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办官学、举贤才、兴水利

他

是汉代循吏第一人，堪称官员楷模

在成都，“四七九”中学是不少学子向往的学校。其中，历史最久的石室中学（成都四中）前身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文翁修筑的石室。

两千多年前，蜀郡守文翁在成都修筑石室学宫开办官学，建成我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他在成都大兴教育之功，令班固在《汉书》中不禁点赞，“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而今，我省评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文翁赫然在列。□本报记者 吴晓铃

举贤才“定向委培”蜀地官员

文翁是一位学者型政治家，精通经学，尤其是儒家经典《春秋》。

汉景帝末年，文翁千里迢迢来到蜀郡出任最高行政长官。在蜀地任职期间，文翁在地方治理中率先运用了儒家思想。这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举贤才。

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说，文翁大力举用当时的蜀郡基层官吏。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官吏通过选拔成为培养对象，出色者，还被送到长安深造。当时，长安设立了若干博士官传授五经。这些“定向委培”的蜀地官员就在此受业，学习儒家经典，兼学法令。为了培养这批基层官吏，文翁甚至减少郡府用度，用省下来的钱购买蜀地土特产作为“代培学费”。

举措颇有成效。《华阳国志》记载，几年后，这些官员学成归来，逐渐成长，有的还成了郡守、刺史等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只要你德才兼备，哪怕身处社会底层，也可纵向流动到社会较高阶层。”彭邦本说。

在彭邦本看来，文翁举贤才树立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导向。“他率先把儒家举贤才的理论施展运用到地方政府具体的治理中，起到了引领时代的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办官学 实行有教无类，打破教育壁垒

尽管有“定向委培”的蜀地官员，但文翁还觉得，培养人才的路径不够宽阔。

为此，文翁在成都城南修筑石室学宫，用作公立学校。此举开了中国地方官办学校和文庙的先河。

据介绍，学宫里供奉孔子像，栽植森森柏树。任教的有长安学成归来者。而学员则从社会大众中选拔，主要来自成都以外的“下县”，很多人还是普通的编户齐民。这打破了先秦时几乎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壁垒，也是历史上官办学府首次实行“有教无类”的明确记载，堪称创举。

在学校，文翁“教民读书法令”，提高学生文化水平和处理公务的能力，引导他们认同儒家的孝道仁爱思想。为了让学生能安心学习，文翁还免除了他们的徭役。对于优秀学生，文翁则分别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

文翁这些极富开创性的举措，培养了一批人才，对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他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和表彰。后来，地方政府兴办学校的做法，被推广至全国。

修水利 让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文翁执政一方时，还效仿李冰大兴水利。

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他让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流域，他也成为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翁一系列的举措对后世有哪些价值？

“文明之光跨越时空。”在彭邦本看来，这些举措具有永恒的价值。

据介绍，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前，蜀地的确创造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灿烂文化。但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之后，蜀地文化传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正是在文翁有意识地提倡和奖励之下，儒学开始在蜀地迅速传播。学风之盛，常璩在《华阳国志》中称赞，“蜀学比于齐鲁”。之后千百年来，蜀地一直崇文重教。因此也出现了“蜀学之盛冠天下”“文宗自古出西蜀”“天下文人皆入蜀”等种种说法。

文翁重视教育、大举贤才、关注民生的做法，在当下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彭邦本说，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能够不断培养人才，并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优秀人力资源。文翁重视文教、勤政爱民的做法永不过时，文翁也堪称官员的楷模。

如今，文翁在蜀地的遗存仅留石室中学以及彭州纪念他的祠堂，但文翁和他的壮举，仍是四川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

寻迹文翁

文翁最早创办的石室学宫在哪里？

人物名片

文翁（公元前187年—公元前110年），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

文翁任蜀郡守的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正处于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有经世致用、廉洁勤政的卓越政绩，文翁发挥了引领时代的历史作用，也深受蜀地民众的拥戴。他还勇于创新，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实施“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地方政府官员。为此，汉武帝高度褒扬他，并将该模式推广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

文翁逝世于蜀中，“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后来，他还被《汉书》列为《循吏传》（“循吏”指政绩突出、政声扬于天下的清廉官员）第一人，闻名天下。

文翁兴学，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学府——石室学宫。那现在的石室中学，就是当年文翁石室所在地吗？近年来，不少考古学者认为，石室旧址应在今成都市东御街街口附近。

2010年11月5日，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在施工至地表下5米处，发现两块汉碑，即现存于成都博物馆的裴君碑和李君碑。碑文显示，裴君和李君是东汉时期的两任太守，他们的主要政绩是兴办学校、培养擢拔人才。尤其是李君碑中，有“同心齐鲁、诱进儒墨”的文字，颂扬文翁兴学、蜀地教育可与齐鲁媲美。

根据当时的现场情况看，两块汉碑被洪水倾覆后就没被挪动过。再结合史料，文翁石室位于成都郡城南，在秦国张仪所筑的大城以内。同时，东汉时的郫江、江桥、郡城南门等都集中于此。而能以洪水冲倒石碑的应该就是当时的郫江。

因此，结合考古现场、碑文内容和史料记载，有专家学者认为，东御街汉碑出土处极可能就是当年文翁兴学所建石室之处。

此外，史料还记载，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公元107—公元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整个成都城里，只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结构建筑因抗火性强，得以保存。此后，石室学宫得以原址恢复重建。然而宋末元初，文翁石室在长时期的战乱中被彻底破坏，此后官府以石室遗名开始重建，但地址已不在原石室的范围内。

本报记者 吴晓铃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