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福州别样童年

蔡 玲

1949年12月底,父亲临危受命,出任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任务是解放台湾。1950年1月初,我家千里大行军,历经艰险,从南京随迁福建省福州市。那时,我7岁,大弟蔡和平4岁,二弟蔡阜平7个月。

1950年,作者蔡玲父亲蔡长风母亲邓宛如福州合影

从1950年1月初至1952年12月底,我家在福州居住整3年。解放军刚从农村进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能临时暂住空余房子。这期间,我家与警卫工作人员一直住一栋西式三层花园别墅,其建筑风格,从外观看,很像青岛的德国洋楼,而室内装璜则更具英伦情调。红色的西式砖瓦,花岗石墙体底座,花岗石石柱构成一楼避雨走廊;咖啡色竖立式厚重实木门窗,镶着西式图案的彩色玻璃;窗户上方铺有西式红瓦遮雨,内里是白色的竖立式木质百叶窗;厚重的实木大门,雕刻着西洋图案;门前的花岗石台阶通向花园。

作者蔡玲与弟弟和平在别墅大门的石阶上玩耍,背后是别墅一层宽敞的避雨走廊(左图);蔡长风与女儿蔡玲儿子和平合影(右图)

别墅一层有大、小客厅,餐厅,实木墙裙。大客厅里有一古典英式壁炉,壁炉旁立着一架西洋老式高档脚踏风琴形似大型钢琴;风琴边,是通往二楼的弧形实木楼梯。二楼北面是露台,实木栏杆。三楼南面是石质栏杆的晒台。二座凉台都很大,上方全是大榕树伸展过来的枝叶。我家和保育员郑惠英(也是军人)住二楼,警卫等工作人员住一、三楼。从仅存的几张老照片看,即可见此栋洋楼的豪华与气派。

当时经常有国民党飞机从金门、马祖、台湾飞来侦察、骚扰、轰炸。夜间,每当空袭警报一响,全城拉闸,一片黑暗。有一回,我和和平正在二楼吃西瓜,突然刺耳惊魂的空袭警报再度响起,灯一下子全灭,室内伸手不见五指,凉台上反倒月光依稀。和平端着西瓜索性跑到二楼大露台上,就着月光,大嚼西瓜;见状,我端着瓜也跑了出去。当时大人都不在家,和平和我就这样上演了一出几架国民党飞机头顶呼啸、低空盘旋下大吃西瓜的一幕。我俩吃完又跑到三楼大晒台,瞪大眼睛搜索天上的飞机。突然听到远处沉闷的几声炸弹响,继而传来阵阵“咚!咚!咚!”的高射炮声和“达达达!”的机关枪声。抗日战争我几次死里逃生;解放战争强渡黄河,和平也领略过头顶敌机轰炸;在来福州的千里途中,又几遭土匪袭击。可能是我和和平都亲历过战争炮火,所以对台湾飞来的这点“小玩意”并不惧怕。直到敌机飞走警报解除亮灯,我们才回屋睡觉。

1950年,时任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的蔡长风福州留影

有时敌机飞来并不轰炸,而是播撒“反攻大陆”传单和小件日用生活品,撒完转一圈就走。撒的东西,毛巾、牙刷、食品、手纸、小学生习字帖,什么都有,以蛊惑、煽动、笼络人心。花花绿绿的“反共”传单,从天而降,我和和平都捡到不少,不是交给学校老师,就是当了擦屁股纸。

1950年冬,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后,美国又发动了细菌战。福州一些马路,许多“白大褂”追着小孩打毒针。针管里灌的是白水、脏水,有的甚至都是伤寒、痢疾、霍乱、鼠疫等致人死命的细菌水,见无人看管的小孩就把针往屁股上扎,肆意制造社会紧张、恐慌、混乱。

作者蔡玲与弟弟和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合影

当时没有托儿所,5岁的和平有时也跟着8岁的我瞎“上学”。一天,放学路上,突然我们看见一个“白大褂”举着一个长长的大针管“笑嘻嘻”地冲我们来了,吓得我们连喊带叫撒腿就跑,幸亏离家不远,院外站岗哨兵哗啦一下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冲“白大褂”厉声大喝“干什么!”我俩赶紧跑过去,一左一右躲在哨兵身后,双手紧紧抓住哨兵的衣服,“白大褂”这才转身悻悻离去。从此,吓得和平再也不敢“上学”了。此事对和平造成的惊吓,至今记忆犹新。第二天,我继续在西湖小学上学,由爸爸的警卫员持枪接送。由于局势混乱,上了一天,学校就停课了。

1950年夏,蔡长风邓宛如全家人在福州家中庭院里合影

厦门、福州,与国民党占据的金门、马祖隔海相望,既是我军解放台湾的前线阵地,也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首要目标,不仅敌机常来轰炸、骚扰,潜伏间谍、美蒋特务,活动猖狂,投毒﹑暗杀、纵火、绑架,时有所闻,社会治安很差。

