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肖朴生与邓小平

刘邦琨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载有：父亲邓小平晚年常常回忆说，我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是受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接受革命思想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汪泽楷两人……1925年共青团旅欧区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被捕后，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指定我为里昂地区党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地区的工作……在肖朴生等人的引导下，我由一名普通的求学青年迅速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前言

肖朴生，中国共产党旅欧小组创始人之一，在巴黎，他引导青年觉悟并接受革命思想，指导华工、华人、勤工俭学生开展反帝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肖朴生同志英年早逝，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但邓小平同志却对肖朴生同志终生难忘，并将他作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作了记述。

一、赴法求学参与组建旅欧“少共”，认识小平引导进步介绍入团

肖朴生，原名肖树域，字朴儒，1897年10月4日生于四川省德阳县（今德阳市旌阳区）天元镇。由于父母早逝，自6岁起便随胞兄肖树林一起生活。在兄嫂关怀下，他先就近读私塾，后考入成都高师附中就读。1919年冬，肖朴生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此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肖朴生思想先进，他和穆青、陈家珍、周权、程子健、李大章等受“五四”运动影响，勇敢地站在反帝前列，一起组织了进步团体“劳人团”（又叫劳人会，即劳工神圣的意思）。

1920年12月15日，肖朴生等70名同学由四川省政府派人护送乘法国邮船“智利号”从上海起程赴法，历时35天，于1921年1月20日顺利抵达法国南部大港马赛。在华法教育会安排下，经由巴黎分送各地等待做工，开始勤工俭学的生活。

勤工俭学，本是一面读书求学，一面做工求生存，这些留法留德学生中，公费求学和家境富裕的学生，勉强还能寻找到学校求学；自费和家境贫困的学生，身在异国他乡，衣食无着，就更谈不上求学了；就是那些公费生和富家弟子，后来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肖朴生是公费留学生，他只进了一所中学学习半年，后来华法教育会停止发放所有留学生的生活维持费，他不得不进入克鲁梭“史莱德钢铁厂”做散工以挣得微薄收入维持生活。邓希贤（邓小平）同样是成绩优异的公费留学生，不得已后来也到这个厂做散工。在这个法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的厂里，肖朴生认识了邓小平。

邓希贤（即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1919年底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1920年10月来到法国求学，先后进了几所巴黎的中学读书，后因生活困难，不得不四处打工以维持生计。邓小平只比肖朴生先到巴黎3个月时间。中国学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求学，本是认为到人间最美好的地方可学得一技之长，以实现人生理想。然而法国并非天堂，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战后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州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许多工厂因工业原料缺乏而相继全部或部分停产，加之一批军工企业倒闭，法国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战后法国政府迭加新税、法郎贬值，人民生活困难。本就十分困难的中国留学生陷入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6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找到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

另外，华法教育会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作风及其对勤工俭学生的冷漠态度，宣布停发留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加剧了勤工俭学生生活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勤工俭学生们被迫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睡街沿、捡法国人扔掉的剩余食品食用者有之，加之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生病也无钱治疗，饿死病死的勤工俭学生人数超过30人。

在法国，饿死病死这么多勤工俭学生，由此引起“争吃饭权，争工作权，争求学权”的“三权”斗争。首先是1921年2月28日数百名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争“三权”，向陈录讨要生活费，陈录被学生质问得哑口无言，同学们高喊“打”的怒吼声镇住了陈录，他被迫答应向学生再发放3个月生活费，同时要求留法学生回国。但陈录一方面答应同学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通知法国警察抓捕了十几名“反饥饿运动”的同学，这就激起了同学们对陈录的反感。

尽管在这些斗争中，赵世炎、肖朴生、邓小平等一部分四川勤工俭学生没有参加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但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争取和平解决“三权”问题。“三权”斗争虽取得一定胜利，但参与活动的同学就有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人被迫遣返回国。

勤工俭学生们为实现理想和抱负，也为自救，自发组织了很多团体，包括肖朴生、黄里州等人从成都带来的“劳人团”，蔡和森、萧三等人在长沙组成的“新民学会”，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赵世炎、李立三等人领导的“劳动学会”，李维汉、李富春等领导的“工学世界社”，还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神学宗教方面的团体数十个。因其信仰各异，背景也各不相同，这些团体之间常有一些交锋，谁也说服不了谁。

