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司马相如对李白的

性格浸润及创作滋养（上）

杨 观 杨 凡

同期和后世对李白评价颇多，且多有将李白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苏颋以“可与相如比肩”称赞李白，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以“嗤长卿，笑子云，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未知卿、云得在嗤笑限否？”认为相如不值李白一笑。司马相如对于李白来说究竟如何？本文从性格与创作两个维度来分析解读司马相如与李白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司马相如对李白起到的影响作用，及李白对司马相如的接受，以期能对李白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研究。

李白画像（图片来源：江油市人民政府网）

性格浸润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其思想、行为都受到不同人的影响、不同文化的冲击。李白也以其非凡的气概、豪迈的性格将这些通通化作养分，积累沉淀，正如其诗所言“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总是以他的非凡个性感知着历史文化长河中符合其自我价值的部分，在众多先贤名士当中，司马相如对李白的影响贯穿始终，无论是诗文中的直接提及，还是思维、行为中的相似相仿，亦或是同时代以及后代将二者的相提并论，都直接体现了司马相如对李白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个性方面尤为显著。

一、傲岸独立性格的完备

司马相如，字长卿，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长于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卒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主要活跃于“孝武纂极，四海承平”的西汉鼎盛武帝时期。初仕不得意，托疾避官从梁王游，后因献赋为郎一举为天下知。又因其在赋体创作上的独特成就，以及赋作由骚体转向汉大赋中所作的贡献，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赋圣”的地位。特殊而强大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其特殊的时代性格，刘勰直言“长卿傲诞”，当强盛的时代印记烙印在一个人的骨子里时，其个人的才情个性就将被时代放大，司马相如的这种“傲诞”性格就很大程度源于强汉带来的极度自信，又得益于蜀地天然优胜的地理环境。山川纵横赋予蜀地人民坚强不屈的品性，历来浓厚的原始宗教氛围赋予蜀地人民狂放飘逸的气质，大盆地的地理、历史、文化使蜀地的文学之士具备了张狂、反叛的审美意识和崇尚自我、张扬个性的独立精神，而这恰好为扬雄、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等蜀地文人自由天性的发展提供着坚实的保证。正如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言：“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蜀地赋予的人文精华让这些文人的性格得以健全，也让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大放异彩。《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其自信骄狂大胆性格可见一斑，而司马相如放诞不羁行为也不止于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显示出一副不滞于外的洒脱个性。同为古之名士的嵇康就很赞赏这种行为，言：“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相如所展露出来的不惧世俗眼光、傲然独立的个人意识清晰可见。李白的“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又与其何其相似，这无疑是对司马相如“傲诞”的一种继承。

西安曲江池畔李白塑像

司马相如人格独立的特点还表现在其对游士文化的喜爱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当中为相如所欣赏的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皆是著名的游士，这些游士进可游说诸王侯，退能遗世独立，其思想行为对司马相如大有启发，从而萌生“托疾以避官”的想法。究其根源，在于这些游士有选择自我价值实现路径的自由，从而在社会当中保持着独立意识，而这恰好也是司马相如所认同，并与其自身“傲诞”性格相契合的。司马相如这种独立个性也为李白所接受，喜击剑慕任侠的自由个性也被李白所看重，也就有了相似的少年心性，并效仿学习，其诗文言“仗剑去国”“倚剑天外”“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都表现出李白对剑士游侠的喜爱，这显然也是李白不拘世俗的独立性格的一种体现。司马相如“傲诞”的独立个性、狂放不羁的自由洒脱行为，对李白傲岸独立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

李白身上的独立个性比司马相如更甚之。李白所处的盛唐时期相较于司马相如所处的强汉而言，经济更为发达，国力更为强盛，中外交流也更为频繁，地域之间的文化交融也更为密切，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具有空前博大闳放、灿烂辉煌的气象。就时代背景而言，李白熔铸在骨子里的盛唐气息相比司马相如的大汉气息则更为壮阔。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他整个儿地就属于盛唐，也只有盛唐这样的母亲才能培育出李白这样的儿子。同时代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直言李白“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这恰是对李白傲岸性格最直接最真实的写照。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二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李白傲岸可见一斑。

