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文化纵横>史料之窗>详细内容

江口沉银揭开的历史一角 沉甸甸的官银如何“压垮”明王朝?

作者:吴晓铃 来源:20200918四川日报 发布时间:2020-09-18 10:52:05 浏览次数: 【字体: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现场。

“西王赏功”金币。

出水银锭。

被木鞘包裹的银锭。 本文图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 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白银需求剧增,四川银矿陆续被开采出来。

● 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

● 明朝的50两大银锭,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江口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上百枚。

4年前,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民间传说成为现实。经过先后三次考古发掘,江口遗址迄今已有5万余件文物出水。

在张献忠抢掠的各种金银财宝中,数百枚明代银锭从一开始就吸引着学界关注,它们成为研究明朝白银流通制度以及赋役制度的珍贵资料。近日,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发布江口沉银研究文章《江口出水赋税银锭与明末四川社会变迁》。在他看来,正是明末朝廷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赋税科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民不聊生,才最终纷纷起义,助推了明王朝的灭亡。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在江口沉银第一次考古发掘发布会上,出水文物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震撼。其中,沉甸甸、黑漆漆的银锭排成几行,密密麻麻摆在一起。它们是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千船沉银”的直接证据,也留下明朝“白银世界”的各种线索。

“彭山江口出水的崇祯末年四川50两大银锭,其铭文之清晰、税种之多样、版式之新颖、内容之丰富、承载信息量之大,堪称罕见,弥足珍贵。”陈世松是首批应邀到江口遗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他发现,这批江口出水的50两官铸银锭,首先造型上就和其它地方发现的明代官银有所不同。

“卷边马蹄造型是其最大特色。”陈世松说,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达,再加上朝廷推出“一条鞭法”,所有田赋徭役都折合为银两征收,大大刺激了白银的需求,四川银矿在此背景下陆续被开采出来。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四川会川密勒山”的银矿,便有美矿之称。银锭铸造工艺也因此代代流传。到了清末时期,四川“大多数白银都是十两圆状锭或鞋形锭”。以至在钱币史上,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省的10两圆锭(俗称馒头锭),被视为目前银锭中最常见的形制。

这批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而且在银锭铸造的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明朝万历、崇祯的各个年份。陈世松说,由于银锭是张献忠一路从各地藩王府及官府抢掠而来,银锭上可辨认的来源包括黄冈县、景陵县、西陵县、湘潭县、沅陵县、巴陵县、赣州府等府州县,几乎涵盖了当时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省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作为要上交到中央朝廷的税银,银匠们丝毫不敢缺斤少两,在银锭行将铸造完成时,纷纷錾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供质量“溯源”。与此同时,还尽职尽责地刻下了银锭涉及的税种,包括四司银、行税银、行银、牙行银等。“这些税种过去仅见于历史文献,江口沉银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白银的税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支撑。”

最让学界惊喜的是,明朝的50两官铸大银锭,由于种种原因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2005年4月20日,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挖出7枚50两大银锭时,曾在国内钱币收藏界引起巨大轰动。没想到此后江口遗址三次发掘,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上百枚。

四川巡抚之名为何出现在银锭上?

随着更多银锭出水,专家们发现“四川铸造”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甚至金锭之上。

“明代官铸银锭的铭文内容与历代大同小异,无外乎就是银锭制作或者使用的年份、地点、用项、重量、官员或者匠人等。”陈世松说,银匠们在制作银锭时,在其还没完全硬化的时候,用刀凿和锤头在银锭表面,将信息一笔笔錾刻上去。时间短暂,导致银锭所刻文字看上去大多粗拙,有的甚至以简体字或特殊代码符号来完成,比如把“银”刻成“艮”,“龍”则刻成了“龙”等。然而,税银地名大多錾刻的是州县地名,而制作于崇祯十四年、十六年的两款四川银锭,不仅一律以“四川”冠名,而且还将抚臣、按臣的官职、姓名标注在显著位置上,这又是为何?

