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如故里到相如文化研究

邓郁章

有关相如故里的问题,再次提出已近20年。2003年中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司马相如的学会——司马相如研究会在蓬安成立。2004年全国第一次专门为研究司马相如而召开的“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在蓬安召开。2007年为纪念相如县建县1500周年,四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蓬安县委、蓬安县人民政府、司马相如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国际相如文化研讨会”在蓬安召开。其间,讨论的问题由“相如故里”逐步深入到全面研究“相如文化”,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由蓬安、南充、四川逐步扩展到全国以及世界的汉学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称“这是一篇大文章”,并“已经开始出现成为显学的趋势”。

蓬安县司马相如门阙(郭安平 摄,图源:南充日报)

一

“相如故里在蓬安”,古代本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梁以前因县地僻左而鲜为人知,但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置相如县,已向全国宣示,知名度则有所提高。北周以后代有史、志、舆书记载,从唐代相如县令陈子良的《祭司马长卿文》到明代四川右参政后迁按察使、福建侯官人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一直毫不含糊。且“土人慕之”,代代供入“乡贤祠”。问题的产生,是在明洪武年间失去“相如县”名之后,加之年荒月久,沧桑变化,文物毁损,“相如故里在蓬安”这一史实,首先在县外逐渐被人淡忘。因此在四川前后十余年、任过五任县官的山东人王培荀才在他的《听雨楼随笔》中大呼大喊:“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但蓬州偏于川北一隅,名人足迹罕至,信息传播大受限制,越往后的人们,包括蓬安、南充在内的人们,除了年老的人还知道星星点点,比如琴台之类,对相如故里都逐渐淡忘,直至无人知晓。

司马相如故里蓬安(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通过史料钩稽,发现古相如县境内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司马相如祠堂,有故宅两处,有琴台、舞剑台等多处遗迹,有慕蔺山、洗笔池、卓剑水、司马桥、相如里、文君里等众多古老的地名,特别是有相如县名。证据确凿,斑斑可考,它证明前人的记载是正确的。学者们认为安汉县不可能是司马相如短暂的“流寓”,也不可能是有“别业”的“侨寓”,在交通十分困难的古代,司马相如不可能到一个离家近千里外的地方经营“别业”,司马家是由秦入蜀,沿江而下,定居安汉的;司马相如“出生于蓬安,生长于成都”“蓬安是第一故乡,成都是第二故乡”。以上说法,获得了广泛的共识。

但是《史记》《汉书》及《华阳国志》中“蜀郡成都人”的记载,则是一个必须作出解答的问题。近20年来,学者们查阅大量资料,从多方面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认为“蜀郡成都人”是“窜入之语”,持这种观点的,有侯柯芳、李孝中先生。附录在李孝中的《司马相如集校注》中的《司马相如爵里质疑》一文说:“蜀郡成都人为后人窜入之语”。徐才安先生在《司马相如三论》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二)李大明先生认为:“《史记》《汉书》的记载与相如《自叙》有关。相如《自叙》写的就是‘蜀郡成都人’”,而未写自己的籍贯(祖居地、出生地)是“巴郡安汉人(如果不是移民的话)。”李大明先生最早注意到刘知几在《史通·序传》和《史通·杂说》中的两段文字:

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篾尔无闻。至马迁又微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此凭太史之书,末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大明先生对上录两段话,曾在《〈相如辞赋与楚辞〉附记》《关于“司马相如故里”探讨》两篇文章中作了精辟的评述。他为此问题完满解决,找到了一个很准确的突破口。

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大明(图源:《巴蜀史志》编辑部)

(三)龙显昭先生认为:“司马迁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这是可信的;邓郁章说是蓬安人,也是有根据的。我的看法,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不要说他是成都人,就否定蓬安;也不要坚持蓬安,而否定成都。”他落籍在成都,《史记》就说他是“成都人”。因为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由北方入川,龙先生通过比照,作了如上论述。

房锐和笔者在《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一文 》中认为:“司马相如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地。”该文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选目、《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复印刊出。

