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汉代循吏第一人——文翁

彭邦本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长、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之一，其中尤以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堪称一代盛世，政制多有建树、创新，经济、文化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汉代也是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人才辈出，创造了许多引领天下的成就。其中非常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就是号称“汉代循吏第一人”景武之际的蜀郡郡守文翁。

 东汉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59首列文翁传，同一列传中，还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西汉著名循吏的传记位于其后。传文以精炼简洁的文字，侧重记载了文翁入蜀后不同凡响的事迹：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书》中这段史实记载，就是中国古代名垂青史的“文翁化蜀”佳谈的由来。

成都石室中学

 关于文翁入蜀为郡守的时间，东晋蜀中本土历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孝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而上引《汉书•循吏传》明谓文翁入蜀在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末年，并于《汉书•地理志》再次确切地指出“景、武间文翁为蜀守”。班、常两说之间，至少存在10余年的时差。《华阳国志》虽是本地学者的记载，但考虑到其成书年代偏晚，而《汉书》作为正史，不仅成书年代早，且所据为汉室档案，所以我们姑且取班固之说。

 然而班固为何径直将文翁安排在循吏传之首呢？这里也略作讨论。

 先来看何谓循吏。《史记》《汉书》两大正史中都有关于循吏和酷吏的列传，后书以前书为基础，作为西汉王朝断代史，相关记载更为完整，所载均西汉一代著名官吏，尤其是那些为官一方，通过其治理使得地方秩序井然、似乎都颇有政绩的郡国守相。然而倘究其分野，二者可谓差别迥然。简而言之，所谓酷吏，即太史公和班固所说的那些“皆以酷烈为声”，亦即厉行法令、以严刑峻法治理并摆平社会，“虽酷，称其位也”的官员。而循吏则不然，以汉代语境，本谓以“奉职循理”或曰“奉法循理”为治之吏，亦即那些“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的官员。易言之，循吏即《汉书》高度推许的“汉世良吏”，其“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矣。”在班固看来，循吏都是些德才兼备、尤其仁义德行突出的官员；而酷吏则不然，“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换句话说，这些人倘若细究起来，能力固然很强，品行却有优有劣，故虽“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下场结局往往不好。很显然，两者相较，班固推崇循吏的态度非常鲜明。而班固及其《汉书》，无疑代表着汉代以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正统价值观念。

 从班固简略的《文翁传》可知，文翁为官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使蜀地“大化”，政绩政声闻名天下，因而传文虽然惜墨如金，却推崇备至。这应该就是班固将其列为《循吏传》第一人的理由和原因。人们或疑文翁名列《循吏传》之首，是因为他时代早于同传中的其他循吏，但事实恐非尽然如此。班固在《循吏传》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汉初奉黄老之道，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这个“河南守吴公”，据《史记》《汉书》的《贾谊传》，是早在汉文帝继位之前，就已出任河南郡太守的汉初著名官员。下引《史记》的传文可略见其显赫事迹：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吴公号称“治平为天下第一”，足见其政绩名望之高，而且时代明显早于文翁。但《循吏传》仍以文翁为首，不收吴公，显非偶然，说明《汉书》自有其严格的选择标准。

 下面谨据汉晋之际史籍，尤其是《汉书•循吏传》的记载，对文翁个人特点、治蜀措施、化蜀政绩和历史影响，略作些论述。

 文翁不仅是西汉早、中期之交的著名循吏，而且是一名仁爱好教化的杰出学者型官员。

 班固在《循吏传》中称文翁“少好学，通《春秋》”，意为从小喜欢学习，尤其精通《春秋》这部经典。中国古代的学术与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儒学的主干为经学。以《春秋》等先秦经典为载体的古代经学，在西汉时期形成，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一般都是靠手工抄写得以流传。因此，所谓“古文”经学的经典或曰“古文”经，是用战国及其以前的文字字体亦即“古文”传抄，一般是秦焚书时人们密藏于房屋夹壁等处的先秦古书，是秦亡以后，汉初因废除秦代“挟书律”，或因朝廷奖励献书而陆续面世的战国及其以前的典籍。“今文”经学的经典或曰“今文”经，则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亦即所谓“今文”这种字体抄写传承。

 西汉前、中期，经学的主流是“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在学术和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与主干，就是相传为孔子所修的《春秋》，当时甚至以《春秋》为孔子替万世立法的元典之经。至景、武之际，董仲舒、公孙弘和文翁等，都以治《春秋》著称，并走上仕途。