父亲作为解放军十兵团后勤部部长,肩负着为解放台湾提供武器、装备﹑物资﹑运输和部队官兵吃穿住行等一切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供给重任,被敌特视为“眼中钉”,必欲拔出而后快。

1950年,作者蔡玲父母蔡长风邓宛如在福州合影

我家四周,我上学路上,那些卖菜的,擦皮鞋的,摇波浪鼓卖食品杂货的,卖香烟的,提小篮子卖玉兰花串的……总有几个人贼眉鼠眼、鬼头鬼脑,就是特务。见到我,还皮笑肉不笑地凑上来用福州味的普通话嗲声嗲气哈腰跟我说:“小妹妹,上学呀!爸爸在家吗?”有的还塞给我几块糖:“爸爸到哪里去了呀?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和警卫叔叔经常提醒我们不要理睬这些小商贩,更不能要他们的东西。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一天上学,我突然发现那个擦皮鞋的男的和那个卖玉兰花串的女的不见了,老师说是在他们传递情报时被便衣公安抓走了。还说特务的情报和传单常常就藏在香烟食品日用品里,我们发现要马上报告,等等。

1950年,作者蔡玲与弟弟蔡和平在福州合影

我家入住这栋别墅后,有个四五十岁的女人看院子。这女人性情古怪,一言不发,却特别臭美,整天对着她屋外的一面大镜子梳妆打扮,这镜子挂的地方也随着阳光的移走一天几变。衣服一天三换。我印象最深的是成天坐在竹凳上对着镜子用一把细齿木梳梳头,凳边几上搁一瓷碗,碗里常年泡着类似锯末皮的东西,隐隐散发出阵阵沁人肺腑的檀香。经这锯末皮一泡,瓷碗里的水粘稠稠的,女人便用木梳沾一下碗里的粘液梳一下头,再沾一下,再梳一下,恨不得梳个头半天!而她一天要梳好几次。她的头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髻,被她梳得亮光光,就像抹了一层油。再在头侧和衣襟上方各别一串玉兰花串,整天香喷喷。

这女人独居在院后门边墙根的小屋里,整天怪怪的,整个人阴森森的,我上下学她都仔细为我开门关门,每次都要探头探脑看看门里门外,但从不跟我说一句话,可能是个哑吧?我很不喜欢她,总觉得她像个狐狸精!

有一回她又在慢吞吞梳头,我突然无意中在那面大镜子里与她对视,看到她那女妖精般的鬼眼滴溜溜转,吓得我赶紧跑进了楼。我不知她到底是什么人,但感觉她的目光充满敌意。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这女人和那几个整天在我家周边转悠,盯着我问长问短、整天东张西望的小商贩突然不见了,被公安叔叔抓走了。居然是美蒋潜伏军统间谍!女人整天对镜梳头,就是想从镜子里窥视父亲的行踪和这栋别墅与院子人员往来的动静,并与门外的商贩秘密接头!

十兵团三届后勤会议合影(前排左四为蔡长风)

后来,福州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废除了民国和国民党时期遗留的保甲制度(如我家住的仓山区就有保长24人,甲长462人),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对反动党、团、特人员进行登记,取缔一贯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至1953年,仅在仓山区就逮捕反革命分子226名,控制一贯道教徒634名,同时十兵团派部队对山区残匪进行大规模清剿,社会治安秩序大为改观。

国民党飞机在福州上空偷袭,轰炸、撒反共传单,细菌战打毒针,在我家周边甚至住家院子里安插特务,均为我童年亲历。看似奇谈,但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的社会实况。在一些反映建国初社会局面的影视剧中,都有此类谍战剧情。

1951年4月,十兵团后勤部第一届生产工作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右七为蔡长风)

这座院子很大,满院的果树,柚子、荔枝、桂圆、橙子、木瓜、桔子等。院内的小径铺着鹅卵石,路边是浓密、高大的香蕉树和芭蕉树。位于院角的公用厕所也被浓密的香蕉树围住,如同围墙。和平那时也就几岁,不喜欢坐别墅里的洋马桶,经常在公厕外面或干脆就在小路边的香蕉树下“拉臭”,拉完一伸手就撕下一大片香蕉叶擦屁股,擦完就地一扔。我在山东乡下也“土”惯了,有时也学和平往香蕉树的大叶子下一蹲,以香蕉树叶为草纸。

院外有一片很大的鱼塘,1951年,父亲抱着2岁的阜平,母亲牵着8岁的我和5岁的和平,在这鱼塘边照了一张相。福州经常刮台风发洪水,当时一发大水,一片汪洋,分不清哪儿是鱼塘哪儿是地面,有时行人一不小心跌入鱼塘淹死。只要一发大水,门岗叔叔就不放我们出门,我和和平就一人坐一个木盆在院内划“船”玩。水涨船高,很多果子平时够不着,发大水反而能够着了。我俩坐着木盆,以手当浆,漂浮于各种果树林木之间,或伸手采摘树上的鲜果,或低头抓捕水中的游鱼。有一次,和平伸手就摘了一个青桔子,张口就咬,自然是涩得他龇牙咧嘴,放声大哭。我赶忙摘了一个甜的哄他,他马上破涕为笑,泪珠鼻涕还挂在脸蛋上。现在回想起儿时的情景,72年前的往事就在眼前,真是非常的温馨而美丽。