(四)王启涛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司马相如赋中的四川方言。他发现司马相如赋中使用的方言,如“谾谾”“湓”“砰磷堤垒”等词汇,就是川东北的方言词,而且至今活跃在蓬安当地民众语言中;相反难以找到对成都影响较大的秦晋方言词。他认为,如果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方言词最早可能来自楚方言,这或许从侧面印证司马相如祖、父辈可能最早来自楚地,或与其地在地域上非常接近的地方如古代巴国。其文章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选目,学者们称这既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成果,更是司马相如研究的成果,有“活化石”的作用。王启涛先生为“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找到了有力的佐证。

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 马识途 题(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五)熊伟业先生在《司马相如生平新订(上部)》《南朝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历史文化意义》两篇论文,深入探究了司马相如《自叙》不记“祖先所出”的原因,“《史记》之前的史籍,对人物籍贯、祖先并不在意”,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西汉时代,《自叙》中不一定要交待“祖先所出”。因此,司马相如《自叙》自然就没有记他的祖居地、出生地“ 巴郡安汉”,而只记了他的编户地“蜀郡成都”。

熊先生对《史记》《华阳国志》不载司马相如出生地的原因亦作了多方面分析,他指出,《史记》成书是在司马相如时代之后,对人物的籍属问题,司马迁自然比司马相如的理解要完备。但“因资料详略,体例并不统一”,就《史记》所载人物而论,有的没有籍属,如阳陵候傅宽,武信侯靳歙;有的泛言某地人,如陆贾;有的详尽到乡里,如刘邦、陈平、老子;也有详述其籍属变化的,如“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这是一般的格式,其他信息则没有反映。就以司马迁本人来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而“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引《博物志》却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按此处的意思,也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右扶风茂陵人”,即“右扶风茂陵”是司马迁的编户所在地,而《太史公自序》并未提到“右扶风茂陵显武里”。因此,人物籍属的具体涵义,《史记》并不统一。司马相如的出生地,由于他的自叙未记,而太史公不知道也无法记。谯周、陈寿没有记载,是在他们看来“蜀郡成都人也”的记载,与司马相如出生于“巴郡安汉”之间,并非矛盾,也不必特意指正。

“司马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镌刻在四川省社科院蜀学墙上(费尚全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熊先生在通过对《史记》《华阳国志》中人物记载的全面分析后认为:“《史记》以来至《华阳国志》不载司马相如出生地安汉县,根本原因在于对籍属问题的理解和后人不完全一致,比较简略,对祖居地、出生地、籍贯迁徙变动等还未足够重视。《史》《汉》《华》诸书的‘注’未曾注意到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与出生地‘巴郡安汉人’之间的变化。”

熊先生对“别业”问题也作了详细考析,得出了合理的结论和解释。

相如县建县已1500年,梁武帝萧衍当为什么要建相如县,在《南朝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历史文化意义》中,熊伟业先生在大量史料分析的基础上,亦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当时以相如为县名,“既具有巩固边防、强化郡县管理的历史作用,又具有夸耀礼乐文雅、激励本地人士的文化意义;既有南北文化争衡的现实要求,又是地方文史传统长期发展的标识;既取义于朝廷意志,又寄予着地方希望。所以梁代取相如县名,是一个有多重涵义的嘉名。梁以来天下县名多经改易,如《旧唐书》‘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而相如县名历900年未曾改易,即说明梁代相如县命名的涵义完全正确,被后代所长期接受。”这“多重涵义的嘉名”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相如故里在蓬安”的肯定。

司马相如故里蓬安(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二

“相如故里在蓬安”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观点,本身就属于“相如文化”的内涵。随着相如故里研究的深入,参加研究的学者增多,领域不断扩大,学者们多角度地对司马相如这位汉代辞宗、中国赋圣、文化伟人的生平、作品、思想及其影响等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这也是一个更深更广的相如文化的研究。从司马相如研究会成立以来召开的学术会的收到的论文看,亦是硕果累累。