唐 吴道子 先师孔子行教像拓片

 东周以降以至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其转型过程尤其是意识形态等思想文化领域的转型，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完成，而其历史发展变迁的总趋势，就是确立由儒家思想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从秦到西汉早、中期，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迁，具体说即是从秦王朝奉行的法家理论，中经汉初70年朝廷治理天下的主要指导思想——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才转而正式确立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不过，早在文、景之际，儒学已渐渐抬头，但直到窦太后去世之后的汉武帝时期，儒学才最终得以取代黄老之术，跃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而文翁早在西汉早期就已精通《春秋》等儒家经典，并在入蜀后以之为治理地方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历史变迁的关键时段站位和举措均高，因而具有从区域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转型、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作用和历史意义。

 梳理文翁入蜀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执政实践可见，他不仅是一位西汉今文经学的重要先驱，而且经世致用，把儒家思想贯彻于治蜀理政，善于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尤其是善于创新举措，政绩卓越，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和历史影响。

 文翁创造性地从蜀地选拔一批素质高的年轻吏员赴京“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以提高郡县官吏执政水平。

 儒家一贯主张举用和培养贤才，如儒学始祖孔子就不仅打破学在官府的旧传统，率先在民间办学培养人才，而且旗帜鲜明地主张为政应当选拔、举用贤才。作为这一思想的体现，《论语》就记载了孔子与其高材生仲弓的一段对话云：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表面上看，上述孔子、仲弓所论虽然仅仅针对鲁国执政大臣季氏卿室之政。但众所周知，孔子向来以天下及其大一统为己任，因而在他看来，无论是季氏这样卿大夫的“家政”，还是公室、王室之政，其所治理的邑、国与天下，都应举贤为之。作为新时代杰出的儒学传人，文翁到任蜀守后，即在蜀郡贯彻孔子这一思想。他为培养社会治理人才、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几年以后，这些送往京城进修学习的“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可见文翁对这批人才不仅全部加以重用，以任职重要岗位的方式继续培养，而且依次通过国家例行的察举途径，推荐提举到中央朝廷，不乏后来官至郡守、刺史等封疆大吏者。如其中的张叔就不仅继承了文翁的《春秋》学术衣钵，且史载其仕途一路顺利：

 “孝武帝皆徵入叔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

 文翁最具创新意义的举措，是率先在天下创立地方政府公办学校——郡学，持续培养官府所需吏员。

 前述首批被文翁派往京师进修而学成归来的吏员，虽然立即被文翁举拔任用于“右职”，而且显然有效提升了蜀郡的行政水平，但毕竟人数有限，远不能满足蜀地郡县官吏需求的缺口。为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并使之持续和常态化，文翁进一步创造性地弘扬发展了孔子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模式和经验，“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这是历史上最早由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学或曰公立学校。根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有官办学校，战国时期孟子即追述云：（上古）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礼记》亦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国有學也。

 《左传》则明确记载春秋时代郑国有面向国人的“乡校”，是郑国的官办学校。《左传》的记载是可信的，这应是周代制度在春秋时代的延续。但周代实行国、野分治制度，国人居住在国中亦即城内，野人居住在野外，因而分别被名为国人、野人。国、野之间是阶级对立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国人统治野人，因而国中的学校只收国人，野人没有资格入读。

 随着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国、野界限消失，国、野之人遂逐渐趋同，演变成为身份相同的编户齐民。与此同时，周代“学在官府”的传统也被打破，孔子等先贤开始在民间办学，并在招生环节率先实行“有教无类”的平等原则：求学者无论贵贱，倘“自行束脩以上”，即可入学。孔子此举，本已属创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文翁兴学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之道，《汉书•地理志》因而表彰云：繇（由）文翁昌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无）类。”

