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文翁化蜀浮雕。

蜀石经残石。蜀石经中有十三部石经，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

人物简介

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深受蜀地民众拥戴，最终逝世于蜀中，“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被《汉书》列为《循吏传》（“循吏”指政绩突出、政声斐扬于天下的清廉官员）第一人，闻名天下。

主要贡献

文翁勇于创新，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施行“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导人，汉武帝高度褒扬，推广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文翁任蜀郡守的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正处于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翁以其经世致用、廉洁勤政的卓越政绩发挥了引领时代的历史作用。

历史功绩

先秦古蜀文明曾有辉煌灿烂的成就，但因秦灭巴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故《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亦谓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文翁举贤兴教，移风易俗，改变了蜀地落后风气，史称“大化”，“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影响广及于巴、汉二郡，从此树立了“巴蜀好文雅”、崇教尚文的优良传统。文翁继李冰之后，在蜀中大兴水利，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流域，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治水文化传统，促进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形成。

在川遗存

成都市有成都石室中学、彭州关口文翁祠两处纪念礼祀文翁之地。

当代价值

文翁“仁爱好教化”，其廉洁勤政、崇教尚文，而且勇于创新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蒋蓝

据史料记载，蜀地第一次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学术事件是汉文翁化蜀，自此文翁贤名在蜀地内外传颂。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一首咏文翁的五律《文翁讲堂》：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

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

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

西汉初年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它不仅具有首创地方官学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引入中原文化，并按照蜀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接受了中原文化润泽。卢照邻把文翁石室比喻为“岷山稷下亭”非常恰当，“稷下学宫”位于山东省临淄市齐国故城，为战国时期各派学者荟萃中心。事实证明，文翁石室确实承接了“稷下学”的育人教化之功。

扬雄《蜀王本纪》里有“蜀左言，无文字”之记载，就是说，古蜀时代仅有一些片言只语的神话和掌握在极少数权力者手中的“巴蜀图语”，群体精神形态并没有发展到理性化程度，文化普及程度明显低于中原。所谓“开明王朝”，远未达到文化的“开明”。

直至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建立文翁石室，地方政府办学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蜀学”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也源自文翁……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创了全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就在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之际，在万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那里依然是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教育体系……文翁开创的地方办学模式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出自唐代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一 言以蔽之，文翁教化，就像古蜀的纵目之神一样，为蜀人开了“天目”。

李君碑、裴君碑出土地为东汉蜀郡府衙

成都涉及文翁的传说很多，但历史的结论，必须以史料、出土文物为证。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像往常一样，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伴随挖掘机、搅拌机巨大的轰鸣声，突然有一个工人大呼：“快停下来！下面挖出了好大的石碑哦……”众人循声望去，在地表下5米处果然看到两块石碑，一大一小。“巍巍大汉，佁（yǐ）皇承度，昌光耀轸（zhěn），享伊余赏……”石碑虽然由泥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可辨。

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大的一块碑高2.61米、长1.24米；小的一块碑高2.37米、长1.1米，两块石碑厚度均达40—50厘米，每块石碑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由于它们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较大的一块是《裴君碑》，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共104个名字；《李君碑》有800多字……

“讚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辑熙，荒学复植……”两块碑的内容都是叙述了碑的主人——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入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两块碑属于德政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时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年-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就正是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永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成都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头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幸存。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百废待兴、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武双全。他是带着恢复、振兴蜀郡学校教育的明确任务和理想而来。李膺在任时，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

后来李膺调离蜀郡，与文翁一样，他在蜀任职时间不会低于3年。范晔《后汉书·李膺传》中，有唐李贤注引三国时谢承《后汉书》的材料：“（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益州纪其政化。”在李膺离任3个月后，蜀郡本地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君碑》。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冲倒了。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西汉时期的文翁在蜀兴学，以石头修建教室，振兴教育。200多年后，东汉的一场大火几乎摧毁了一座城市，却毁灭不了文翁种下的教育火种。石室在，火种不灭，兴教之道，薪火相传。东汉蜀郡太守李膺重教，他离任后，蜀地百姓及下属为其立碑纪功。当《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又由同样重视教育的裴姓蜀郡太守再度将它竖立起来。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将李膺与裴君这两任太守在冥冥之中联系在了一起，也证明了文翁兴学精神的延续。也许，在李膺与裴君的心中也有着同样一座丰碑，那便是文翁。李膺与裴君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翁的兴学精神。两座汉碑见证了文翁兴学传统的延续与弘扬。