(一)关于司马相如的“生年”和“受学”,这两个问题一直有不同意见。吴贤哲、房锐分别对司马相如的“生年”和“受学”作了考证。司马相如“生年”有179年、172年、169年三说,吴贤哲在《关于司马相如生年的再思考》中,分析了司马相如的“初仕之年”和“为傅之年(著于名籍)”后,认为“司马相如约生于汉文帝十年(前170)比较合乎情理”。司马相如之学,究竟从何而来,历来大致有三说:“文翁派遣受经”“从胡安受学”“从父受学”。房锐认为:“司马相如青年时受过经学教育,但这一教育却与蜀郡太守无关。”“从胡安受学”是后世文人的一种推测,“不一定可靠”,“但并非空穴来风”。“从父受学说”,“由于文献阙如,已不得而知”,“但相如早年在蜀地接受教育是毫无疑问的”。

(二)琴挑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影响深远。这个故事来自司马相如的《自叙》。司马迁经过选择作为信史,记入了《史记)。他看准了这个故事的传奇性,看准了这个故事对于说明司马相如这个“非常之人”的典型意义,看准了这个故事的时代意义,因此他用496字(加“成都”二字为498字)叙述了这个故事。对司马相如,司马迁爱其才,这是事实,因为“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但不存在司马迁对司马相如是“偏爱有加”“笔下留情”而用了“曲笔”。相如未婚,文君新寡,王吉以二人才貌相配,愿为冰人是好人行为。至于过程中的种种皆是因卓王孙的势利,二人难以相知而设之局。由于这个故事的传奇性,历来多有将其创作为小说、戏文的。但司马迁是实录其事,既无夸饰,也无避讳。正如班固所说,《史记》的记叙是“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要说典籍,它是第一手资料的典籍,是“典籍”中的“典籍”。不管用历史的观点,还是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司马相如与文君都无可非议,当时是佳话,今天仍是佳话。不仅郭沫若先生肯定,连清末的王闿运在他的《湘绮楼日记》中都说:“偶读司马长卿、卓文君事,念司马良史而载奔女,何从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作为“千古佳话”,它早已融入了“中华文化”血脉当中。因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就自然有不同的解读。

文君当垆(余茂智 摄,图片来源:成都日报)

万光治先生在《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一文指出:“历代学者对该故事仍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已经远远超出故事及其主人公本身的行为意义,而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文资料面广,分析透辟,语意含蓄而蕴深。许结先生《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对“琴挑文君”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作了深透阐述。他指出,“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有关,对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就需要将其放在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祁和晖先生在《司马相如与其妻蜀女卓文君的历史评价问题》中指出,司马迁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特加记叙,意义颇深:第一,它影响颇大,是推动相如一生成就的关键;第二,结合形式不合礼法常轨,是当事人当机立断,属于独立特行;第三,它是“私奔”不是“淫奔”,它印证了司马相如的名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因常人之所异也”。

龙显昭先生《相如赋琳琅,责难亦何伤》一文,指出司马相如作为“辞宗”的地位在汉代即有定评,被誉为大家,名实相融,对历代一些人的责难产生的缘由作了分析。与此相关的,有汤洪先生对《白头吟》诗作了考辨,李薇对《白头吟》及其文学现象的演变作了分析。

(三)关于“通西南夷”。“通西南夷”是司马相如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吴明贤先生在《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中认为,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巴蜀,作《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才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这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而且“开发西南夷”不仅沟通了汉王朝与西南夷众多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更重要的是解除了西南边患,巩固了汉王朝大一统的局面。同时,“西南夷的开通,也打开了南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了汉王朝与东南亚及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东西方经济、文化在大汉王朝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真可谓是‘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非常之功’了。”赵炳清先生在《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中也认为:“综观司马相如的一生,是富于传奇与浪漫的一生。如果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司马相如既是一名文学家,又是一名济世报国、为国建功的伟丈夫,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我国古代的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中西交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蓬安县相如故城内司马相如塑像(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四)关于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君臣际遇的研究,有黄金明《司马相如赋际遇汉武帝的分析》、许结《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两文都指出,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际会,是时代精神的际会,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五)谷口洋(日本)、李大明等针对具体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谷口洋先生通过枚乘《七发》与《天子游猎赋》的比较,认为“汉赋的渊源十分复杂,《楚辞》、荀赋、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等都有关系”“融合不同的文体而创造新文体并不是简单的事”“直到司马相如吸收并消化先秦文学的各种因素,按照自己的写作意图自由地运用,创造出了新的统一体。《天子游猎赋》表明汉赋新世界的成立,宣布汉赋新世界胜利”“确立了汉赋的表现世界,标志汉赋新的发展方向”,从而肯定了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李大明先生的《相如辞赋与楚辞》,从相如赋的内容、旨意、结构、章法、文辞等方面,论述了司马相如对屈、宋赋的继承、流变、创新,同时对相如诸赋的真伪作了辨析。