 这是盛赞文翁弘扬孔子首创的“有教无类”的开门办学原则。《汉书·地理志》此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前引《汉书•循吏传》已经明确记载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亦即专门免除郡学生员的徭役。按汉代实行二十等爵制，凡普通人都要按期服徭役，这是古代国家强制性地加于社会一般成员身上的沉重负担。文翁的上述专门规定清楚地揭示，他所“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是普通平民子弟，这条专门规定无疑是对入学人员的极大政法优惠。因此，之所以说文翁继孔子之后的兴学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孔子之道，乃是因为孔子的招生原则固然已经是伟大创举，但他毕竟还停留在个体创办的私学层面，而文翁则是首次在官办学校中实行“有教无类”原则，其作用、意义已更上层楼。况且文翁兴学经汉武帝推广于全国以后，成为普天下官学的制度，其影响所至，社会受惠面即受众亦就更为广大。这就进一步彰显了文翁兴学的深远历史意义，尤其是在教育史上的开创性崇高地位。

 文翁治蜀、化蜀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大兴水利，发展蜀地经济，促进天府之国的形成。

 大兴水利，发展经济，不仅是文翁治蜀的重大举措，且为其以政教化蜀的基础，无疑也是其突出政绩之一。文翁治水，是继李冰之后蜀地有记载的又一次大兴水利，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沱江流域，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水文化传统，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华阳国志》记载：

 孝文帝（按：应为景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文翁全面继承都江堰水利体系的生态工程模式，其渠首工程的关键部位——湔江口，就在今彭州市关口；关口以下则犹如李冰所穿郫、检二江水系，是全程无坝引水的树谱状水利渠系，使得郫、繁二县等湔江流域地方大片土地变成了高产农田。

 特别要指出的是，与近世以来的江河水利工程动辄就修建拦河大坝，导致河流自然形态改变，因而生态被破坏的方式不同，这种全程无坝引水的渠系没有改变江河及其水流的自然形态、状态和水质，因而没有造成生态破坏。相反，由于无坝引水渠系把水进一步引向缺水少水之地，这就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改良、优化了生态，促进了天府之国的形成。而此种历2000多年仍然生生不息、持续增效的生态工程模式，和渗透于整个水利工程体系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邃哲理，不仅保障了后世天府之国及其水利体系常葆青春，而且为当下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杰出范例和深刻启示，无疑是天府文化、巴蜀文化、中华文明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由上可知，文翁“化蜀”，可谓涉及意识形态调整、移风易俗和国计民生发展方方面面，带有促进整个区域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深刻转型的性质；不仅变化大，而且为时长，这从现存传世文献记载即可看出。如《汉书•循吏传》记文翁派遣张叔等人赴京进修学习长达“数岁”，学成回来后，“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这显然又经历了为时不短的过程。接下来又载其办郡学，并且一贯从学生中选拔重用人才，“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以至又过“数年，（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蜀地）由是大化”。这些记载表明，文翁任蜀守的时间似乎颇长，而且最后“文翁终于蜀”，即逝世于蜀地，这同样反映了文翁对蜀地的长足治理过程和影响。

 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文翁化蜀”，不仅引领时代和国家社会，而且造福人民社稷。文翁仁爱勤政、政绩卓著、鞠躬尽瘁，将其后半生奉献于蜀中，因而《汉书•循吏传》载其深受社会上下拥戴，“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这应当源自蜀地民众自发的爱戴纪念活动。《汉书·循吏传》之末又记载：汉平帝“元始四（公元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可知至迟在西汉末年，文翁已经被正式纳入国家祀典，成为每年官民祭祀的偶像，而且在东汉前期成书的《汉书》中名列“汉代循吏第一人”，史称“良吏”，名垂千古。

  时至今日，“文翁化蜀”的深远影响仍然绵绵不绝。在其故乡安徽省舒城县，仍然保留着他的纪念地。而在其奉献后半生的四川，他更是一直受到人们的深切怀念。在他首创的郡学原址，文脉逶迤至今，海内名校石室中学仍然盛誉远扬；而在彭州市关口，当年文翁治水的关键地，依然矗立着世代受惠感恩民众为之建造的文翁祠；此外，仅在成都市地域，还存有为纪念文翁而命名的文翁学校，和彭州思文场、成都文家场等地名。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万佛湖文翁塑像

 文翁“仁爱好教化”，勤政爱民，而且勇于、善于创新，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导人，不仅受到武帝高度褒扬，而且因其开创性贡献，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文翁化蜀”，为天府之国、巴蜀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极为宝贵丰厚的遗产。最近，文翁顺利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且以时序荣列榜首，既可谓实至名归，也展示了今人对之的由衷感怀和继承弘扬其优秀文化遗产的深切愿景和崇高志向。

作者简介

彭邦本，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邦本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