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党员

陈冬梅 

我的父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了。他们这一代，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亲眼目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剧变，受毛主席的教育多年，形成了坚持原则、恪守本分的人生观，几十年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编外党员”。

成立人民公社时，父亲正是壮劳力，在村社里干活很拼命，年年被评为“青年突击手”，奖状挣了一大堆。但是，干好工作却耽误了结婚，三十好几了都没成家。村里的热心人牵线，我妈在介绍人陪同下相了亲，回去后就问介绍人，我爸是不是傻的，呆坐半天不说话也不献殷勤。介绍人说，怎么会傻？人家代表“青年突击手”在德阳县的万人大会上发过言；傻的敢去吗？敢去人家也不让你去！就这样，见我妈不吭声了，我外婆赶紧和介绍人定下了亲事。

虽然我妈岁数不大，但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我外婆要按顺序一个一个地处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耽误不起。我妈和我爸才见了两次面就结了婚。婚后才知道，我爸是积极分子不假、万人大会发言不假，但他在家里既不积极也不发言。因为他不会洗衣服煮饭，也不会甜言蜜语哄自己媳妇，只会看报纸看书，活脱脱的一个书呆子。

“家懒外头勤”用来形容我父亲再合适不过。家里的事情他一点都不擅长，村里的事、集体的活，他最擅长。那个年代，识文断字的人很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成了生产队的“团宠”。生产队要记工分，由队长制订章程、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后，由父亲记账。父亲有个大册子，每天每个劳力出了多少工、该记多少分，一年365天，那个账目记得是密密麻麻、清清楚楚。父亲按月还要在村里的黑板报上公示账目，别人的父亲收了工就回家吃饭或干家务活，我父亲总是趁天黑前写“记工明细表”，吃饭还要我一次又一次催。

到了腊月，父亲最忙，因为他要把全年的账目都归总，把每个劳力该得的工分换算成工钱和人均分的口粮，整天在油灯下“噼里啪啦”地打算盘。有的村民不识字，也记不住自己一年挣到的工分数，他们会到家里来让父亲提前帮他们算一算自己今年的收入，总是笑呵呵地来，又乐呵呵地走。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在年终结算时发过牢骚骂过娘，因为他们都很信任父亲，只要算盘在我父亲手下，就绝不会出错。

父亲的账目不会偏向谁，我妈的农活干得再好，按照规定“妇女只评”8分工，那就是8分，有一天算一天。村里有不少男劳力，他们就是满分10分工，也是有一天算一天。就这样，队长老的退了换新的，可是生产队的会计，却还是我父亲。因为不管是谁当了队长，都会派我爸当会计，村民都服气。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了，队长都成了闲人，父亲——这个记工分的会计也就该解甲归田了。但分田到户怎么分？这是一块队长都不愿啃的硬骨头。队里的田，从坡坡上到坎坎下，有肥有瘦，有厚有薄；有干旱的，有受涝的；有偏远的，有靠路的。谁都想要肥的厚的靠路的，谁都不要瘦的薄的旱涝的，这真是“世纪难题”。这也不怪大家自私，小平同志说“50年不变”，这责任田分到各户后，不仅影响自己这一代，还会影响下一代和下下代，谁影响了子子孙孙的饭碗问题，那是要和他拼命的！

队长面对这块硬骨头犯了难，又来找我父亲。其实改革开放了，社会进步了，识文断字的人多了去了，可是队长还是认定只有派我父亲出马，才能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因为我父亲的原则是宁断不弯，不仅账目一分一毫不差，而且绝不会偏袒“沾亲带故”的。

他和队长拿着尺子和账本，在田间地头忙活着，先把全队的所有田块丈量个一清二楚，再把它分成好、中、差几等，好的搭配差的，远的搭配近的，按照每家每户人数多少对应到责任田的亩数，自己来抓阄。抓阄完成，抓到好的固然喜得喊天，抓到差的正想骂娘，看到公布我家的责任田，都不吱声——走了。

我家只有四口人二亩八分田，却搭配了3块地：坡坡上的，离河沟那么远，年年都遭旱；坎坎下的，河沟那么满，年年都被淹；只有一块不远不近的还算不错，但那是一家人的责任田，整整分成3个板块，说明每年收粮食都要把“拌桶”抬来抬去。这可苦了我母亲，一米四几的个子，父亲抬一头她也得抬一头。我和弟弟还小，只能帮忙割麦子或谷子，捆绑麦草或谷草，干些轻巧活；父亲和母亲，却是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村民们没有怨言，母亲也只能把怨言吞到肚子里，因为父亲是划分责任田的主要责任人，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没有人骂娘，就是万福了。共产党员嘛，就是要带头吃苦带头吃亏！父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白天做事堂堂正正，晚上睡觉才安安稳稳！

分田到户了，大家除比赛谁家种田种得好收的粮食多，还在比赛谁家有能人挣钱先致富。挣钱这种事，是父亲的短板。刚开始，家里的菜种得好，喊父亲挑进城里去卖，他是斤是斤两是两，只是算账快，不会吆喝，一挑白菜出门半挑白菜回来，挣的钱不够买油盐酱醋。后来改成妈妈进城卖菜，一挑萝卜出门，两只空筐回来，因为妈妈虽然算账不在行，但她把我弟弟带上，弟弟上小学学了数学，脑瓜灵嘴巴甜人也长得帅，会算账还会吆喝，很快就帮我妈卖完了菜。我爸看到我妈和我弟的“辉煌战果”，不吭声又去看书了。事实证明，连卖菜这样的小事，也是既需要智商也需要情商的。我爸一辈子讲原则，他忘了“情商和原则”并不冲突，卖菜绝不能短斤少两，但也不要忘了自我推销，吆喝两句不耽误公平交易。

责任田被占，宅基地被征用，村里按照人口数分了安置房，父亲也开始拿社保了。这是按年龄逐年递增，实现了绝对的公平。父亲年龄偏大，社保偏高，成了村里的“高收入人群”。在村子里闲逛的时候，年轻人都喊他一声“四叔”，小孩子都喊他一声“四公”，身高在递减，声望在递增。父亲，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步子越迈越稳健了！

（作者单位：四川省德阳市华山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