文翁开启的府学是教育的里程碑

西汉初年的蜀郡守文翁到底是个什么人？《西汉野史》上说，文翁本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后因“文翁”之名太盛，本名反而知者寥寥。

文翁的家乡庐江郡舒城县，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曾到京城长安读书，通晓史书《春秋》。对于德才兼备又有声望的人才，皇帝自然乐意征召，并授以爵禄。文翁秉性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和部下，又喜好以德才教化庶民，故而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

文翁赴任之前，对巴蜀充满憧憬，觉得这里也应该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当他跋山涉水，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方到达蜀郡时，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爱教化”的儒学传人文翁眼中，“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为了彻底改变民风蛮夷辟陋的习俗，文翁走马上任之后，就开始实施教育大计。《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优秀学员十来名，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加以突击性的强化训练，然后送往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数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学绩安排相应的官职，让这批精英在郡守、刺史等重要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

在兴学的道路上，文翁并没有止步不前。培养起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之后，他又精心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文翁决定把自己最初的经验进行“克隆”，创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这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为重要、也是让他名留千古的决定。

当时要办学，朝廷不可能拨给特别经费，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学校办起来了，校舍如何建设？这一点也没有难倒文翁，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成都用当地最多的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花费自然不大，故又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称作“玉堂”“讲堂”的。文翁当校长，并不是挂职，而是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

文翁石室建立后，文翁的人才库从此开始产生“雪球效应”。为此他还启动了深思熟虑的配套工程和激励机制，政策向教育倾斜，支持兴学重教，教育中心任务之外的开支尽量节省。学员均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委以要职，即便稍逊，也视为察举人才，享受免除徭役或赏赐等待遇。若干学员还被选入备用人才库。他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皆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此类出行总是十分吸引人，令民间艳羡不已，纷纷希望有机会也到成都受学官教育，于是争相报名。“文翁石室”一开始创立就是“公立”学校，政府办学，且面向平民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文翁祠是中国第一座祠堂

东汉后期，石室旁重建周公礼殿，用来祭祀孔子、孔门弟子、历代名儒，以及自盘古、伏羲、神农以下的历代圣君贤臣和治蜀有功的历代先贤，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体制，是当时全国第一所由政府建立的祭祀先圣、先师、先贤的专门建筑。这一体制在成都一直保持着，中间虽然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遭到破坏，但不久又得以恢复。文翁石室以及周公礼殿，是成都地区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也是当地最权威的寄托精神信仰的神圣家园。“庙学合一”的格局对后世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建制影响甚大，对历史上的教育制度、礼乐制度以及地方文化建设，曾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

文翁最后死在蜀郡太守任上。文翁墓地在舒城县寨冲村(现华盖村)小学附近一处叫象形地的山坡，立数米高的石碑，现在墓碑不知去向，唯见两三松柏掩映下长满青草的坟茔。由于当时舒县属于庐江郡，故庐江城建乡贤祠（移建易名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启后贤。

蜀人立祠追念文翁，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党两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在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关口镇，至今仍能看到文翁祠的历史痕迹。

宋仁宗时，宋祁于嘉祐二年(1057年）为益州牧，次年建文翁祠。南宋文学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常山宋公至府，闻其事叹息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旧址建文翁祠。祠之内，图张君平、郑子真、司马相如、扬子云蜀先士凡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为之赞。”从这段文字人们可知一个基本信息：宋祁修建了文翁祠，是希望通过修文翁祠将其精神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文翁祠是中国第一座祠堂，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祠堂文化。

《辞源》中【祠堂】的出处：《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本词条同时还收录了张安世（？-前62年）与杜甫（712年-770年）的记载，而文翁生殁为前187年-前110年，由此说，文翁祠是见之于中国历史文献上最早的祠堂。

二千多年前，文翁走出舒城，为蜀地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开发边陲、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后病殁在任。蜀地百姓为追怀其功德，立祠致祭。作为文翁后人，世代相传以其为骄傲自豪。

