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司马相如对李白的

性格浸润及创作滋养（下）

杨 观 杨 凡

创作滋养

《文心雕龙·体性篇》言：“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诚如刘勰所言，个体性格与学习的声势。“统一、富饶、先进、强盛的大汉帝国给汉赋的铺陈张厉提供了物质基础”，得益于大汉的优渥社会条件，又辅之以相如个人的“傲诞”个性、自由浪漫的飘逸情怀，这才使得相如赋有着“卓绝汉代”的独特地位。这也为李白所欣赏、动容，为李白在赋体创作上点亮了明灯。李白最广为人知的是其诗，然其赋作也多有妙处，在同时代也掀起一阵轰动。魏灏《李翰林集序》载：“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可见李白的赋也得到当世文人的广泛认可。李白的创作，受到蜀中深厚的辞赋文学传统的浸润，这当中又以司马相如为最。李白的学赋经历可以追溯到其早年蒙学时期，据其《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言：“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行为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个体性慕之。”在幼时，李白的父亲就以《子虚赋》格使人趋向选择学习内容，而所学内容又反过来凝聚于个性之中，并影响个性发展。李白的个性吸收了司马相如的光华，在创作上也多有沿袭，赋作、诗作上既有借鉴又有创新。

一、相如赋与李白赋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相如以“赋圣”闻名，其布衣献赋为郎的事迹也传为佳话，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可见司马相如赋作功力之深厚、影响之深远。相如赋体式宏大且多变，气势磅礴驰骋、伟丽热烈，有着强悍的雄伟气魄；内容也是囊括包举，有言楚国云梦、天子田猎、嫔妃遇冷、相如自刺、仙人遨游、凭吊讽谏等，内容多样，包容并举，完全符合其自身的“赋家之心”论，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作为李白的启蒙读物，而李白也无愧于父亲的用心，对作赋也有了“私心慕之”的情怀，及至后来更立下“作赋凌相如”的志向，这种志向抱负的确立，为以后其宏大格局、非凡气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后，李白更是发奋学习，期间也多有习作，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萧统的《文选》共收录56篇赋作，其中司马相如的赋作有3篇：《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李白在此期间“三拟”可谓用心良苦，“不如意，悉焚之”更见其“赋凌相如”的决心，这些都明显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再到后来学相如献赋天子，“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都与相如和赋结下渊源，其赋体创作也一直持续到晚年，可见其“作赋凌相如”的志向是一以贯之的。

安徽省马鞍山李白墓

李白的赋可以说承自司马相如，又新于司马相如。首看气魄，李白的大赋，气势雄伟，格局宏大，在李白《大猎赋》中有言：“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这种“辞欲壮丽，义归博远”的作赋思想明显受司马相如影响。葛洪《西京杂记》有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官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的这种文质论、宏伟的“赋家心”论都给予李白赋作、诗作上的启发。二者赋作在气魄上都归于宏大，都有意展现其所在时代特有的宏伟气魄。司马相如为赋有“气号凌云”的声势，李白为赋有“事与辞称，俊迈飘逸”的逸迈，李白对相如的浩荡声势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以及超越心理，最为显著的是李白雄心凝结的作品——《大鹏赋》。在《大鹏赋》中，李白以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象自比，汲取了庄周精神的飘逸气质，又发之以自身的豪迈气魄，展现出一种“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溃”的气势。此后大鹏意象也成为其诗文中的常见意象，《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乃至临终前作《临路歌》，仍以大鹏自况“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这种浩大的大鹏气势、飘逸洒脱的大鹏形象，可作为李白“作赋凌相如”气魄上的实现。祝尧在《古赋辨体》中更是毫不吝啬夸奖道：“太白《明堂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这种承自司马相如，却又有所超越的气魄，无外乎李白个人才情个性的超绝。

