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3年10月14日 10版)

王巍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前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东亚地区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及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发表、主编论著近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曾担任国家“十五”到“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殿区、安阳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和居民区的大规模发掘以及陕西周原西周宗庙的发掘,三次获得国家田野考古奖,自2012年至今,作为总领队,先后率队到乌兹别克斯坦、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埃及发掘古代文明重要遗址。

玉猪龙。资料图片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2003年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号祭坛。资料图片

红山文化彩陶罐。资料图片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策划了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围绕“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这一主题,探究辉煌灿烂的西辽河文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以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本次宣讲是这个系列的第二场活动。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迈向文明社会的道路。今天,我们共同探究西辽河流域社会文化的发展、精神层面的进步历史,对其逐步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进行解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情况

在20世纪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问题,比如缺乏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研究。到20世纪末,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个人研究,十分缺乏同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对作为文明形成重要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变迁、产业的发展、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变化及这些因素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况分析,缺乏对某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研究,对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少有深入探讨,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较少涉及。此外,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研究缺乏,这使得中国学者不仅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权威阐释。

2001年春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与的学者积极向科技部建议,支持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2002年春,探源工程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预备性研究。这项先后作为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研究,至今已有21年,是迄今为止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研究项目。探源工程的总方针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在内的20多个学科,各领域400多位学者直接参加探源工程,其中还有多位院士。在全国近千项考古发掘中,探源工程的发掘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科院考古论坛“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达十几项之多。

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的空间范围内,在距今5500年到距今3500年的时间范围内,研究各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是探源工程主要的内容。

具体来说,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第一,中华文明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各个区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的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何经历这样的过程;第二,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如何、为何形成的?为什么没有以其他地区为引领,却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第三,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有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志?这个标志,直接决定了文明的久远程度;第四,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形成这些特点。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以考古学为中心、多学科联合攻关,共同对调查发掘出的遗迹、遗物进行分析阐释。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新方案

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具体而言,“文明起源”是指史前时期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渐丰富,社会开始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贵贱与贫富的分化,文明因素开始孕育。“文明形成”是指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具体而言,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追溯“三要素”的由来,我们发现这“三要素”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国际上,玛雅文明不知道使用冶金术,印加文明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它们都没有因为不符合三要素而被否认其进入文明社会,这说明各地都有自己进入文明社会的表现。“三要素”标准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概括出了我们认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三个标准。

一是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生产发展,随之人口增加并聚集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分化不断加剧,高技术含量手工业逐渐专业化,出现脱离劳动、从事部落或者事务管理的阶层,随后贫富、贵贱分化;三是权利不对等,出现王权、国家,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祭神的权力和社会管理权力于一身的王。

其中,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疑问,例如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认为当时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的产生会在考古遗存当中留下痕迹。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都城,即规模巨大,需要动用大量人力来建造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是宫殿或者是神庙,规模巨大、建造考究的建筑,王或者高级贵族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在神权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表现为高大雄伟的神庙;三是大墓,规模大随葬品多的墓葬;四是礼器和礼制,即彰显权贵阶层尊贵身份的器物,比如埃及金字塔、木乃伊,商代青铜容器,夏王朝时期玉礼器等等;五是战争和暴力,武器大量出现,宽大的壕沟和高大城墙的防御设施出现,人和人的地位悬殊,出现地位低的人为地位高的人殉葬,或者是大型宫殿用人奠基的现象。

如果在考古上出现了这些因素,可能虽然没有冶金术,但是手工业会有别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琢玉工艺有发展;虽然没有文字,但是信仰体系、知识体系会以别的形式表现,那么这样的文明同样可以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我们的标准当然是基于中国的材料提出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放眼世界,无论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还是玛雅文明,我们提出的文明出现的标志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性。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最关键的特征。

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

西辽河流域现存最早的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体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年代为距今8200~7200年。1990年到1992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兴隆洼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发掘出了一个160米长、140米宽的椭圆形的聚落。聚落周围有一条宽两米左右的围沟环绕,里边是成排的建筑分布,是一个很完整的村落。在房址的地面上分不同的区域,有放置陶器、制作石器的场所,也有煮炊的灶。当时流行用人头盖骨做装饰,这跟宗教信仰有关系,说明精神生活开始丰富。此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动物的骨骼,这时候野猪已经转变为家猪。

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兴隆洼遗址中开始出现随葬品,少数墓葬开始随葬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国境内是比较早的。其中出土的耳环,我们叫玉玦,特点是有豁口、可以佩戴、非常精致,说明手工业取得了进步。农业初步发展之后,有些人把精力主要用于制作玉器,这叫作“初步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2002年,我们发现了兴隆沟遗址。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碳化的粟、黍(小米和黄米),把它们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8000年前。

在兴隆洼遗址,我们发现一位50多岁的男性墓主人的随葬品比较丰富,包括耳环、耳环吊坠、陶器、渔猎用的工具、鱼鳔等等。重要的是,一般的墓当中只随葬磨盘磨棒或者一件陶器,这个墓主人身旁却有一雌一雄两口猪陪葬。家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财富,说明墓主人地位比较高,可能是当时聚落的首领。由此我们推断,西辽河流域大约在八千年前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的端倪,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兴隆洼文化之后,西辽河流域出现的是赵宝沟文化,其年代在距今7500~6500年前后。这一时期,农业取得初步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人们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表面所施的纹饰图案:生着翅膀的猪、鹿等神兽在祥云中飞翔。这说明当时人们的信仰体系已经形成了某几种动物具有神性的观念。其后红山文化中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具有神性动物的出现进一步为这种认识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红山文化是今天讨论的重点。红山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红山后这一遗址命名,分布范围是内蒙古赤峰地区和辽西地区,年代范围是距今6500~5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红山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彩陶。彩陶文化本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特产”。有迹象表明,仰韶文化的彩陶从距今6000年开始向周围扩展其影响,距今5700到5400年的时候分布范围扩大,影响到了西辽河流域。到距今5400到5100年,仰韶彩陶的分布范围扩展到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这期间,各地的陶器颜色有红有黑、器形不一样,但是圆点、弧线、三角弧线的图案是共同的,代表着中原地区文化第一次向周围强烈辐射。我个人认为这或许跟当时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有关。