特别是“争三权”运动结束后，学生的力量被削弱，斗争一度陷入低潮，同学们精神上和经济上都陷入深深的痛苦和生存绝境之中，个别学生如四川南充县的蒲照魂就因“进占里大”失败而于1921年10月21日在法国医院剖腹自杀。1922年3月20日，四川郫县李鹤林枪杀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录未成而遭逮捕，这件事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此外，更多学生则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

在这种彷徨和苦闷中，“劳人团”领袖肖朴生先后结识了中国学生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李富春、蔡畅、傅钟、刘伯坚、陈毅、聂荣臻等人。在广泛的接触中，肖朴生等“劳人团”成员认为，劳人团的性质、作用和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救国观点，与大家是一致的。因此，1921年5月，肖朴生与当时在克鲁梭的“劳人团”13名成员集体加入赵世炎、李立三领导的“勤工俭学者同盟”。不久，该同盟更名为“勤工俭学会”，成员达到100多人，与蔡和森、李富春领导的“工学世界社”一起形成了旅法勤工俭学生中两支最大的力量。肖朴生与赵世炎、李立三等认为，旅法华工是一支重要力量，要建立一支统一的有战斗力的团体，不可不把勤工俭学生与华工团结在一起。

从那以后，肖朴生与赵世炎、李立三等常在一起聚会，研究理论、讨论组织等问题，蔡和森、李立三等因“争三权”被迫回国后，肖朴生与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从现实中，越来越迫切地感到要团结旅欧华人、华工、留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为此，他们积极活动，为筹建这样一个领导核心而忘我地工作。

恰在这时，国内陈独秀、李大钊派共产党员张申府、刘清扬等来法建立海外组织，他们同周恩来、赵世炎等秘密商议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事宜，这就为促进早日建立一个先进的统一的具有号召力的坚强组织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在赵世炎、周恩来、肖朴生等人努力下，当时建立一个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来统一领导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进行斗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22年6月3日，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的一个小广场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8位代表，肖朴生作为旅法代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庄严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诞生，并选出由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旅欧华人的斗争从此开始新的篇章。不久，肖朴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旅欧“少共”诞生那天起，作为“少共”创建者之一的肖朴生便有一种使命感，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华工工作中。他一面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一面又把共产主义的道理讲给勤工俭学生和广大华工听，并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启发他们追求进步思想。由于肖朴生和旅欧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为日后在华工中发展组织、培养革命骨干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就是这个时候，在克鲁梭工厂做工的邓小平，被同为四川人的肖朴生发现。因邓小平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同情华工，尤其是邓小平对工厂监工欺压中国人的事，敢于站出来反抗，争回中国人的人格尊严，并且在赵世炎、肖朴生组织的华工和勤工俭学生进行中国问题讨论活动中，邓小平积极参加，肖朴生便主动找到邓小平谈心，引导邓小平提高思想觉悟，随后又借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给邓小平看。邓小平从思想上奠定了共产主义基础，从他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信念。1922年6月底，邓小平经肖朴生、汪泽楷介绍加入了“少共”。

邓小平与工头争吵这件事是肖朴生亲眼所见。在克鲁梭钢铁厂做散工是最苦的，首先是学不到技术，每天只在车间做杂活，劳动强度很大；其次是早、中、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真和机器一样不分早晚昼夜。初进工厂的邓小平就这样开始了繁重艰难的劳动，今天从煤车向下运煤，明天搬运钢板，一会儿推铁屑，一会儿又要去拉钢条；工作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苦不堪言。

最让邓小平等人不能忍受的是法国工头的歧视凌辱。每天上工，工头就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有稍事休息。一天，邓小平与几位同伴一起搬运钢板，由于几天来实在太累，搬得稍慢一些，工头就立即大骂起来。那位同学说：“我们还不习惯做工，力气小，干不快的。”工头蛮横地训斥道：“你既然力气小，就不必在这里干活了！”说着强行解雇了这位同学。在这里，工头见华人做工不习惯、动作太慢，用鞭打骂是常事。邓小平实在看不下去，就与工头大吵大闹，然后辞职走之。正因这件事，肖朴生在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骨气，他向赵世炎作了汇报，组织决定让肖朴生发展邓小平加入勤工俭学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愤然离开这个钢铁厂后，又来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中国学生汪泽楷、尹宽、王若飞也在这里。肖朴生得知邓小平已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便通过组织关系请能说会道的汪泽楷等人对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通知他参加苏俄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问题学习与讨论，以帮助他快速进步。