“这极可能是廖大亨对皇帝的一种邀功。”陈世松说,廖大亨出身进士,为明末一代名士,有诗文著述传世。他在出任四川巡抚之前,大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四川遭到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轮番攻击。廖大亨前面三任四川巡抚王维章、傅宗龙、邵捷春,就是因为镇压农民军兵败革职。当时,张献忠曾经作打油诗讽刺:“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其中的邵巡抚,指的便是邵捷春;廖参军,便是廖大亨。没想到的是,当邵捷春被革职后服毒自杀,廖大亨却升任四川巡抚。

陈世松认为,廖大亨在银锭上开创性地刻下四川以及巡抚之名,或许就是为了向皇帝显示自己在四川的政绩,以回报崇祯皇帝的器重与期待。在廖大亨就任四川巡抚以后,他卖力推行崇祯皇帝所制定的加饷剿“贼”政策。江口出水的这些錾刻了各种赋税科目的银锭,就是他上任之后,以各种名目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过,这批税银制作完成后还没来得及运走,便被张献忠抢劫一空,反而成为他行军打仗的军饷。

横征暴敛加速明朝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因洪武帝朱元璋留下祖训“天子守国门”而为人津津乐道,这样一个王朝,为何会走向衰败?江口这批刻着不同税种的银锭,可窥端倪。

刻有四川以及巡抚之名的银锭,主要来自崇祯十四年、十六年。史料记载,廖大亨在崇祯十四年便已入川,横征暴敛即刻开始。实际上,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非常泛滥。陈世松说,尤其是“三饷”政策,让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只有奋起反击。

三饷,是在原来正常的赋税之外,额外加派的三种赋税,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辽饷是为明朝与后金作战所征军饷,剿饷为平定农民起义,练饷则为应付清军南侵。三种临时赋税开征时,崇祯皇帝曾表示“暂累吾民一年”,岂料这种税一旦开口,便一直未能革除。

陈世松说,在四川,蜀王府占据了“什七”,即十分之七的良田。明朝最后60年,四川又遭遇了连年天灾。这个时候,廖大亨仍然为“邀功”推出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并且放纵各府州县胥吏紧逼债务。在他的放任之下,彭县县令干脆以当地未纳完编银为由,让衙役将这些欠账作为薪金,让他们自己去讨。衙役受利益驱使,自是肆无忌惮,致使民间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一场针对衙役的民变。

崇祯十四年,彭县人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起了除“衙蠧”的倡议。人们热烈响应,将衙役住宅全部捣毁。此后,邻近州县闻风而起,以及出现了衙役被活活打死,以及扔到锅里炖烂的情况。当时的民变,成都十六个州县,只有新都、金堂没有介入。随着民变愈演愈烈,内容不断扩大,从最初的“除衙蠧”扩充为除“五蠧”。争斗所向,包括州县胥吏衙役、投靠藩府的“府蠧”、横行霸道的“豪蠧”“宦蠧”等。这场除“五蠧”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演变成为围攻成都的群众运动。剧烈的官民冲突最终让崇祯皇帝对廖大亨失望,将其贬谪,另提陈士奇出任巡抚。没想到的是,陈士奇上任后变本加厉……

錾刻在白银之上名目繁多的税种,就是四川人民彼时的深重灾难,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最根本原因。陈世松认为,江口出水银锭上的蛛丝马迹,反映的正是四川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许正是民怨沸腾,才为张献忠一路攻占成都铺好了路。”

宝贝盘点

江口沉银连续三次考古,出水文物超过5万多件,成为公众了解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一扇窗口。

蜀王金宝: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实物。其乌龟造型的钮已经断离,但仍可清楚辨识出底部篆书的“蜀”字,因此可以确认为蜀王金宝。由于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只有唯一一枚,在分封时代代代传袭。因其数量稀少,也就特别珍贵。

“西王赏功”金币:“西王赏功”金、银币,是张献忠作为大西王时嘉奖部将战功所用。在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前,因为其存世稀少,一枚“西王赏功”金币在2011年嘉德士春季拍卖会上,以230万元的价格成交。江口考古发掘文物中,包括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

金册:在江口沉银出水文物中,有多枚册封金册。其中既有抢夺自明藩王府的,也有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封爵妃嫔的金册。

来源: 20200918四川日报
终审:张亚
分享到:
关闭本页 【打印正文】
×

用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