其次是龙的出现。在红山文化晚期,一些墓葬当中出土了玉龙。它的身体呈C形,龙嘴部分很像猪,所以一般也被称为玉猪龙。最近,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地区的彩陶坡遗址,出土了用蚌壳雕刻出的龙的形状,它的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表明在这个区域6000年前已经有了龙的信仰。如前所述,在赵宝沟文化中,一件距今约6500年前的陶器上带翅膀的鹿、猪等纹饰非常有特点,这说明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认为,从现有的发现来看,西辽河流域很可能有龙的本地起源。

我们看到,红山文化中权贵阶层的墓葬都只随葬玉器,而且玉器往往只出现在权贵阶层,说明当时“以玉为贵”的理念已经出现了。另外,我们发现在若干大墓当中也有钺存在。钺是中国史前时期主要的近距离格斗的武器,我们认为这是首领掌握军事权力的象征。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晚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其一,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彻底取代了狩猎——采集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其二,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密集,是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其三,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的专业化队伍,建筑技术的发展和提高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建筑群体的规划与设计以及对于新型建筑材料的加工和使用方面;其四,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其五,在祭祀性遗址的建筑和布局方面,积石冢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有单冢与多冢之分,规模大小有别;其六,以单排房址为代表的独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其七,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其八,红山文化时期广泛吸纳周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强势因素,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总体来看,在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社会发生了质变,已步入初级文明社会。距今约4000—3500年期间,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赤峰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陶制酒器,与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相同,表明该文化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关系。从中原地区吸收了青铜铸造技术、流行在丘陵地带以石块修建山城,墓葬反映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西辽河进入方国文明社会。总之,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具有自身特点,是旱作农业发生较早的地区,也是史前玉器、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的理念出现较早的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中,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经过探源工程2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中华大地上文明的演进过程有了轮廓性认识,可以做如下概括:

“万年奠基”:距今11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变暖,促使东亚和西亚的农业产生。距今约10000年前,华北地区的先民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开始种植稻。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栽培稻和陶器、石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先民们开始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八千年起源”:距今8000～6000年为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现今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日的华南。因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遗址中出土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刀耕火种已发展为耜耕农业。这个时期的农业促使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在贾湖、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出现分化,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六千年加速”: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黄河流域的粟黍栽培技术向长江流域传播,水稻耕作技术向北传到了汉水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地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质地坚实、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一些地区出现了制作较为精致的玉器,并开始出现从厚重的石斧演变而来的武器——石钺,说明战争开始出现。

“五千多年进入”:距今55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这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制品,如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和绿松石装饰品,是社会分工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另一项标志是礼器的出现和礼制的初步形成。距今5300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市和原始宗教圣地。在高等级早期城市出现的同时,阶级加速分化。面积数百乃至上千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随葬上百甚至数百件精致物品的大墓,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小型房子和小型墓葬相差悬殊,说明统治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距今4300—4100年,气候发生较大变化,气温异常,降雨不均,洪水频发,各地区文明进程受到较大影响。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衰落,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加速发展。距今4300年前,黄河中游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

“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经过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这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到反映。二里头文化创造出的玉戈、玉刀、玉璋等玉礼器向周围地区广泛传播。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制酒礼器在西辽河流域出土。随后的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开创的礼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冶金术和礼制对更为广阔的区域产生影响。甲骨文的记载显示,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有相对完善的行政机构,有以王畿为中心的直接控制区和间接控制的方国。商系统的青铜礼器在广阔区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更强的引领作用,促进了各地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三千年王权巩固”:西周初年,周王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王朝对王畿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周王封重臣召公于燕,成为西周王朝经略华北北部乃至东北地区西部的重要据点。在继承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周王朝完善了礼制体系,形成了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差别构成的器用礼制,以此明确等级。西周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十分关键的时期,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华文明进入到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新阶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意义

探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都邑遗址和各地中心性遗址及区域调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揭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探讨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此外,还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兴衰原因、内在机制等取得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提出通过考古遗存辨识文明形成标志的中国方案,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是具有久远的史前时期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渊源,是经历了由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百川归海的过程。尽管岁月流转、王朝更迭,尽管南方北方、分分合合,但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存在,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

下一步开展探源工程的建议

第一是拓展研究的时空范围。迄今为止,探源工程研究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建议拓展到接近8000年至2800年前。因为8000年是史前文化发展、史前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时期。下限从距今3500年延伸到距今2800年的西周晚期,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周代礼制的形成在那时才应该说到了基本完备的阶段。在空间上继续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但建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都扩展进来。因为等到商周时期,这些区域陆陆续续都融入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大格局之中,到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二是大大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度。自然科学已经大力推动了工程进展,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还不够。未来研究任务绝不只是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就能够解决,包括文明的特质、文明的路向等等。所以人文社科的参与势在必行。

第三是要加强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没有充分的比较,我们自己的文明特质很难准确全面地概括。

最后就是成果的转化和传播,让我们的成果为国际学界接受、认可。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中华文明是延续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历程,就是要知道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要去了解中华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从而增加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文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具有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让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光明网记者 金凌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