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文翁有意识的提倡、奖励下，当时儒学在蜀地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蜀人旧有习俗随之大变。这样，几年下来，文翁治下，崇学尊儒，蔚然成风。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也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传。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东汉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冯颗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仅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官办学校，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除蜀郡外，巴郡、广汉郡亦建有官办学校。

学者谭继和指出，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恰在于中原文化对蜀本土文化的改造，这并没有窒息本土文化，而是使本土的优秀文化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

随着文翁将中原文化在本土的大力传播，人才蜂起，促进了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班固在《汉书》中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宋代田况在《进士题名记》中说：“蜀自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与齐鲁同俗。”蜀地人文蔚起，除当时频繁活动于长安与蜀中两地的辞赋高手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外，王褒(约公元前92年-前52年)、严遵(约公元前78年-12年)、扬雄(公元前53年-18年)等具有全国一流影响的文人相继崭露头角，以“文章冠天下”，并引得蜀人“慕寻其迹”，争相仿效。

由于文翁学堂是全国首个兴建的地方政府官办学校，它的演变发展也见证了成都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的崇文重教传统。文翁石室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到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随着行政区划建制的改变，文翁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先后作为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和成都府学等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一脉相承发展下来。文翁石室连续办学已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官办学校从成都走向全国

自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形成传统，历朝历代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政绩。从元代官方于文翁石室原址建立石室书院，清代按察使刘德芳接着在原址创建锦江书院的角度来看，文翁石室无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中国规范化的书院最早建于唐代，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到了清代，成都市有名的书院有锦江、潜溪、芙蓉、尊经等鳞次栉比，尤以尊经书院培养出的人才对成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成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书院的昌盛，密切相关。

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也让文翁兴学对后来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轰轰烈烈的兴学，很快就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汉书·文翁传》记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武帝此举，其实质是以文翁兴学为模板，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新型教育模式。自此我国最早由地方官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就逐步推广到全国。

文翁不仅是推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的办学热潮，而且也带动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库序盈门”“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库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的教育局面。经过学校培养的官吏均成为儒者、学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学得以渗透、贯彻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文翁对地方官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较大的影响，这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翁与治水传说

文翁为蜀郡守时不仅崇文重教，而且十分关注民生。发源于四川西北的岷江，每遇下雨，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淤积河床，河水常常泛滥成灾，较高的地方又易干旱。文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主持开挖灌江口，灌溉成都以北一片农田。《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续史方舆纪要》载：“灌口山，在灌县东北二十六里，汉文翁穿灌江口灌溉平陆处地，亦曰金灌口，以春耕时需水如金而名。”文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任期间使蜀郡出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昌盛景象。在四川彭州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文翁治水的传说：

西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文太守善听民声，常步行于大街小巷以察民情。有一天，他看到成都街头有很多灾民，上前打听后，才知道繁县和湔氐县因湔江断流出现旱涝灾情，繁县良田裂缝寸余，湔氐一片汪洋，二县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纷纷外出逃荒。

文翁实地来到繁县和湔氐县考察灾情。驻足天彭门，只见皂角岩垮塌，岩石压断湔江河床，致使断流成灾，上游水淹良田，下游久旱无收。文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文翁回到郡府，召集州官议事。大家认为，当务之急须立即打通皂角岩，以排上游水患，解下游旱清。文翁当即上书朝廷，争取治水资金，同时开始在地方的绅士中募集钱款。文夫人听说夫君广纳达官绅士之礼，夜责其夫不守清廉，文翁言之以理，夫人感慨，倾其家中多年积蓄以助太守。

不久，朝廷拨来专项经费，令文翁早日开工，时文翁也筹集到无数银两。秋后，文太守下令开工，坐镇天彭门亲自指挥民工挖掘河道。不到两年，就开通九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皂角岩打通了，白鹿河的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湔江，涝灾旱情因此得以控制。百姓欢呼雀跃，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成都，早有将文翁治湔江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之说。另有一长联对文翁的历史功绩作了概述：“既庶何加曰富，曰富何加曰教，至道本自尼山，文不在兹乎？独怪二千年历唐宋元明无庙祀；穿堰然后有田，有田然后有收，深思长流湔江，民弗能望也！足征十七里中士农工贾具天良。”对文翁治水造福蜀地的伟大贡献，无限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