取向，没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不能担任博导。大学中青年教师为此纷纷寻找读博机会，哪怕是已经晋升了教授的人。在这一浪潮的裹挟之下，已通过学校教授职称评审的我也开始联系读博，并因此得以结识先生。与先生结下师生之缘后，我才逐步感受到先生的至仁至爱，看到了先生是那样淡泊名利。

　　最初联系先生是通过书信。我的信发出一周左右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先生邀约我到上海一见，那次见面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一村的利兴饭店请我吃饭，边吃边聊了两三个小时。先生对我的科研成绩大加肯定，关照我专心提升外语水平以便应考。当我从扬州到上海参加考试时，先生把我送到他已订好的旅馆，又特意交代前台，所有费用都由他结。三场考试，每一场考完出来，都能看到先生在春寒料峭中等候着我，见到瑟瑟发抖的先生，我实在难禁眼中热泪。他并不问我考得如何，而是叮嘱抓紧休息，迎接下一场考试。最终我的外语成绩距离当年的录取分数线还是差了几分，玲璞先生拿着我的科研成果材料找遍了所有相关领导，终于争取到破格录取的名额。数年后在一次有研究生院领导在场的场合，先生不无骄傲地说，当年要不是坚持破格录取，华东师大就没有这第一篇汉语言文字学“全国百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了。

　　进校读博第一学期临放寒假时，先生和我长谈了一次。他回顾了华东师大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历史，对诸多前辈学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对学科现状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展望了学科的未来，然后问我，愿意调过来吗？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只轻轻问了一句：“先生，这可能吗？”先生说，具体事情我来做。我没有想到，真办成了，我们全家户口一起迁入上海。先生是一介书生啊，要办成这样一件事，而且是从扬州调入上海，从地方高校调入重点大学，在原单位不肯放人、不给档案的情况下，先生要跑多少路，找多少人，说多少话，甚至要遭受多少委屈，实在不敢想象！

李玲璞在一张明信片上为胡厚宣题写的生日贺词。作者供图

　　我读博之前的研究集中在汉语史领域，当时正聚力于方言学史，担心无法适应先生研治古文字的要求。当读到先生为拙著《汉语方言学史研究》所撰序言时，我对先生的格局有了全新的理解：“希望与等待往往伴随着人生的全过程。我也有着许多个希望和许多次等待。1978年，在规划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时就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汉语方言历史与汉语通语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汉语方言本字与汉语通语用字之间的互补协调关系，这种种关系如不给予充分的重视，则势必影响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向着整体优化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人才匮乏，加之历史方言学这一研究领域难度高跨度大，向来问津者寥寥。于是，便留下一个苦涩的等待。这一等不打紧，一等就等了整整二十年！1998年，欣逢兴化华学诚君以方言学史研究方向来沪攻读博士学位，让我这二十年的苦涩等待，终于希望成真。”

　　玲璞先生的挚爱是工作，忘我拼命。我入学后，熟悉了先生的日程表：每天凌晨5点之前起床，泡一壶浓茶，开始工作；上午九点左右吃过早饭到办公室，又是一壶茶；工作到下午两三点钟回家吃午饭，偶尔因为有客来访，去一村的利兴饭店用餐，也有时候因为觉得我总吃食堂太单调，叫盒饭与我在办公室一起吃；午餐后休息一会儿，傍晚六七点再来办公室，工作到十点再回家。那个时候，先生正在编纂《古文字诂林》，作为主编，除了与所有编委一样承担每卷的编纂任务外，他还要解答其他编委遇到的难题，同时也要和电脑排版公司、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一起攻关古文字录排的技术难题，压力之大、负担之重，难以想象。先生缓解压力、提振精神的办法就是烟不离嘴、浓茶不断。这位曾经的国家一级运动员，接手《古文字诂林》主编任务才七八年，虽然依然精神矍铄，但已形销骨立了，那清瘦颀长的身板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