二、工运领袖肖朴生反帝反封打前锋，进步青年邓小平积极协助办刊物

1923年2月17—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宣布经国内中央同意，旅欧“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由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同志奉调赴苏俄学习，这次会议还对“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选，选出由周恩来、肖朴生、尹宽、汪泽楷和任卓宣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这次临时代表大会根据斗争需要，决定设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华工运动委员会”。肖朴生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代表旅欧党团组织直接领导华工运动。

肖朴生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时，旅欧党团组织的活动尚未公开，党、团组织对华工运动的领导由肖朴生通过华工总会来实现。

肖朴生经常与华工接触，十分了解旅法华工的历史现状，对他们被奴役和压迫的悲苦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对华工像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深感忧虑。

为说服旅法华工中的一些人放弃行会观念和宗派成见，肖朴生与赵世炎、王若飞等做了大量工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华工住宅去串门，同他们亲切地交淡。从他那里，华工兄弟们不仅明白了自己被骗、被剥削、受压迫的原因，而且还懂得了团结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道理。此外，肖朴生还向华工介绍苏俄革命胜利后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肖朴生与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同华工中少数堕落分子作坚决斗争，扫除团结统一的障碍，于1922年10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华工总会。华工总会的活动基本是在肖朴生等人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华工总会成为旅欧党团组织教育和领导华工进行斗争的战斗指挥部。

为提高华工的觉悟和文化水平，肖朴生和旅欧党团组织的其他同志还在工余时间帮助华工办起“工人夜校”“华工俱乐部”，动员傅钟、刘伯坚、邓小平等党团员和进步的勤工俭学生为华工义务讲学，传授文化知识和讲授革命道理，这一行动进一步加强了勤工俭学生与华工之间的联系。肖朴生与旅欧党团组织的其他领导同志时常亲自为华工讲课、作报告，宣传共产主义，宣讲革命理论，通报国内外形势，批驳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揭露其反动本质和对革命的危害，帮助华工群众识别其欺骗性，深受华工们欢迎。因此，华工们对肖朴生十分信任，有为难的事，除找华工总会的负责人外，也乐意去找肖朴生，他们亲切地称肖朴生为“我们的肖先生”。

华工总会的机关刊物——《工人旬报》原来对华工的吸引力较小，旅欧“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作出“实力援助《工人旬报》”的决议，派肖朴生去加强领导。他就任后改组该报编辑部，组织一个精干得力的写作班子，将年青有为的邓小平和傅烈推荐到《工人旬报》做编辑工作。肖朴生、邓小平针对华工的思想状况和当时的形势，组织编写了一批通俗易懂而又具革命教育作用的文章，他们还变换各种笔名为该报撰写文章，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工人旬报》经常介绍苏俄进步情况，宣传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使广大华工开阔了眼界，提高了革命觉悟。《工人旬报》越办越好，成了华工的知心朋友，被旅欧党团组织的同志们称为“完全共产主义化了的《工人旬报》。”

1925年2月7日，旅法华工举行“二七”大罢工两周年纪念会，肖朴生等还代表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区到会发表演讲，使这次集会的气氛达到高潮。在肖朴生安排下，邓小平亲自编辑的《工人旬报》配合华工的斗争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活动，旅法华工在法国乃至在整个西欧的影响日益扩大，华工的团结和每一点进步都使肖朴生感到格外高兴。他高度评价和赞扬华工的斗争精神，称他们不再是“屠杀场的羊子”，已是“觉醒了的奴隶”（以后他就用“觉奴”发表文章）。