万光治、张骏翚、王红霞、周进、周桃红、毕庶春、张维刚分别对《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进行了研究。万先生提出,《大人赋》是一篇抒写“悲士不遇”的游仙兼思玄的作品。张骏翚、王红霞二位从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大人赋》是以“游仙”求长生等超现实的追求,来表现汉帝国的宏大气魄和精神。毕庶春则认为,《长门赋》可能是南朝齐代人托名而写,为宫怨文学的发端之作。

另外,王启涛有《司马相如文疑难词语小考》,熊伟业有《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校读》,唐普有《(文选)李善注引司马相如文舛误举例,李英有《(汉赋司马相如赋)字误举例》,李大明有《(琴歌)校补》、其中不芝新鲜见解。

(六)刘朝谦先生对相如赋中人物的“命名的方式”作出了价值判断。他指出,司马相如在他的赋中以老庄“无名”之名作为其赋中人物的命名原则。“赋中人物既不是个性化性格,也不是内型化的性格,而是一个政治话语的发声体”,它是赋史上的创新,它第一次揭示了赋体文学的虚构本质。作为一种文学人物理论观点,“这一文学人物理论在世界文学史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司马相如赋的研究中,这是目前仅见的。

司马相如 像(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 藏,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汤洪先生、李德身先生对相如赋中的“人本思想”与相如赋所创造的“巨丽”境界和审美效应的价值作了论述。李德身先生指出,司马相如终究成为“一代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赋也终究成为“一代之文学”的最高成就,原因就在于能顺应时代思潮,大展一代雄风,显示出“后世莫能继焉”的时代精神和大汉气象,创造出后人无法逾越的“巨丽”境界和审美效应。龙显昭先生通过对司马相如的作品分析,认为相如赋是“上承《诗经》汲取《楚辞》夸张铺衍手法而归于讽谏”。《凡将篇》《封禅文》“是相如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辞赋家”“是一个造诣很高的通儒,饱读了很多诗书”。

李凯先生的《司马相如与儒学》,从司马相如时期四川地区文化、教育及儒学接受情况,汉武帝时期的儒学情况及其与赋创作的关系,司马相如作品中表现的儒学思想等方面,说明了司马相如与儒学的密切关系。他还指出,文艺的价值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文艺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也包括对现实的干预。颂美也好,讽喻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文艺在现实中起到作用。这不是司马相如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中国古代作家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评价为后世所接受,我个人也赞同这一认识。当然,司马相如作品不仅仅突出表现了儒家思想的浓重痕迹,也鲜明表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这一点正好是巴蜀文化的特点。

(七)李凯、李天道、何玉兰、罗贵波、金周淳、郑家治、唐好、邓岳利等对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李凯先生从“司马相如产生的文化温床”“司马相如奠定了巴蜀文学范式”“巴蜀文学范式影响”三个方面,对“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作了系统论述。引用“范式”代替“传统”,亦有新意。

李天道先生从现代美学理论出发,对相如赋的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指出司马相如所说的“赋家之迹”是“指赋的审美表达”,“赋家之心”是“指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并探讨了后世对它的继承、发展。

金周淳(韩国)的《司马相如小考》中称:“相如所创之汉赋,影响后世甚巨,正如近人成世光所说‘不仅开启了魏晋而后的散文赋,也引出了六朝的骈体文’,汉赋是导源于《楚辞》,另立门户,魏晋的赋是生于汉赋,而未去汉赋的面目,即使后来的赋也没有离开汉赋的范围,所以汉赋定型笼罩了一切,即使再怎样的不重视汉赋,这点的出处,是不能不承认的。相如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谢无量(1884-1964)列他为中国三大文豪之一,实当之无愧。”