　　先生的清贫，非亲眼所见不敢想象，而他对物质利益却极为淡泊。《古文字诂林》是上海市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重大工程项目，课题资金总共有180多万元。对于这个项目来说，这点钱很是拮据，但就绝对数字而言，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巨资了，全国没有几个文科项目有这样大的投入。先生专门聘请了财务专员，记录每一笔开销。作为主编，他不仅做了全部策划工作，撰写了编纂体例，组织了若干次专家委员会研讨，而且逐字逐句审稿、改稿，这可是实际出版12册、1200万字的工作量啊，先生所阅读、审改的文字量更是数倍于此，这么巨大的付出，他就是不肯拿主编费，而是和所有编纂人员按照同一个标准领取劳务报酬。

　　玲璞先生不仅淡泊利，而且淡泊名。为了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先生忘我地组织、策划，领导整个团队开展工作，连春节都不肯休息。但从基地申报一开始，先生就明确表示自己不当中心主任。我到北京工作之后，郭锡良教授、王宁教授、董琨研究员等学者都对我说，李先生是个高尚的人，他主持编纂的《古文字诂林》为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获批重点研究基地奠定了基础，但李先生没有直接领衔这一中心，令人遗憾。

　　倾心教学育人才

　　玲璞先生1934年出生于山东文登，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44年，10岁的他被党组织遴选为“小先生”，课余时间负责妇女扫盲识字班的教学。1947年，小学毕业后担任泽头集小学代课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昆嵛县刘家上口初小、县点校汪疃完全小学、文登专区第六速成师范、文登专署干部文化学校及其分校任教，直至1956年秋以调干生身份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60年大学毕业后，玲璞先生留校任教。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全日制教育，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他都全身心投入。

　　1986年，先生被授予“全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称号，1996年又被评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先进工作者”。先生获得这些荣誉是理所当然的，仅举他编写教材一例。函授教学缺少合适的教材，先生白天要坐班，就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编教材。那时的办公室是矮平房，夏天门前屋后杂草丛生，屋内潮湿闷热，蚊子特多，连电风扇都没有，先生耐着酷暑工作到深夜。冬天办公室特别冷，尤其是深夜，寒气彻骨，先生两只手都冻得红肿发紫乃至溃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靠着坚忍的毅力，编写出《文言文阅读初阶》上下两册。这两本教材不仅解决了师生的燃眉之急，也为他日后编写自学考试教材积累了经验。

　　改革开放后，青春正富的玲璞先生只身承担了上海市区和郊县30个点的古代汉语课程函授任务，学生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雪，先生都按时在30个函授点之间来回奔波。每到一处，白天面授讲课，夜晚辅导答疑。期末临考前，他每天去一个函授点为学生辅导。1982年夏，先生连续在上海七个郊区函授点指导学生复习迎考，终于累倒了，大量吐血，躺在病榻上还念念不忘等着他去辅导的崇明考生。据不完全统计，经先生面授的学生人数达5000余名。除此之外，玲璞先生还经常到华东师大设在外省市的函授点授课，这些学生遍布十几个省市。

　　20世纪80年代初，玲璞先生参与制定了全国首个《中文专业自学考试计划》，主持制定了《中文专业自学考试大纲》以及《古代汉语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主持并参与建设了古代汉语课程全国统考题库，与北大郭锡良先生合作主编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古代汉语》。全国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先生担任委员并兼任首届秘书长，参与中文专业各课程考试大纲制定、教材编纂和命题。

　　玲璞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访问学者有30余人，现在已有近20人成为博士生导师，还有好几位成为国内名校的学科带头人。玲璞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很多朋友、学生、同事都撰写了追思文章，这些回忆大致能够勾勒出大家心中的先生。

　　玲璞先生既高且帅，温文尔雅、一脸慈祥。20世纪60年代的本科生后志民教授曾这样讲述初见印象：“记得那是1962年的秋天，我才跨进校门。他才毕业留校两年，与满头银发的名教授许杰等同时登台为我们授课。他教现代汉语兼班主任，没有半点架子，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也从没见他训过谁。”