与此同时，对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俄，肖朴生充满向往之情，虽因工作需要不能和其他同志那样到苏俄“东方大学”去学习而感到遗憾，但他对苏俄的革命经验推崇备至。肖朴生在《赤光》上热情地介绍苏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气象和苏俄各方面的进步情况，据理驳斥无产阶级的敌人对红色苏维埃政权的诬篾和攻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写文章引用的实例和数据，不少“都是资本家的报纸载过的”，这些反面材料往往被肖朴生当作介绍苏俄、反击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他满怀希望地预言：“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只要“认识了苏俄必然要照着苏俄的榜样去做！”

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肖朴生怀有崇高的敬意。他写的一首题为《我们的三个死者》的新诗，刊在1925年1月15日出版的《赤光》第23期扉页上。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了无产阶级的杰出战士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革命导师列宁，并借以表达自己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他在诗中写道： 

我们在死者已经不朽了

我们怎样步随他们后尘呢

已有列宁主义如火似炬

用不着悲哀，更用不着犹豫

从今后

要奔赴前敌

拼尽热血/完成死者的遗志！

后来斗争的历程表明，肖朴生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誓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肖朴生同旅欧党团组织的其他领导人一样，身在欧洲而时刻关注着国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他知道，旅欧华人的斗争同国内革命者的斗争息息相关。因此，他除利用演讲和报告等方式向旅欧华人通报国际国内局势外，还不失时机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时局，以引导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华侨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

1925年初，整个中国临近大革命高潮，各种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帮助旅欧华人弄清楚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弄清楚国民革命的有关问题，打消人们对于段祺瑞政府所谓“国民会议”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肖朴生先后在《赤光》上发表《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与段祺瑞的国民会议》《段祺瑞政府与工人阶级》《国民会议与国民革命》和《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4篇文章，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详尽的阐述和解答。

肖朴生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光有国民会议是不够的，“在国民会议之先便须武装革命”。他说：“倘若一种和平的国民会议可以使一种政治的改造成功，我们对于目前的中国就不必要主张国民革命了。”他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丢掉幻想，奋起解散段祺瑞的国民会议，将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

肖朴生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去世深为悲痛，他在《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中，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始祖”“中国革命的灵魂”，认为“他的逝世是中国国民革命前途的最大损失”。肖朴生断言，“国民革命决不因中山逝世而中止”。他还认为，“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必然更明显”。他在文章中告诫，“国民党左派诸君”，一定要“遵守中山遗训，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内部，革命到底”。

肖朴生的预言被后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肖朴生卓越的领导才干也在后来旅欧华人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中显露出来。

三、肖朴生引进人才办出《赤光》高质量，邓小平进入党团机关信仰坚定意志坚

早在1922年8月，为更好地引导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对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组织进行斗争，旅欧党团组织出版了机关刊物《少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24年2月1日，又改《少年》为《赤光》。《赤光》的内容比《少年》更实际，页码增加一倍，发行量也大得多，在华人中影响大大超过《少年》。而《赤光》的出版时间也大大缩短，这就使《赤光》编辑部人手不够用，经肖朴生介绍，邓小平来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房间，正式成为《赤光》编辑部里最年轻的成员。

最初，邓小平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白天做工，下工后到编辑部刻写文稿，油印并装订《赤光》。在周恩来、肖朴生帮助下，邓小平的业务提高很快，政治水平也大为提高，他的“油印博士”也是这个时候出名的，许多华人开始知道邓希贤（邓小平）的名字。后来邓小平也亲自参与编辑定稿，撰写文章在《赤光》发表。肖朴生同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以及傅钟、李大章等都是《赤光》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和主要撰稿人。他们在《赤光》上发表文章，剖析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介绍苏维埃俄国各方面进步的情况，对国内时局进行评述，在当时旅欧华人中产生过较大影响。

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个标榜信仰国家主义的政治派别，即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肖朴生、周恩来等都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和批驳。1924年2月，周恩来等就在《赤光》上连续发表《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对国家主义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进行有力批判。