二者作赋在内容上也多有相承。司马相如为赋，一则体现大汉强盛，《子虚赋》《上林赋》中诸侯、天子游猎的盛大气象，“日月蔽亏”“上干青云”的云梦气象，“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的上林广博，以示彼时国力强盛；二则多有讽谏韵味，尽管《子虚》《上林》二赋尽显诸侯、天子之豪奢，但最后还是归于讽谏，意在节俭。相如赋有一主要目的就是“悟上”：《哀二世赋》以秦二世而亡为汉武帝谏，“持身谨”“不信谗”；又“相如见上好仙道”“乃遂就《大人赋》”；作《长门赋》同样是为悟主上，言：“相如为文以悟上。”此外，《美人赋》则用以自刺，葛洪《西京杂记》有言：“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李唐较之于汉武帝时期更为繁荣强大，而李白的气势也相较司马相如有所超越，其《大猎赋》所描绘的大唐天子行猎的声威也远比汉天子强大，从客观上反映了盛唐疆域广阔、国力强盛、时代壮丽空前。所以在《大猎赋》中天子“足迹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阴阳之未有”，可使“河汉为之却流，川岳为之生风”“殚穷六合”的气魄，最后还是谏天子以“于安思危，防险戒逸”，这无疑是对司马相如赋体的一种继承壮大。然李白的超绝不止于此，他还将赋作为另一种抒发己怀的方式。少时遇司马子微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重作《大鹏赋》“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以大鹏自比，发己宏达之志。其小赋作品也多有妙处：《拟恨赋》“仰思前贤，饮恨而殁”，乃借古人之迹，抒己壮志未酬之怀；《愁阳春赋》《惜余春赋》“兼万情之悲欢，兹一感于芳节”“古载春秋人已逝，万历千年情长存”，俱言韶华流逝之思；《悲清秋赋》“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尽述弃世寻仙之意。这些都是李白在赋体创作上展现的才华与情怀。从司马相如的谏他刺己、以谏他为主，到李白的谏他抒怀、以抒怀为务，这种作赋的演变是由他人主体到自我主体的一种觉醒。这种觉醒一方面是赋家诗人对自我意识的肯定、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升华，另一方面也是特定的时代气息熔铸到赋家诗人文章的体现。

在格式结构上，李白对相如赋也多有借鉴但未全部采纳，《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双撇齐、楚，提出上林”“次序上林之地”“中言校猎之事”“末言天子之悔过以示讽谏”的四大段立格结构形式又为李白中意，在《大猎赋》中采用。相如《哀二世赋》先言秦宫之巍峨，末吊二世操行之不得，这种格式也在《明堂赋》中有着借鉴，先写明堂之恢弘壮阔，后以秦、赵、吴、楚之失相谏。但也有未采之处，例如相如在《子虚赋》《上林赋》所使用的主客问答结构，李白就未曾采用。

二、由赋而诗的创作个性

李白在创作上对司马相如的继承并不仅限于赋体创作，诗歌中亦多有借鉴。

李白对相如赋的拟学可说是作为一种阅历、一种修养熔烁于李白的才性之中，从而影响到李白的气质、审美习惯与创作个性。相如对李白的影响由赋体的拟作扩大到个性的影响，再深化到创作上，这就直接激发出了李白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恢弘浩荡之气。这种恢弘浩荡的追求与日本松浦友久先生指出的“对明亮光辉事物的憧憬”共同构筑了李白诗歌主旋律。

这种由赋而诗的创作个性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李白诗作中宏丽而张大的气势、铺陈式的架构与布局。前引“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是司马相如的赋体创作思想，李白的创作也受此影响，并明显体现在其诗作中。在其早年游蜀中登峨眉时就有作《登峨眉山》“周流试登览”，这种“苞括宇宙”式的气概及创作理念就逐渐发展成李白的一大诗歌特色，由此纵横古今。“神游八极”的铺陈成为李白诗歌的一种常见格局，如其名作《蜀道难》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恣肆汪洋，《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上接青天的天姥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壮阔庐山的描写，都是这种“苞括宇宙”的体式。而《行路难》中“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梁甫吟》中“朝歌屠叟”“高阳酒徒”对古代先贤的罗列总览，亦是“总览人物”的应用。