　　玲璞先生爱生如子，关心冷暖、体贴入微。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刘堂江编审还记得在李先生家里吃螃蟹的细节：“1970年秋季入学不久我就害了一场病。这时，李玲璞老师来了，他坐在我的床前，问过病情之后，就同我拉起了家常。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小溪中捉螃蟹，也很爱吃蟹。他说他的老家在山东农村，到河沟里摸蟹也是拿手好戏。谈得高兴了，我顿觉病情也减轻了几分。第二天中午，李老师又来了，说是请我到他家里有点事，我跟他去了。进门刚坐定，我就闻到一股诱人的蟹香味从厨房里飘出，跟我家乡的螃蟹一样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一会儿，师母果然端上来一碗红红的螃蟹。说：‘小刘，快趁热吃吧！你老师今天早晨四点钟就到小菜场去排队，这是特意为你买的。你都吃了，他才高兴呢！’”

　　玲璞先生督学严厉，步步点拨、指导到位。20世纪70年代末的本科生、后来的研究生王元鹿教授回忆：“我在1978年进入华东师大时，还只是一个浑然不懂文字学的青年人，但是，蒙李老师不弃，主动向我提出，让我从他研习文字学。当时随李老师研习文字学的学生尽管只有我一人，他还是很认真地布置我研读《说文解字》《文字蒙求》等专业书，并定期出题给我考试。李老师即便在外地出差，也会给我写十分详细的信，询问我的学习进程，并给我以切实的指导。在二、三年级之交的暑假里，我写了一篇论文，李老师高兴地把它拿给徐中玉、戴家祥、史存直、施蛰存等老先生看，还与我一起讨论他们所写的评语与意见。当该篇论文入选上海市研究生大学生优秀论文报告会时，李老师又帮我刻写将要付油印的论文，忙了几个晚上。”

　　殚精竭虑求创新

　　玲璞先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教授过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等课程，语言文字学家、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史存直老先生给了他很多帮助。当史老先生知道他喜欢研究文字特别是古文字后，专门将他介绍给了著有《金文大字典》的历史学家戴家祥老先生。1980年，玲璞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跟随商承祚、容庚两位老教授学习古文字，他的代表作之一《甲骨文选读》就是在此时完成的。商承祚先生对《甲骨文选读》赞扬有加：“李玲璞（圃）为解决读者之困难，不辞辛劳，在数万余版中选其十一，手自摹写，数月乃成。其结体巨细，刀笔神韵，力求一仍其旧。此选本当为解放以来较为完备之书，可供研究工作者参考及甲骨文教学所用之教本。”

　　玲璞先生喜欢上古文字，其实始于留校之初的1960年。他的同学、一起留校的马鼎三老师回忆：“有一次闲聊时我问他，当初怎么会选从古文字学入手？他说：‘和你有关。’听他慢慢道来才知道了原委。我们毕业之后，三个留校的男生一同住在学生宿舍，朝夕相处。一天，老李在我书架上发现一本古文字学的小册子，一看就着了迷。我见他爱不释手，对他说：‘拿去吧，送给你了。’这本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粗略翻看了一下，对这些似懂非懂的‘文字僵尸’，没有多大的兴趣……哪里会想到，就是这么个小册子，却点燃了李玲璞同志胸中的烈火。”知道了这个“秘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一结束先生就能开始古文字的研究，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能有那么多关于汉字特别是古文字的著作。