同样，肖朴生写了《帝国主义的剖析》《酝酿中的裁兵会议和与世界和平问题》《华盛顿条约的成绩》等文章，以马列主义学说为武器，对帝国主义作无情的解剖。他广征博引，精辟论证了帝国主义的来源、特性和致命伤，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者每天都在搞军备竞赛，时刻都在准备战争，指出“帝国主义一天存在，我们是一天不得解放的”；号召人们丢掉幻想，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合战线，解放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遭到批判，于是换了一副极“左”的面目，继续欺骗华人团体和留学生。1924年10月10日，他们先在《先声》周报上刊出启事，自称代表旅法华人组成“国庆筹备处”，又以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散发“国庆节”开会程序清单。当晚他们召开一个所谓的“国庆节纪念晚会”之后大肆宣扬说：在他们领导下举行的旅法华人国庆纪念会，不仅有“侨法各界人士广泛参加，而且有200多名法国人到会，此举大大利于联络法国人民的感情，便于他们了解我国之真相”等等。

为戳穿国家主义派的欺骗行为，邓小平连续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他写道：自命为肩负救国重任并以旅法华人领袖自居的青年党，他们所主持的“国庆纪念会”都是“音乐悠扬的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干了一夜，这本是青年党的十月十日俱乐会、跳舞会，他们却偏说是旅法华人的国庆纪念会。请看这是何等的捏造！何等的欺骗！邓小平在文章中质问道：“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而他们反歌舞于花都。”这证明“贻笑外人”，哪里谈得上革命行动。邓小平还指出，利用《先声》周报散布捏造的“新闻”，是国家主义派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在他们看来，“新闻能时常更改或捏造，以能使人愤激为目标”。他特别提醒那些“为新闻而读的《先声》周报的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们的需要，捏造新闻来宣传你们欺骗你们呢！”

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的文章。在引述法共《人道报》上几条关于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准备联合借款给中国北洋政府的消息后，他激愤地写道：“这是最近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阴谋，其实中国自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团之包办借款、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早已在此统治德国的道威斯计划还十分厉害的道威斯之中了。现在它还要用新的道威斯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化！简直是要想吸尽全中国人民最后的那一滴血！全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啊！打倒帝国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吞并中国的阴谋和危害。

四、肖朴生接替党的书记指挥学运工运，邓小平上任鼎力协助领导反帝斗争

肖朴生、周恩来等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见年青的邓小平思想进步快，业务精通，组织能力强，认识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心里特别高兴。1924年7月，共青团旅欧区支部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根据肖朴生和周恩来提议，大会选举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为新的执行委员会，以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局。此时，周恩来身为中共旅欧支部党的书记同时兼任共青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因国内斗争的需要奉命回国，肖朴生接替中共旅欧支部党的书记职务，旅欧共青团的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则由任卓宣担任。新的党团组织机构建立后，继续领导华工和勤工俭学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肖朴生等党团组织负责人为配合国内反帝斗争夜以继日地工作，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受到国内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1925年3月30日，国内因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无辜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巴黎，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个个义愤填膺，表示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肖朴生立即召集邓小平等人召开党团组织负责人开会，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发动广大旅欧华人声援国内的反帝斗争。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委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出通知，定于6月7日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声讨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为配合此次斗争，《赤光》杂志也提前出版，印发专辑。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六月运动”斗争便拉开了序幕。

6月7日这天，按照预定计划，旅法华人在巴黎集会。肖朴生、宗锡钧、多希友、果斯特等分别代表中共旅欧支部、共青团旅欧区、法国共产党和法国职工联合会在会上发表演讲，强烈谴责帝国主义者杀害无辜中国人的罪行；号召被压迫的中国人在巴黎开会、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敦促法兰西政府退还在华的租借地，撤退驻华海陆军，停止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屠杀！

会议当天就组织了“援助海外反对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一切准备就绪，连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也号召在巴黎的法国工人踊跃参加华人的示威行动。

6月14日，巴黎的华人踊跃地汇集到“行委”所指定的地点，准备游行示威，不料大批法国武装警察荷枪实弹拦住示威者去路，租定的开会地点被警方封锁，出去散发传单的同志也遭到逮捕，形势十分严峻。

肖朴生和“行委”的同志们开会研究，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示威改期并变更方式，组织一批力量向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驻法公使馆示威。