李白的诗歌大都给人以奔雷滚滚之势，又似波涛之急骤汹涌而兼有烟绕飘逸之感，这得益于他诗歌中的节律铺排、层出叠现，甚至同一意思，也连续管排而下，必穷情极致而后快。这种句法用律就恰能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广博格局相和，遂成铺张扬厉中见俊彩飘逸、飞动豪迈的风格，这也正是司马相如赋的句法特点。

李白题诗的武汉黄鹤楼

李白的创作除在气魄上的宏大有承自司马相如外，其风骨也多有延益。李白也凭借其创作实绩成为汉魏风骨的重要代表，既是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实践的先驱。论及李白风骨渊源，我们往往会注意到陈子昂，但深挖细嚼，我们会看到更早的刘勰，以及刘勰所标举的司马相如辞赋。而其风骨范畴的对象也不止诗歌，还包括以辞赋为对象的更广泛的文章之学。

司马相如时风骨理论未成，然其创作实践却已蕴含风力骨力。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命义高超，情显则文风生，这种以风力为文的创作自觉，得益于前文论及的个性特点与时代地域背景。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理论成型，便又有了关于风骨的进一步阐释：“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炼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理论的成型为后世创作风清骨峻的创作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及至李唐，风骨早期发端，有初唐四杰为文，初现风骨。杨炯《王勃集序》言：“杨炯兄勔及勮，磊落词韵，铿鍧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谢偃《正名论》言：“有宏文先生……体局凝沈，风骨峻远，纵班、马而高出。”但这些先驱都偏重为文、赋，而非诗歌，诗歌中吸收风骨思想是到陈子昂。在其诗歌创作中风骨多有实践，其诗多有横纵古今、出入历史、俯仰宇宙的苍茫气概，如“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有壮志难酬、直面现实的骨气铮铮，如“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正如其评东方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有言：“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李白也深受陈子昂影响，很难说是否因陈子昂身上有着司马相如一般风清骨峻的创作特质。而作为早期就对李白看好的苏颋也是风骨理论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清人李因培在《唐诗观澜集》言：“苏公诗气味深醇，骨力高峻。”这在早年李白为苏颋所称赞中也可看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可见其将风骨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彼时李白风骨未成但已有风骨端倪，及至开元，风骨论已成为当时的文化共识。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言：“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是始备矣。”这时李白的风力骨气也已成熟，风骨的审美理想也逐渐浸润到思想深处，其古风59首更是对风骨理论的自觉继承，在艺术上实现了对前文“风力”与“专车之骨”的结合，到后来也以风骨作为自己重要的文学创作、批评范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白在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有一条清晰的风骨传承，上至相如文章，中至刘勰理论，下至子昂诗赋，近至苏颋称道，这才有了李白风骨的成熟、诗文的飘逸俊迈。

司马相如对李白创作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既在赋作上多有相承，又在诗作上予以启发，但李白终究是李白，对于司马相如在创作上的影响并非兼容并蓄，而是也如其对待其他人物事物态度一样，裁以我心而变化创新。相如赋过于繁缛，逞才炫博，铺陈极致，且常用奇字（扬雄更甚），这同李白飘逸性格有所相悖，所以李白在吸收上有所选择，就总体而言也是“师其意不师其言”。李白的本质性格是诗的性格，尤重主观意气的抒发，无论对于赋法语言有多少借鉴，入于李白诗，也只是成了李白诗的一部分。李白将赋法语言完美转化为自身特有诗法，这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其超绝个性的最佳体现。

司马相如与李白都是巴山蜀水孕育的文化巨匠，且在时代背景上也有着相似的强盛，他们在各自的时代绽放着光彩、引领着文化潮流。虽然相去700年，但二者通过血液里流淌着的中华文化连结起来，又共同构筑着繁荣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文化赋予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内涵。

（全文完）

（原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

前期回顾

【四川历史名人】司马相如对李白的性格浸润及创作滋养（上） ‖ 杨观 杨凡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观（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四川李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杨 凡（ 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