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刘开渠作品)。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张红霞)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8周年，上午10：00至10：23时，成都上空响起三轮防空警报，市内多处地点设了监听点位，人们在此刻缅怀国难，不忘前耻。

记者从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了解到，由该办编纂出版的《成都精览》一书中，集要了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成都出兵、出钱、出物、出力、募捐的抗战往事。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年头里，有哪些事哪些人让人难以忘怀?

抗战后方·成都往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传到成都，民众群情激奋，奔走呼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中，四川是全国的大后方，成都是抗战大后方重要基地，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成都人民义无反顾，慷慨赴难，对全国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

1944年，数十万成都地区民工修建军用机场支援抗战的壮观画画(载于美国《国家地理》1945年2月号)。成都附近的机场为B-29“空中堡垒”的大基地，可以直趋日本战斗。

出兵。8年抗战，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征兵数量占全国20%以上，以致当时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川军将士北出剑门，东越巫峡，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3个省区，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伤亡、失踪达64.6万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位居全国之首。他们中，许多人就是蓉城人民的亲骨肉。

出钱。抗战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沦陷，四川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开支的重要来源。8年抗战，四川承担国民政府30%以上的财政支出,最困难时期甚至达到50%。这其中，有成都人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出物。为了保障抗日军粮的供应，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交纳沉重的田赋。从1941年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谷物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谷物总量的1/3以上。其中成都、华阳两县仅从1941年到1944年4年间，就捐输稻谷达147.9万石。

出力。为了反击日寇的入侵，成都地区群众积极参加新建或扩建军用机场。如：1937年冬扩建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征调民工2万余人;1939年初新建成都西郊黄田坝机场，征调民工1万余人;1939年和1945年，新建和扩建成都西南邛崃桑园机场，征调民工8万余人;1939年5月至1942年1月，为扩建成都南郊的新津机场，共征调成都周围20多个县的民工30多万人。最著名的是1943年年底至1944年5月，四川省政府按照盟军统一部署，先后征调成都附近29个县民工50余万人，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修建或扩建了4个战略轰炸机场、5个驱逐机场，使成都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和盟国的空军战略基地。从1944年6月中旬起，被誉为“超级空中堡垒”的美国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6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募捐。1938—1944年，日本侵略军向成都出动敌机共485架次，投各种炸弹1967枚，伤亡3396人，房屋损失8824间。其中成都市区先后遭受轰炸达24次，盐市口一带几乎变成废墟，少城公园、猛追湾一带，白骨成丘，目不忍睹。然而，成都人民却忍受痛苦，节衣缩食，捐钱、捐衣、捐飞机，为支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整个抗战，以成都为省会的四川是全国出兵、出钱、出物、出力最多的省份，被誉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其大后方的作用，得到世人的公认。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发表了《告别四川父老书》：“这次抗战的胜利，我们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兵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

左图为浴血奋战的川军将士。右图为1938年一位在徐州会战中牺牲的无名川军战士，他脚上的草鞋已经破了。当年川军就是这样身着单衣、草鞋，千里跋涉，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投入抗日战场。

抗日将士·川军参战

1944年7月7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老东门落成。纪念碑上，1名川军士兵，穿着短裤、绑着绑腿，背着斗笠大刀、手握步枪，胸前悬挂两颗手榴弹，凝视前方……

8年抗战，四川有成建制的6个集团军、另有2军1 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并为抗战提供了300余万的兵源。当年的中国抗日军队，每五六个人中就有1个四川人;当年的四川人民，每14人就有1人走上抗日前线。川军将士转战全国13个省区，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3次长沙会战、上高之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浙赣会战、中条山之战等28个大型会战、战役，守卫了全部前线战场1/5的国土，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勋。

1939年12月初，川军王缵绪率所部第29集团军昼夜兼程、翻山越岭，奔赴抗日战场时的情形。该部战至1943年年底只剩下一半的部队。

在抗战爆发以前，川军以打内战的恶名举国闻名。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装备不足，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缺乏，冬天在山西打仗时，士兵穿的还是单衣、短裤、草鞋。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例如，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是抗战中第一支出川抗战的川军，从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无役不从，是3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3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1个大队。川军26师，参加淞沪会战，是参战中国军队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伤亡85%以上。整个抗战，川军将士伤亡、失踪达64.6万人，占全国抗日部队伤亡人数的1/5。特别是1939年到1945年间，川军阵亡人数达26万人，占全军85万阵亡人数近1/3。出川的高级将领，就有4人直接牺牲于战场之上(其中3人为成都籍);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团级军官，几乎全部牺牲在前线。

开赴前线·川军名将

刘湘，大邑人，时为四川省主席，川军总司令。国难临头之时，力主抗战。他在1937年8月的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称“今日之局势，除抗战外，别无他途”，四川“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从而坚定了全国抗战的决心。随后，抱重病之躯亲率首批10余万川军奔赴前线。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38年1月吐血病亡，留下“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之遗言。

王铭章将军像。1938年5月，国民政府在武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等赠挽联云：“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王铭章，新都人，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1938年3月徐州会战打响，所在的41军奉命死守徐州的北大门滕县3日。战斗中，日军绕过川军主力防线，直逼王铭章3000弱旅守卫的滕县孤城。围城最盛时，敌兵增至3万，外加70多门大炮、20多架飞机和坦克。王铭章率部与日军死战数昼夜，不幸被日军机枪射中，壮烈殉国;守城将士除小部分突围，全部战死，无一被俘。滕县保卫战为中国军队布防台儿庄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是台儿庄大捷最光辉的序幕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十分悲壮的战役。

许国璋，成都人，1938年出川抗战时为少将旅长。在抗日战场上，许国璋历经多次战役，战功卓著，一步步由旅长而升副师长、师长。1943年11月，率150师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常德会战，被日军重兵三面包围于常德门户陬市。血战近20日，重伤昏迷，众将士误认为他已阵亡，用小船将其运回沅江南岸。许国璋醒来，悲愤交集，痛斥左右误己：“我是军人，应该战死在沙场，你们这是害了我呀!”遂夺过卫士佩枪，举枪自戕，壮烈殉职。

李家钰骑马铜像(1945年刘开渠作品)。

李家钰，蒲江人，川军47军军长，1937年9月率部出川抗战，组织了著名的长治保卫战、东阳关之战，并收复了被日寇侵占的平陆、芮城、安邑等县，战绩卓著，于1939年冬晋升为第36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4月，处于穷途末路的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李家钰率部负责大军掩护任务，行至河南陕县秦家坡时，遭日军伏击，壮烈殉国，以生命践行了“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的誓言，并与张自忠一道成为8年抗战中牺牲在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最高级别将领。

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