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会，举行“临时紧急大会”，通过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一到使馆，中国学生及华工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任务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围观者散发中文、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留学生、华工将公使陈录团团围住，并质问：“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近一个月来，你毫无表示，今天就来质问你，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华人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就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陈录起初拒绝，继而不敢答话，华人群众义愤填膺，高呼打死无能的陈录，并出现骚动。眼看自己既将被留学生惨打的陈录，脸色吓得铁青，特别是想起不久前自己的秘书不答应留学生要求被打得半死的情形，他额上脸上吓得青筋暴出、直冒汗珠，浑身打起抖来，连忙改口说：“我，我答应你们，立即签字盖章！”

陈录颤抖的双手只好在同学们准备好的文稿上签字、盖章，说：“都是中国人，怎么会不为中国人说话办事呢？我保证华人今后有行动的自由和示威的权利，并尽最大努力保证你们的安全。为表示我的诚意，我愿再捐助5000法郎援助反帝国主义运动。”

当所有工作顺利完成后，外面担任援助侦察任务的同学进来报告，法国警察来了。留学生们在肖朴生、任卓宣、邓小平等人指挥下，忙而不乱地有序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而当法国警察赶来时，连中国留学生的一个人影都没见到，只有吓得半死的陈录躺在使馆里的沙发上。他见法国警察来了，嚎叫着讲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又跪在地上要法国警察为他撑腰出这口恶气。

肖朴生领导的旅法华人进行的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震动了整个欧洲。德国当局老羞成怒，立即下令对参与此事的人员进行逮捕和镇压。但逮捕和镇压没有吓倒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认真总结经验，重新组织队伍，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方式继续开展斗争。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自那以后，林蔚、宗锡钧、雷定琨、李大章等20多名共产党员遭到逮捕。肖朴生的处境也到了非常险恶的地步，但他并未因个人处境艰难而放弃斗争，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和邓小平、傅钟、刘伯坚等人领导的共青团旅欧区因形势恶化而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设法联络法国各界进步人士，争取营救被捕同志出狱，安排他们分期离开法国赴苏学习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反击反动派的镇压，声明旅欧华人示威的合法性，争取法国與论的同情和支持。自6月底以来，肖朴生在欧洲的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过了两个月的流亡生活。但他从不为自己的危险处境担心，继续秘密指导各国党团支部的工作，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和奔忙。

帝国主义的疯狂反扑扑灭不了觉醒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烈火，一批同志因形势所迫转移了，但新的同志又勇敢地站了起来。1925年9月12日，在肖朴生主持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议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旅欧华人大会，把反帝国主义运动进行下去。

在中共旅欧支部党的书记肖朴生等党团负责人领导下，1925年9月15日下午，1000多名勤工俭学生、华工及其他旅欧华人，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的一个大会议厅集会，召开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大会。大会由国民党驻法总支副主席、中共党员施益生主持，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肖朴生、傅钟和法共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说。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最后会场唱起《国际歌》。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它不但对于法国当局的白色恐怖是一个有力反击，而且给国内“五卅”运动以新的有力支持，同时也增强了广大旅法华人、华工和勤工俭学生反帝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旅欧支部周围，继续进行斗争。

五、肖朴生忘我工作不幸病逝上海，邓小平继续战斗继承战友遗愿

肖朴生、傅钟、对小平等领导的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大震动了法国统治者，法国当局十分恐慌，马上部署逮捕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参加者都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为保护和培养旅欧华人中的革命力量，中共旅欧支部决定再转送一批同志赴苏俄学习，同时决定一部分同志直接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时刻站在斗争前线的肖朴生经全体人员劝说被派回国。会议根据肖朴生同志的安排，一批未暴露的同志继续留下来坚持领导党团组织开展反帝工作，邓小平、傅钟等留了下来。

1925年10月，肖朴生经苏联向中共旅莫支部和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辗转回到上海。离开法国时，他对继续留在欧洲坚持斗争的邓小平、博钟等同志风趣地说：“国际帝国主义者只能够把一切革命的战士由这一国驱逐（到）那一国，而我们奋斗的目的是要把它们驱逐出地球以外！”临别前，肖朴生握着邓小平、傅钟的手说：“现在就由你们来扛起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大旗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旅欧党团组织两位新领导人坚定地表示要继续战斗。

