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筱刚《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1日 04版）

    电影《上甘岭》剧照 资料图片

    《我的祖国》乔羽手迹 资料图片

    刘炽旧照 资料图片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②】

在我儿时记忆中，《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插曲，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演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堪称流行歌曲式的“抒情歌曲”。也许是因为第一句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缘故，很多听众都将这支歌曲亲切地称之为《一条大河》。正如词作者乔羽回顾当初的创作立意所言：我每次听到《我的祖国》，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因为故乡外婆家的北边也有一条大河，记忆中那条大河上总有来来往往的木船以及“船上的白帆”。

1.“大河”之源头

作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颇有代表性的旋律大师，作曲家刘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厚积薄发的创作过程。出生于贫民家庭的刘炽，在考入延安鲁艺前，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西安市的“鼓乐社”、学校音乐课和戏曲音乐。对西安鼓乐的学习，特别是学习吹竹笛、吹笙，为刘炽若干年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延安鲁艺成立一周年，18岁的刘炽进入鲁艺的大门，和日后成为新中国音乐事业骨干人物的时乐濛、黄准、陈紫、庄映等人同为音乐系第三期的同学，后来，他和关鹤童分别在《黄河大合唱》之《河边对口曲》中演唱“张老三”和“王老七”。在鲁艺学习期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自由作曲课”对刘炽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冼星海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在十余年后的《我的祖国》等刘炽代表作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不论是《七月里在边区》（1942）之《七月里》和《在边区》《胜利鼓舞》（1942-1943）、秧歌剧《减租会》（1943）之《翻身道情》、歌剧《白毛女》（1945，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荷花舞》、歌曲《新疆好》（1951）、《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等，均在冥冥之中为这首《我的祖国》的诞生做了必要的、充足的准备。

早在创作《我的祖国》一年前，有着“词坛泰斗”之称的乔羽，便已通过《让我们荡起双桨》与刘炽成为“搭档”。此次的“一条大河”可谓是二人的第二次“珠联璧合”。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他们又有了第三次“珠联璧合”之作——单乐章合唱曲《祖国颂》（1957），成为这两位大家又一部经典之作。

2.“大河”之形成

作为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的歌词当年有着先后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该片的导演、编剧沙蒙、林杉等人情急之下自己动手完成的：

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女，离开了您温暖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在我们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

然而，沙蒙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作曲家刘炽对这一版歌词不甚满意，于是向剧组推荐了自己的老搭档——词作家乔羽。此时远在江西的乔羽，在沙蒙的几封加急电报的催促下，星夜兼程地赶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入住“长影”的“小白楼”。不愿重复自己的乔羽认为，如果按惯例为这部战争题材的影片谱写一首充满着“火药味”的歌词，很容易与影片的整体基调太“靠”，就像舞台上演员的着装颜色与舞台背景完全相同——缺乏对比。在沙蒙每日光临“小白楼”的“逼债”高压下，乔羽灵感突发，根据不久前为创作电影《红孩子》剧本横渡长江的记忆，完成了插曲《我的祖国》的歌词：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短短的几句歌词，分别从“视觉”——“波浪宽”“白帆”；“听觉”——“风吹”“号子”；“味觉”——“稻花香”三个方面，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画面感，唤起银幕上下人们的思乡之情，进而以“心潮逐浪高”之势，将全曲和全剧推向高潮——爱我中华。

作曲家刘炽拿到这第二版歌词后，几天足不出户，在反复吟唱《小放牛》等多首民歌后，一口气谱写出《我的祖国》引子的旋律。音乐的闸门打开后，主歌、副歌的旋律接踵而至。也许是受歌曲《歌唱祖国》（1950）的影响，《我的祖国》恰到好处地融合了颂歌、进行曲两种不同体裁的气质和意境之美。由于作曲家刘炽一贯遵循“音乐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故其巧妙地处理了“我家就在岸上住”之“岸”、“听惯了艄公的号子”之“听”等“倒字”现象，以及“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之“船”的“甩腔”，成功地冲破了歌词语言对音乐的束缚。

在经历若干歌唱家试唱《我的祖国》后，沙蒙、乔羽等人将歌唱家郭兰英锁定为最终演唱人选。戏曲演员出身的郭兰英果然不负众望，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渐入佳境”的录音，令现场参加录音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更是使得《我的祖国》在录音的第二天便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先于电影《上甘岭》与受众见面，起到了先声夺“影”的艺术效果。

3.“大河”之奔腾

1956年，电影《上甘岭》公映后，插曲《我的祖国》成为该片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片段。在缺粮、少药、断水的坑道里，年轻的女卫生员王兰深情地为志愿军的伤病员们唱起了这首歌。战争的残酷与音乐的美好形成了强烈的“对位”，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将全剧推向了一个高潮，也对该歌曲之前紧绷的战斗情节起到了缓冲和调色的作用。歌曲《我的祖国》乘着电影《上甘岭》的翅膀，飞入了共和国的寻常百姓家，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该片导演沙蒙首次找到刘炽时，便对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过了若干年，也许电影早已被人遗忘，但这首电影插曲却能牢牢地永驻人们的心头”。事实证明，沙蒙的这个目标显然已经超额实现。一般来说，电影音乐有三种境界：一是音乐镶嵌于电影之中，成为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一部分；二是音乐贯穿于电影的故事之中，有力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三是音乐能够脱离电影母体，可以作为一门“纯音乐”作品而独立存在。很显然，作为一首电影插曲，《我的祖国》已然进入电影音乐的第三种境界，也是电影音乐的最高境界。

不论是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还是作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史、20世纪中国电影音乐史的一个历史坐标，歌曲《我的祖国》都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音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心声，与《歌唱祖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歌曲一道，成为“时代的代言人”。

（作者：项筱刚，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当代音乐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