　　甲骨文研究至今仍被视为冷门绝学。20世纪70年代玲璞先生重拾早已心仪的古文字，把精力投入甲骨文研究之中，条件相当艰苦。他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张春华老师回忆说：“李老师一家三代四口，再加上岳母的小孙女共五口人，蜗居在12.3平方米的斗室里。一到晚上，李老师就只能到几户人家合用、灯光昏暗的厨房里，坐着小板凳，伏在放置油盐酱醋的板箱上读书、写作。”在那寂寞的年代，在这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先生做着寂寞的学问——一本本古文字著作的阅读，一个个古文字的摹写，一片片甲骨的释读，一页页论著的撰写……在中大进修时间虽然很短，但条件比在家里要好很多，他除了向商老、容老问学之外，主要时间都用于读书、收集资料、摹写甲骨文。这种持续努力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就是《甲骨文选读》和《甲骨文选注》。改革开放之初，先生出版的著作犹如学术向导，在普及甲骨文知识、引领年轻人学习甲骨文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对甲骨文大量单字进行深入研究时，玲璞先生也在理论层面进行着探索。先生随后的专著《甲骨文文字学》，与赵诚先生的《甲骨文字学纲要》差不多同期出版，仿若空谷足音，立即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原因无他，主要是该著不仅第一次全面描写了甲骨文体系，而且第一次结合甲骨文实例阐述了字素学理论框架。除了这部专著，先生还围绕字素学理论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说字素》《语素物化与汉字分析问题》《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等。

　　过去，人们习惯用“偏旁”“字符”之类的概念分析汉字结构，玲璞先生的字素理论提出：字素是构成汉字结构要素，是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最小的造字单位；独体字是由一个字素构成的，故又称“独素字”，合体字一般由两个字素或三个以上字素构成；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门下弟子及再传弟子运用先生创造的理论与方法，成功地分析过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秦文字和秦汉篆书等各类出土古文字以及魏晋以后的楷书。

　　为了科学地解释汉字与汉语的辩证统一关系，玲璞先生后来又将作为汉字本体理论的字素理论拓展为汉字学元点理论。其理论创新的要义是：首次提出了中国文字学三维系统理论，即取象发生系统、本体结构系统和心理认知系统；创立了一整套字素分析法，即静态的字素本体系统和动态的字素功能系统；严格区分了汉字的造字法与汉字的表示法，给中国文字以科学的定位。《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汉字的发生与汉字的文化蕴含》《甲骨文造字八法论》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玲璞先生的汉字理论在21世纪初又有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中国文字发展理论。在汉字学三维系统理论和字素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三条线索，即中国正统文字发展史、中国方域文字发展史和中国书体演变史。这一论断，不仅有助于客观、真实地描述汉字演变的历史面貌，而且纠正了长期以来误把中国文字的书体演变史当成中国文字发展史的错误认识。

　　玲璞先生在汉字理论方面的创新，得到学界高度评价。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认为：“字素在造字的动态系统与析字的静态系统中有不同的特性。汉字的造字过程经历两个阶段，一是以语素为出发点去取象造字阶段，二是以语素为归着点凭借成字向语素回归阶段。前一阶段形成多种造字法，后一阶段形成多种表示法。字素理论把汉字结构研究分成造字法与表示法，从而把汉字结构元素、结构元素的功能、结构元素的组合方式这三个概念区别开来，层次清晰，逻辑合理。”

　　耗尽生命编《诂林》

　　玲璞先生从1991年接手主编《古文字诂林》这一重任，到2004年出齐全书，前后用去14年时间。这12册《古文字诂林》“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有很多创新与突破：第一，此书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搜罗最为齐备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首次将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这八大类古文字字形和考释资料汇为一编；第二，开使用电脑技术排印古文字书籍之先河；第三，首次采用万余字篆书古隶定字作为字头，将从出土古文字、篆书到古隶定字、后代楷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先生出任《古文字诂林》主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0世纪90年代，王元化先生正主持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工作，他发现古代文明学习研究的工具书极其贫乏，深感需要编纂一部集大成式的古文字工具书，但不知道委托谁来负责此事最为合适，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向他举荐了玲璞先生。拍板定案后，消息上了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工作简报》，玲璞先生才得知自己将要承担《古文字诂林》主编这一任务。先生回忆说：“王元化先生与顾廷龙先生都是当代知名的学界泰斗人物，可是此前我与他们从未谋面，对两位前辈的如此推重甚感意外。”可见这很传奇，与今天申请项目的机制完全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偶然”。