肖朴生回到中国，周恩来亲自前来迎接，并传达中央对肖朴生工作的安排意见，让其在上海大学教书，与林伯渠等在一起共同培养党的干部和革命人才，同时在上海从事济难工作，保护受迫害的革命同志。

1926年1月17日，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正式成立，肖朴生与郭沫若、陈望道一起被选为济难会委员，肖朴生任党团书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济难会一边积极从事济难工作，一边利用合法身份积极营救革命同志。此时的上海反帝爱国风暴风起云涌，肖朴生受到极大鼓舞。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提出由济难会创办《济难》《光明》等刊物，自己主笔担任主编编辑出版两种刊物。肖朴生为党为革命呕心沥血尽责尽职，创造性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遗憾的是，1926年10月，肖朴生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积劳成疾，不久病重入院，经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时年29岁。

在肖朴生回国之后，在法国的邓小平、傅钟等人勇敢地肩负起旅欧党团组织的重任。到1925年底，虽然在法国的党团员已减到130人左右，分属5个支部，但他们依然信心百倍为党工作着。

尽管邓小平等人在1925年不在法国警察抓捕和驱逐之列，但他们这些留下来的同志同样受到巴黎警察的跟踪和监视，见有人来见邓小平，就立即进行盘问和警告，发现有可疑点就抓起来。

1925年10月24日，邓小平以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在巴黎肖莱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秘密主持会议，讨论“重建旅欧中共党组织”。当时有25名中共党员参加，一致认为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留在巴黎坚持战斗，大会对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分工。

同年11月15日，邓小平又在巴黎博耶大街23号一个大厅里，主持了悼念旅欧国民党负责人王京歧的纪念会。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关系，以大力推进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录的最后通碟，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

很快法国警察厅探得这次会议情况，立即下令抓捕在法国的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邓小平及其他人员。

邓小平等人仿佛也从这几天的氛围中预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与傅钟、邓绍圣、李卓然等20多人于4天后的1月7日晚，秘密离开法国向苏联奔去。

就在邓小平等人离开巴黎几个小时后，一批法国警察闯进邓小平等人居住的巴黎卡斯特雅大街3号旅馆，直奔邓小平等住过的5号客房，他们在房间中发现“大量的共产党的中、法文宣传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等，以及一些中文和俄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共刊物《前进》”，他们还查到两架带钢板和滚筒的油印机及几包印刷纸。很快巴黎当局签署了驱逐邓小平、傅钟等人出境的命令。事实上，具有先见之明的邓小平受党中央安排，早已离开了巴黎。

邓小平在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国与刘伯坚等人一起被党组织安排在冯玉详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邓小平机警地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去武汉寻找党中央，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唯一的秘书（后更名为秘书长）。在中央机关，邓小平才在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的介绍下，得知自己的革命引路人肖朴生已在上年度于上海病逝。当时，由于险峻的形势，邓小平未能前去上海瞻仰肖朴生之墓，但他对肖朴生的病逝深表悲痛和怀念。他以肖朴生为榜样，在党的领导下，与旅欧同学一道相互配合，激励自己积极为党工作。同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从不居功自傲，以至数十年后，还常常回忆起肖朴生同志对自己的亲切教导和帮助。

参考书目：

1.《我的父亲邓小平》

2.《邓小平全记录》

3.《肖朴生传略》

4.《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5.《郑超麟回忆录》

6.《陈毅传》

7.《聂荣臻传》

8.《周恩来传》

9.地方党史文史资料及当年留法勤工俭学人员的回忆文章

作者简介

刘邦琨，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获得者，供职于四川省什邡市北京学校。曾做过媒体人，创作的散文、小说、纪实文学、影视剧本等，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作家》《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传奇传记》《党史纵览》《党史博采》《军事史林》和中央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发表刊播并获奖，有作品被选入课本和教师用书，不少作品被选入相关作品集出版发行。近10年创作的影视文学剧本发表和获奖的有34部，其中电影文学剧本《红杜鹃》《志愿者》《冲出死亡谷》分别获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第二届青春志愿行共筑中国梦中国志愿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和二三等奖，2020年发表和获奖的6部影视文学剧本是《志愿者》《冲出死亡谷》《独行侠》《酒厂老板》《绿水青山》《杨智富脱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