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李大明

辞赋之宗司马相如 万代推功

《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他极擅写赋，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尤其一篇《子虚赋》流传千古而不衰。鲁迅曾评价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可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之高。

司马相如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长于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原名犬子，因崇拜战国时期的名相蔺相如，便改名为相如。年轻时，他家境富裕，花钱捐了一个官职，但才学不被人赏识，不免有郁郁不得志之感。后来，他遇见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遂客游梁地。《子虚赋》就是在这一时期所作。不过，彼时汉景帝并不喜好赋。汉景帝去世之后，继位的汉武帝对汉赋非常喜欢。因此，当见到《子虚赋》时，汉武帝内心不免激动万分，叹息不能与作者生于同一时代。汉武帝身边的下人正是蜀地人士，他赶紧向汉武帝报告，这篇《子虚赋》乃是其同乡司马相如所写，且司马相如尚在世。司马相如由此得汉武帝赏识，特为其写《上林赋》。司马相如的赋，气象万千、壮丽开阔，是汉赋的标志作品，也是后世写赋的标准。

蓬安县相如文化广场司马相如塑像（蓬州闲士 摄）

司马相如是汉代巴蜀地区传习屈宋“楚辞”的第一人，又是推陈出新的辞赋大家。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大明是司马相如研究会会长，他认为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子虚赋》《上林赋》两赋是其代表作，也是汉赋的极品。两赋颂扬大汉一统气象，文字极其铺张扬厉、气势恢宏，在题材和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开拓和创新；《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等骚体赋以及咏物赋等，抒情描摹，各得其妙其真。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中还有劝谏之意，思想高度可见一斑。

李大明教授，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会长，出版有《汉楚辞学史》《楚辞文献学史论考》等著作

如果说汉赋是司马相如身上非常著名的标签，那么他与卓文君的爱情亦是如此。当年郁郁不得志的司马相如回到蜀地，于临邛（今成都邛崃市）相识卓文君。由此，两人开启了一段“当垆卖酒”的爱情故事。直到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这段“凤求凰”的古老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相如身上不止有文学才能，还有政治才能。这是被许多人忽略的一面。

彼时，汉武帝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因司马相如是蜀地人士，便派他出使西南。此前，汉武帝派出的中郎将唐蒙政策强硬，使得巴蜀人民恐慌不已。这时司马相如临危受命，主张怀柔政策，缓解了这一紧张局势。

司马相如带礼品、货物至巴蜀老家，又写《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使得西南人民放下戒备。尤其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疑问的形式，成功说服众人，为稳定西南作出了杰出贡献。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回到朝廷，向汉武帝汇报情况时，“天子大说（悦）”。可见，当时司马相如的使节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探寻司马相如的一生，在文学上，他写下响彻古今的《子虚赋》《上林赋》；在政治上，他两次出使蜀地，以怀柔政策开拓西南，对于打通南方丝绸之路功不可没。在历史学、古文字学上，他皆有成就。尤其是他数千字文章《凡将篇》，成为当时的识字课本。他不仅是巴蜀文化史上的顶级人物，还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巨擘。他生于蜀地、长于蜀地，得到赏识之后回报蜀地。他身上有浓厚的感念故土的情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感恩之心。他为后辈树立了事业进取和人生追求的榜样和典型。

今天，研究司马相如仍然具有许多积极意义。“他好学、进取、创新、奉献，又具有读书人可贵的淑世情怀和清醒的‘讽谏’意识，故能仁民爱物、抚时忧国。对这些优秀品质，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新的阐释，结合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

Q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司马相如的？

A

我很早就读过关于司马相如的一些文献著述，如多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关部分，以及《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等。但真正下功夫进行研读还是1982年到四川师大读研究生以后。

当时，老师开设《史记》《文选》等研修课。于是我结合《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等，比较认真地研读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以及一些相关研究论著。后来我撰写《汉楚辞学史》中有专论司马相如的内容，大概2万字。此外，我还发表过几篇关于司马相如生平和作品的研究论文，如《关于司马相如生平研究的新探索》《相如辞赋与楚辞》《〈琴歌〉校补》等。

我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包括楚辞和辞赋学研究。司马相如在辞赋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影响，是每一位研究者都应重视并持续发力进行研究的。近一二十年，为推进司马相如研究和相如文化的普及、传承，我还利用多年来与学术界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作了一些联络组织工作。

Q

在您看来，司马相如为什么能入选四川历史文化名人？

A

简言之，司马相如主要贡献和历史功绩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他是西汉的辞赋大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成为最具标志性的汉赋作品，影响了人们对汉赋的基本认识，他也因此被后代学者誉为“赋圣”“辞宗”。

第二，他在汉武帝时期两次奉使西南，妥善处理西汉朝廷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解决社会治理和经济贸易等问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是“万代推功”的拓边功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

第三，他是学贯古今、汇通诸学又以诗书而儒的大学者，对汉武帝时期礼乐制度的建立、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古蜀历史的研究和蜀学的开拓，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四，他的文章和作为体现了春秋大义、家国情怀和中华大一统思想，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总之，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杰出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大学者，是一位在中华文明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其入选四川历史名人，当之无愧。

