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蜀道石刻及其价值

郭洪义

蜀道沿线分布众多石刻,它们是古代使臣赴任述职、商贾南北往还、文人墨客题咏、地方官吏修栈勒石等社会活动留下的灿烂辉煌文化遗迹,真实记录了古代民众民间社会生活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成为记载蜀道历史文化信息最为重要的石刻文献档案,被喻为刻写在石头上的“史书”。

蜀道石刻类型多样,主要包括摩崖石刻、标志碑、指路碑、示界碑、示谕碑、仪制令碑、警示石刻、功德碑记、题咏游记、造像题记、妆彩题记、窟壁题记、碑碣、墓表及石阙铭等,下面分别加以举例介绍。

摩崖,是在崖壁平整处就地磨制、勒刻文字以记载历史事件等相关内容的石刻铭文。蜀道穿越秦岭和大巴山,多条线路上均有摩崖遗存,典型代表当数陕西汉中褒斜道南端褒谷口的“石门十三品”,主要包括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石门颂》、北魏《石门铭》、南宋《山河堰落成记》等。其他如金牛道有明天启四年《砥矢周行》、清光绪十四年《化险为夷》摩崖等,米仓道有明万历四十三年《长安古道》、清嘉庆八年《雄镇巴西》、清光绪十年《古琉璃关》摩崖等,荔枝道有明嘉靖十二年《天子万年》、清嘉庆十二年《蜀岭雄风》等,阴平道有明代《秦蜀咽喉》、清雍正九年《秦蜀交界》、清光绪年间《秦川锁钥》摩崖等;故道有明嘉靖元年《翠峰排秀》、清乾隆五年《长虹饮涧》、清道光二十二年《紫柏神峰》摩崖等。

标志碑,是在蜀道沿线重要关隘、桥梁、驿站等处镂刻的标志性石碑,多地尚有遗存。如陕西汉中留坝县有清乾隆五十年《樊河桥》、清咸丰元年《天心桥》等;四川广元市境内有清雍正十三年《第一关》、清乾隆六十年《天雄关》、清同治六年《飞仙关》碑等。

指路碑,是矗立在蜀道重要交通要道或分岔路口处,为过往行人指示方向的石质路碑。如陕西汉中五丁关金牛峡边有清道光十年《指路碑》:“左手顺河下是大沟口,过河上坡是宽川,顺河上走是白岩河。”留坝县武关驿镇武关河村有清光绪二十八年《武休关指路碑》:“上走留坝四十五里,下走铁佛殿七里,西走火烧店二十五里。”四川绵阳游仙区芙蓉村有《酌中道里碑》:“沉香铺三十五里,新桥三十里,丰谷井三十五里,县城五里”等。

示界碑,即蜀道沿线地区标明行政区划管辖界线或财产保护范围的石碑。如陕西宝鸡凤县黄牛铺镇有清嘉庆十一年《凤县南界》碑、清代《宝鸡县西南界》碑,四川南充营山县封窦村有清同治十年《营山县西路界碑》等。

示谕碑,是官方在蜀道沿线刻立的通告民众相关事项的石碑。四川巴中通江县草池乡城子坪村有明万历九年《都察院禁止早婚示谕石刻》:“都察院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后男婚,须年至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兄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巴中通江县板桥口镇石院子村有明万历三十四年《督巡抚严禁违禁入赘示谕碑》:“督抚军门高示谕:人等知悉,凡妇人不幸夫亡愿再嫁者,听其自便,不许指以抚子当差为名坐业招夫,市棍乡豪,亦不许填房入赘……”;等等。

仪制令碑,是朝廷通令各州县在通衢要道处竖立的石碑,相当于今天的交通规则。如陕西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有南宋淳熙八年《仪制令》碑,这是我国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记载古代交通规则的石刻文物。

功德碑记,是记载或颂扬主事者或组织者功德政绩的碑石,多与在蜀道上修路、架桥、开辟石梯、植树等公益性事业有关。如金牛道有南宋庆元三年《武连县治路种松碑》等;米仓道有清乾隆四十九年《重修沙河至长池道路功德碑记》等;荔枝道有明万历八年《杨其等修石梯记》等;褒斜道有东汉建和二年《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等;故道有北宋嘉祐二年《新修白水路记》等;阴平道有清康熙二年《重修阴平桥碑记》等。

警示石刻,是提醒和警示行人要小心谨慎、规避危险的铭刻。如陕西汉中褒斜道观音碥崖壁刻有《云栈首险》、四川广元朝天区朝天岭有《小心移步》警示铭文等。

题咏游记,是古代官员及文人墨客等在看到蜀道沿线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后有感而发,赋诗作词或留下游记铭文。如故道有北宋至和三年刘异《游药水寺》、南宋宝庆二年虞刚简《游灵岩寺》、明嘉靖二十四年张良知《游灵岩寺记》等,金牛道有明正德十三年陆游《宿武连县驿》、清同治十三年毛隆恩《毛明府题》等,米仓道有唐上元年间严武《题龙日寺西龛石壁》、南宋淳熙八年《赵善期题记》、明正德十五年朱导《安辑寨七律诗》等,荔枝道有清道光十年张必禄《文峰塔题诗》、清代朱璧山《库楼湾文星字库塔七律诗》等,连云栈道有明万历十五年张佳胤《望紫柏山次赵文肃韵》、清光绪三十一年《朱益藩题记》等。

广元苍溪寻乐书岩《回岸洞天》拓本(作者 供图)

造像题记、妆彩题记,是造像者或妆彩者完成造像或妆彩之后所刻写的题记铭文,往往可反映出造像者的思想动机、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金牛道上有广元千佛崖造像题记,如唐开元十年《彭景宣为亡妣郭氏造像记》、南宋绍兴八年《吕再兴等造像题记》、元至正十年《范勿造像题记》等;米仓道上有巴中南龛造像题记或妆彩题记,如唐乾符四年《赵荐凡造像记》、南宋淳熙元年《杨概值造像记》、清光绪六年《吴灿纶装彩记》等。

窟壁题记,乃是在洞窟岩壁平整处镌刻的相关题记铭文。典型代表当数金牛道上的广元苍溪县“寻乐书岩”和米仓道上的巴中南江县“太子洞”窟壁题记。

碑碣、墓表,是蜀道沿线地区发现或遗存的墓碑和墓表。如金牛道有明弘治九年《汉桓侯车骑将军张翼德之墓》(张飞)、万历二十二年《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之墓》(诸葛亮)、清乾隆四十一年《汉征西将军马公超墓》(马超)等,褒斜道有清乾隆元年《太白山人李雪木先生之墓》(李柏),傥骆道有清乾隆四十一年《汉丞相酂侯萧公墓》(萧何)等。

石阙铭,是题刻在石阙上的铭文。巴蜀多汉阙,金牛道上就有成都王君平阙、新都王稚子阙、德阳司马孟台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李业阙等,是蜀道文化深厚底蕴的重要展示和直接见证。

这些石刻记载了两千多年来有关蜀道的信息,内涵十分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书法学、宗教学、艺术学、民俗学等价值,是研究蜀道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在对历代蜀道石刻文献进行全面细致调查与系统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展开相关专题深入研究,可为蜀道石刻文献多维度、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将蜀道研究引向深入。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7月19日第9版

作者:郭洪义(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副教授,蜀道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