郑家治《司马相如的辞赋、诗学及其对巴蜀文学的影响》认为,司马相如的赋蕴含着诗学理论,为后世巴蜀文人的诗学及诗文创作奠定了基础,影响巨大深远。

唐好、邓岳利《试论司马相如对扬雄创作的影响》具体阐述司马相如对扬雄的影响。

(八)对历代有关司马相如评论的文论、诗话、诗序、小说、戏文、典籍等进行研究,对近十年来司马相如研究成果中的问题进行评述。如陈勇《刘勰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探源》《繁类以成艳,抑是繁而不艳——从〈管锥编〉与〈文心雕龙〉关于司马相如赋评的矛盾说起》,张海《异代知音,人生偶像——浅论历代文人的相如情结》,赵俊波《唐人评司马相如》,汤君《宋元以来小说戏文之相如、文君故事叙略》,玉红霞、张骏晕《论宋诗话中的司马相如,杨曦《历代诗话中的相如评论》,赵晓兰《(成都文类〉中的司马相如》,蔡东洲《王培荀其人其书》,房锐《〈听雨楼随笔>与相如、文君文化研究》《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思考》等文章,对司马相如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很大的发展,对研究方向的问题,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

蓬安县相如故城(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三

2003年,李大明先生在司马相如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相如故里问题的探讨“是一项成功的学术文化工程,是继承优秀传统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三年后,谭继和先生对这一“学术文化工程”的价值从四个方面作出了概括。

2018年9月20 日,蓬安县举行“相如大讲堂”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会长谭继和以《四川历史名人星空中的文化巨人:司马相如》为题作讲座(图源:川报观察)

第一,通过对相如故里问题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司马相如的影响,现在我们则可以分解出巴文化的“刚”同蜀文化的“柔”,这两种刚柔相济、亲缘相近却不同特征的文化对相如文化个性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相如的大赋既有气势磅礴、铺张扬厉的“刚”与“质”的一面,又有闳博丽雅、侈衍排比的“柔”与“文”的一面,这是刚柔文质两种性格的巴文化与蜀文化不同的影响和熏陶的有力例证。用这样的研究方法研究汉赋时代的群体作家,定可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他们文化性格形成的不同影响和渊源来。这是从相如故里研究开始的一个新问题……这是相如故里研究新价值的第一点。

第二,汉大赋奠基之作《子虚赋》《上林赋》与巴山蜀水对司马相如的孕育与熏陶有关,甚至在这里可以斗胆提出相如赋的一孕育地和奠基地就是巴蜀。这是相如故里问题研究带来的又一收获。同时相如汉大赋所描摹的“宇宙之绝观”与宏博优游的气势,又正是作为天下第一流神品的巴山蜀水自然景观扩而大之的写照。

第三,相如故里的研究,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文宗自古出西蜀”的新认识。历代文宗从扬雄到郭沫若无不“比肩相如”,以相如为学习的榜样。

第四,“巴蜀文化曩有好梦幻迷离想象,飘飘然有凌云之气”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思维特征。巴文化重鬼,蜀文化重仙,从蚕丛、鱼凫得仙道起始的古蜀仙道传统,不仅开启了巴蜀道教,而且浸润于巴蜀文人思维,成为巴蜀文人以游仙为特征的浪漫型发散性思维定势,司马相如所倡导的仙游文化是其开端。有关相如故里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相如的赋论与巴蜀文学特质的关系的新认识。司马相如的赋论最独到之处是分为“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赋家之心”指的“是文心,是性灵,是赋家的本性、心灵与眼界、境界”;“赋家之迹”则是指的创作的路径和方法,指的是对“文心”的“雕龙”手法。对相如故里及其文化的研究,引出不少学者对相如创作思想与方法的探讨,这对巴蜀文学特质渊源流变的研究,无疑有开拓性的意义。

本文作者、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会长邓郁章(费尚全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来源:司马相如之光

作者:邓郁章(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名誉会长,《蓬安县志(1911—1985)》主编)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