Q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众所周知，又饱受争议，您怎么看待他们？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古人的爱情故事，是否显得过于局限？

A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风流千古。历代的评论，大体分为两种不同乃至于根本对立的意见：一是肯定他们追求爱情的自由和婚姻的自主；二是批评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是为了“窃色劫财”，是“文人无行”的典型。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是从抽象的或曰“纯粹”的道德角度作出的“苛评”，甚至有“污名化”之嫌。当然，具体讨论此事要费很多口舌，而且见仁见智，无法意见统一。我要强调的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古人的爱情故事，这个“眼光”是“理解之同情”，还是抽象片面的道德苛求或道德批判，值得我们深思。

Q

在您看来，司马相如身上有哪些蜀地文化特征，为什么说司马相如是蜀学的开创者？

A

作为巴蜀文化杰出代表、汉代蜀学开拓者，司马相如的学问、学养和写作，具有鲜明的巴蜀文化特征。

他青少年时期一直在蜀中生活，学业养成，精通经书、史籍、子学，又能以儒学为本，融汇诸家之学。他是汉代巴蜀地区传习屈宋“楚辞”的第一人，又是推陈出新的辞赋大家。他的辞赋创作，既有《子虚赋》《上林赋》大赋，笼括天地巨丽壮观，彰显大汉恢宏气象，在题材和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开拓和创新；又有《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等骚体赋以及咏物赋等，抒情描摹，各得其妙其真。

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皆具有典范意义，而最早效仿学习的正是巴蜀学人王褒、扬雄等人。司马相如又具有读书人可贵的淑世情怀和清醒的“讽谏”意识，故能仁民爱物、抚时忧国。其辞赋创作尤其是《子虚赋》《上林赋》，成为最具标志性的汉赋作品，影响后人对汉赋的基本认识，也成为历代文人模仿学习而又难以企及和超越的巅峰之作。

他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和《封禅文》，是为妥善处理汉廷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解决社会治理等问题，以及汉武帝时期礼乐制度的建立而写，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也是传世散文名篇。据《华阳国志》记载，他还是最早修撰《蜀王本纪》的巴蜀学者。他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著《凡将篇》），为后来巴蜀学者的语言学研究导夫先路。

他的传奇经历和事业成就，尤其是他在蜀中学成、走向全国，受知君王、登上朝堂，名闻天下，又回报桑梓（期间还上演了“凤求凰”的经典爱情故事），从而成为一位做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借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之语），为后辈巴蜀学人的事业进取和人生追求树立了企慕学习的榜样——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谓的“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和“相如为之师”的意义所在。

Q

可否谈一谈关于司马相明如研究和“相如文化”的普及和传承问题？

A

就研究而言，主要是司马相如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丰硕的成果，新的研究成果还会不断涌现。我所思考的是，还有哪些方面应该加强。我觉得，除继续做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还应该有学者牵头，对司马相如研究作一种集成式的研究，即：对相如现成作品作汇总似的集大成的研究，要汇集的是其作品的历代传刻本（包括古注类书字书的引录、敦煌写本和出土文献），并进行“集校”；还要汇集历代的注释、考订、评论等，进行“集释汇评”。还有历代的“相如戏”，这是一个很大的宝藏，也需要发掘整理、编辑出版。这些研究已有学者（我曾经学生）开始在做，希望能得到加强。

我想强调的是，学术界有责任进一步做好“相如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传承。这方面工作，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驻南充、蓬安的一些文化学者，如邓郁章老师、魏赤中老师等做得比较好。他们不但较早地论证了“司马相如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还组织了多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多本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集和普及传承读本，多次举办“相如文化大讲堂”“相如文化进校园”等活动，推动助力蓬安县“相如故城”修复和“司马长卿祠（司马相如文博馆）”建设，效果很好。这方面的工作今后还要加强，还需要省内外更多学者的积极参与。

党中央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相如文化而言，这方面要做的事还很多，任重而道远。司马相如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这对深化、提升相如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传承，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很给力的推动。

Q

您觉得普通大众是否只关注到司马相如的文学功底和爱情故事，而忽略了他的政治外交能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A

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名人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后人对他们的兴趣和关注本来就是多方面的。普通大众可能只关注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有的可能还只对其爱情故事感兴趣，这都是正常的。而学术界则注意他的生平事迹、传世作品，他的“事功”，对其进行全面深入持续的研究和历史的、美学的评价，并给予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定位。

Q

这次《巴蜀史志》征稿，您写作司马相如的文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的？为什么？

A

我的初步考虑是讨论“司马相如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长于蜀郡成都”的有关问题。这一观点学者们提出多年，并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次省上评定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其中司马相如的有关论证和后来发布的简介是我写的，也表述了上述观点。但是其中的某些具体情况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学界（包括媒体）的有些误读误解还需要澄清。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创生文化）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