　　玲璞先生领下《古文字诂林》主编任务之后，与王先生有过很多次交谈，感受到王先生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从此抱定决心，“不论编纂任务有多么艰难，我将带领编委会全体成员，自始至终坚持迎难而上，求实创新”。胶东硬汉子一言九鼎、拼命三郎的秉性在《古文字诂林》编纂这一事业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玲璞先生终于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我所说的“必然”。

　　《古文字诂林》编纂过程异常艰辛，不断遇到新问题新困难，玲璞先生任劳任怨、全力以赴。

　　为确定全书的定位和体例，玲璞先生带领编委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仅北京就先后举行了三次论证会，先后参加论证的专家不下百位。

　　编纂《古文字诂林》首先要收集资料，而所收资料范围和原则的确定，则是难题。据编委王世伟回忆，1992年2月玲璞先生提出了细致缜密的参考意见。1993年，玲璞先生组织编纂出“辛”等十个字头的样稿，并亲自撰写样稿《说明》，供编委们参考。此后四年，按玲璞先生提出的意见，编委会成员带领数十名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到全国各地收集资料。

　　资料收集完成之后，编纂工作便进入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对原始研究文献进行逐条审读，按照字头剪辑并装入字头资料袋。市面上售卖的资料袋全都不适用，玲璞先生组织大家一起动脑子，设计制作出独具特色的资料袋。资料袋正面载明编号、说文部首、检字部首、电脑号码、四角号码等编纂、出版所需的全部信息，一个字的资料都装入同一个资料袋，一万多个字就有一万多个资料袋。待到全部资料装袋上架之后，编纂室一个大房间用书橱隔出了三间，其他的书橱靠墙而立，二十多个书橱放资料袋、十多个书橱放图书资料，满满当当，虽然拥挤但很壮观。

　　1997年，编纂工作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是项目的主体工程，要求严格按照编纂体例审读考释资料，审慎去取，合理删减，全体编纂人员的冷板凳一坐又是好几年。玲璞先生与大家一样，每卷都承担一份任务，同时还要不断解决新的难题。比如，预算资金出现重大缺口，就是一件大麻烦，王元化先生为此焦虑万分。玲璞先生说：“我获知此事后，也是心急如焚，考虑到元化先生的身体状况，我这个书呆子便自告奋勇，试着去做一些调查工作，以寻求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几经山重水复，终于出现了转机，上海教育出版社闻讯，委托王为松同志与编委会联系，表示上教社愿意投入50万元作为后续编纂经费，并承担出版成本费，终于解决了难题。

　　2004年《古文字诂林》出齐后，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学界热烈欢迎，还获得了上海市和国家层面很多奖项。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十分感慨地说：“编印这样一部大型的专业工具书，实在太不容易了。中国的古文字学源远流长，变化万端，学者加以隶写考定，又各家不同。这十二册书，有多少需要特殊处理的字形？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向编者和出版社表示敬意和感谢。”

　　当鲜花掌声涌来时，玲璞先生却退到了幕后。他希望用所剩不多的时间重新去探索一直惦记着的字素以及字素学，完成一部系统的汉字学理论专著。2007年的某一天，身患癌症的王元化先生将玲璞先生和时任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包南麟请到家里，用商询的口气说道：“《诂林》编好了，可卷数太多，那是专业人士用的，一般人买不起。你们能不能在《诂林》的基础上再编一部精要、易懂、实用的简编本呢？那样更有助于普及。”面对这样一位身陷沉疴仍在关心学术普及的老学者，玲璞先生轻轻地说：“我们试试吧，王先生。”为了这句诺言，先生再次放下了个人的研究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简编本的编纂之中。简编本后来定名为《古文字释要》，接手这一新任务时的先生比以前消瘦了许多，一遇天气变化就咳个不停，感冒也几个月好不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一边吸氧一边看稿。《古文字诂林》耗费先生心力之大竟至如此。

　　2010年秋，《古文字释要》终于出版了，这时的玲璞先生已经躺在上海六院的病床上了，再也没有能够出院。可以说，为《古文字诂林》和《古文字释要》，玲璞先生燃尽了最后一点生机，耗尽了生命。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