院里有一个防空洞,是别墅主人当年为防空袭挖建,我和和平经常钻进洞里“藏猫猫”。洞顶全被榕树和果树的枝叶遮盖,而且,站在洞顶,可以够得着桂圆和荔枝。防空洞高出地面,有石阶,和平拽我说“去爬山”,就是要我登顶摘果子。

值得一提的是,洞四周有多株玉兰树和桂花树,春夏玉兰,秋冬月桂,一年四季远远就能闻到阵阵浓郁的沁人肺腑的花香。特别是临近别墅有一株高大的珍稀玉兰,枝叶直伸到二楼的阳台和窗户,一伸手就能够到。妈妈有时就随手摘几朵用卡子别在我的头发上。朵朵晶莹的玉兰挂满树枝,花朵经久不谢,花香绵婉恒久,其香气在院外很远的街上就能闻到。福州街上到处都有小贩卖用玉兰穿成的小串,有钱人家女子都买来别在头上和衣襟上。用这种玉兰做成的串经久保鲜保香,价格要高一些,算是玉兰中的上品了。

1951年,抗美援朝刚进入第二年,十兵团的战略任务也刚由解放台湾转为剿匪,我党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今天反腐倡廉的观点看,建国初期,我党我军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从事经济工作,开展“三反”“五反”是必要的。不但在当时,在任何历史阶段,特别是现阶段,反腐倡廉都十分必要。问题是受极左思潮和极左做法影响,运动扩大化,大批干部被无辜打成“三反”“五反”分子。父亲遭人诬告、陷害,也被打成“大老虎”,被停职审查关“禁闭”(关押),母亲受牵连也被停职,勒令检查、交待、揭发。

十兵团后勤部机关附近是福建省最高学府“协和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福州大学。1950年,蔡长风(前排左一)与后勤部干部在福大门口合影

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进门就翻东西。房主无法带走的欧式家具、高档摆件、精美银质餐具等所有物品,全部登记封存,只有那架笨重的老式风琴因搬不动仍置留原处。我家虽住这栋豪华别墅,也就住二层的空空两间屋子,爸妈一间,保育员和我们3个小孩子一间。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除了部队发给父母的军衣、军用品和我们3个小孩的几件破旧衣服外,别无他物。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就凶神恶煞一样盘问保育员郑阿姨和我们3个小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吓得哇哇大哭,他们这才悻悻摔门而去。8岁的我、5岁的和平、2岁的阜平目睹了这次工作组抄家,我们竟然也被隔离“审查”,不准出楼。

这年夏秋发大洪水,防空洞进水未及时清除,“三反”“五反”运动中,十兵团一名干部被无辜打成“三反分子”,被逼投入洞内溺水身亡。

这栋别墅附近,是福建省最高学府“协和大学”(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全国著名百年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后更名福州大学)。1992年,我随外经贸部合作司司长陈永才等领导在福州出差。重返童年故地,找到“福大”,我曾四处打听这栋别墅,遍寻不见,一点残留痕迹都没有了。

一眨眼72年过去,翻遍所有老照片,竟没有一张这栋别墅全景的。唯一的几张局部的是1950年1月我们刚到福州后,父亲的亲密战友王义忠叔叔领着7岁的我和4岁的和平照的,背景是这栋别墅的一层。福州冬季多雨湿冷,一层的避雨走廊正晾着衣被。另有二张是爸爸和妈妈、我和和平在二楼露台和院内照的。

1950年1月,蔡长风的亲密战友王义忠领着本文作者蔡玲和作者弟弟蔡和平摄于住宅楼前。福州冬天湿冷,身后的避雨走廊晾晒着全家人行军刚换下的湿衣被

每当看到这几幅照片,我就想起那在头顶盘旋撒“反攻大陆”传单的国民党飞机,那举着毒针“笑嘻嘻”冲我们走来的“白大掛”,那装扮成各种小商贩在我家四周转悠的特务,那满园的香花水果,那硕大的香蕉树叶……特别是那装聋作哑整天梳头照镜、潜伏在父亲身边天天监视父亲、我居然与她天天见面的美蒋女间谍!

这就是,建国初期为解放台湾父亲调到福建前线,我7—9岁时在福州前哨度过的那段不寻常的别样童年。

写于2022年1月14日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蔡 玲(原名蔡鹤林,先后在装甲兵坦克第二师、坦克第六师、冶金工业部情报研究所、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外资委、国家经贸部、外经贸部、商务部工作。在地方工作期间,曾几次在中国驻外使馆常驻,历任三秘、二秘、一秘。201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