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

——兼及长篇小说《曾溪口》

阿 来

当叙事成为一种语义上的可能,叙述的内蕴常常通过语言本身彰显出来,而叙述的地域性一旦与语义的约定性紧密结合,叙述的地域性就会在叙述过程中渐渐展现出语境意义上的特征,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语境表达。根据这个基本定义,地域性的语境表达既有地域意义,又超越地域意义本身,这就是乡村叙述的一种可能,或者是乡村叙述的一种可能性表达。

乡村叙事作为地域叙述最基本或最直接的再现,保留了最质朴的乡村特征,这种特征通过语义语境呈现,构成一个乡村叙事场。以这个场为基本出发点,再辐射成地域特征,完善地域维度,叙述的生动性与鲜活性表达就成为乡村叙事的最直接载体。在此,任何一部成功的乡村叙事作品,都具备这个特质。任何一部具有大众维度的乡村叙事作品,也具备这个特点。

近年来的乡村叙事作品,真正能完成地域性特征表达的,不是很多。它们的叙述常常陷入一种介于乡村叙事与地域性表达之外,或在二者之间游离。要么语言外衣是乡村的,而内在走向却已远远抛弃乡村这个最基本的载体,在实质上构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走向——不彻底或是沦落之后的乡村叙述。这样一来,乡村叙事的可能性表达,则成为这类乡村叙事作品的缺陷性走向。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都具有地域意义,或者乡村意义,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离开背景存在而存在,也不可能离开地域存在而存在,即使是充满荒诞意义的想象作品。地域意义或乡村意义或背景意义,是构成作品叙述的基础,一旦离开这点,所有的叙述都将成为空中楼阁而缺乏作品本身的构建涵载量。因此,乡村叙事要成为一种彻底的地域性表达可能,必须根植于乡村或地域这个最基本的元素。

在写作越来越私人化的今天,任何一部作品的表达,都离不开个人生活或生存场景。对于在乡村生活过的人来说,乡村情结可能会影响写作者一生,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乡村情结,除了语境意义与语义场景外,更多的关注应该是叙事者本身:个人经历与社会经历,个人审美与大众审美,个人情怀与大众情怀,个人走向与社会走向。作品一旦构建,其所表达或表白的意义,是否与自己的内心走向一致,是否与个人灵魂深处的情怀一致,作品所关注的,是否是乡村或地域载体的一个断面或横断面所能展现的社会承载,这个断面或横断面的本体价值究竟何在。或者说,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语境意义,作品的质地是否具有乡村审美的基本特征。

当乡村叙事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可能,表达的对象,表达的基本元素就已经确立。紧紧扣住地域意义而为之,就成为乡村写作者不可或缺的能量载体。这个时候,表达是乡村式的,思维也是,语言载体更是。任何脱离这种表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表达。在此,乡村叙事的作品,首先昂扬的是乡村情结,再现的是乡村特质,作品无论展现一个剖面或一个断面或一个横断面,都必须具有顽强的乡村情怀。

我比较看重地域意义相对彰显的作品,这类作品本身的物理涵盖量,能反映出写作者的个人与社会容量,也反射出写作者的个人能量。这类作品的写作者,本身就有很浓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很浓的地域情结,作品在他们那里所展现的,常常超越地域或乡村本身。乡村,作为永恒的叙事场所之一,与城市一样,演绎着时光下的苍茫与沧桑。从乡村出发,走向远方,不仅仅只是时间或空间意义,更多的是写作者的灵魂追求或是内心皈依,当乡村叙事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可能,写作者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内在心理上的叙述欲望。

关于上述,也是我近期翻阅苗勇、李国军的一部关于乡村叙事的长篇小说《曾溪口》的稿子,所得出的基本想法。这部稿子最大限度地让乡村叙事成为一种再生意义上的可能。作品所产生的背景,故事的延宕与发展,情结与人物的走向,都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乡村叙事文本。作者在文本里,将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故土,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地域意义与语境意义,写出了那块土地上的厚重、淳朴、本真的人文情怀,让我们看见了乡村叙事,在时间背影与空间转移中,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的叙事载体,完成了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凸显的人文性、地域性。

《曾溪口》 苗勇 李国军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或许,乡村叙事,除了语境意义与人文意义上的可能性外,还更应该最大可能地彰显文本的内在质地,让文本走得更远,让地域性变成世界性,这就是文本的普遍意义。要完成这个,乡村叙事的道路仍然漫长,我们要做的努力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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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阿 来(著名作家,四川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