然而，在游士时代远去的李唐，李白想学先贤司马相如那般，一方面要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无疑困难。这主要源于不同的时代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李唐而言，根本不具备这种可进可退的双向选择。这也就意味着盛唐这个时代既造就了李白才华意气，又扼杀了李白仕途。李白选择保全自我独立个性的后果就是将要面对一张由政治文化与伦理编织而成的罗网。身处时代的漩涡中心、政伦罗网的深处，最为显著的就是李白不为世人理解的帝王的不满、权贵的排挤和世人的质疑，诚如其诗言“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而这也造就了李白性格上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性格，同时也使得李白的性格更加完备独立，其人格和精神上的独立让他可以带着这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无限愤懑，转而选择恣意纵酒、寻仙访道以保全自我人格的独立、安顿自我的灵魂，同时也借此抒发出自身的愁闷。

二、自由精神的追求

巴蜀地域所具有的浓厚原始宗教氛围赋予了蜀地文人狂放大胆、离经叛道、自由飘逸的独特气质。在蜀中之时，李白就跟随赵蕤学习纵横之术，并开始遍干诸侯，这与其喜击剑慕游侠的游士文化相呼应，与之对应的就是李白热爱自由、追寻自由的独立精神。

李白往往以大鹏自比，其才情不受拘束，他的诗风飘然不群。他在《上李邕》中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殊调”二字正好可以说明李白不受世俗观念拘束，热爱自由、向往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在《大鹏赋》中有着更明显的表现：“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殷勤于衔木，鶢鶋悲愁乎荐觞。天鸡警晓于蟠桃，踆乌晰耀于太阳。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在文中，李白以大鹏自况，不同于蓬莱的黄鹄、苍梧的玄凤，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耀阳的踆乌。这些神鸟都失去了自由，唯独李白这一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天地。

李白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其山水诗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这些恢弘浩荡，一泻千里的江河，巍峨雄峻、奇峰挺拔的山峦，往往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不可否认的是，司马相如的“傲诞”个性给予李白不小影响，从幼时的“私心慕之”到后来青少年时个体性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以相如为目标，“作赋凌相如”的气概和《大猎赋》中对扬雄、司马相如的私相比较“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以及借用苏颋对其评语“可以相如比肩也”来以示己志，都无疑展现了司马相如对李白自由精神形成发展的影响。

在李白诗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其对于寻仙的执着，“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这种执着一方面源于现实仕途的失意，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自由的追求，当然他也曾挣扎过，如范传正言：“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饮酒与作诗都源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李白就是李白，他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也可以“闭关草太玄”，在喜与悲、动与静之间可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这无愧于其傲岸独立的人格、洒脱奔放的自由精神，也是对司马相如“傲诞”继承发展的一种体现。

三、浪漫情怀的涵养

李白对司马相如的个性继承还表现在对司马相如浪漫情怀上的吸收。古代巴蜀文学创作主要是从汉朝开始的。左思在其《蜀都赋》中言：“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炜烨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为儁，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而这其中又以相如为首为先。巴蜀文人的浪漫情怀在李白与司马相如二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所展示出的狂放自傲，与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放言“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所展露的狂狷何其相似。李白与司马相如有着巴蜀文人相同的性格特征，敢于突破传统，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率真豪放，胆大妄为，浪漫自傲。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文君夜奔相如的事迹让李白看到司马相如飘逸浪漫的情怀，也使得李白风流逸宕的性情得以滋长。

“携妓游东山，怅然悲谢安。”“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这些毫不隐晦地道出自身携妓事迹，还对金陵子多有赞叹，可见李白风流。当然，李白的风流并不仅限于此。李白一生放荡不群，或游高山，或览江河，或访名士，或结布衣，裘马轻狂，浪迹天涯，他的浪漫性情早已融入到其诗文作品当中，“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少年意气；一入长安颇受冷遇，“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的不胜愁闷；“哀哀歌苦寒，郁郁独惆怅”出长安时的郁苦；“酒隐安陆”时或狂放“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或闲散“坐月观宝书，拂霜弄瑶轸”“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或欲出世寻仙“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在一出长安退还安陆时期是李白飘逸出世思想的上升时期，及至二入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中的得意自豪，难怪文坛名宿贺知章称赞：“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这对李白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认可。此后李白更是声名大噪，这也使得李白在飘逸洒脱浪漫的道路上愈加深远。

四川省江油市太白公园内李白醉酒塑像

司马相如“傲诞”的独立性格激发了李白的独立性格，司马相如的狂放不羁也促使了李白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司马相如的浪漫情怀也为李白的浪漫增加了养分。而这些性格的激发、人格的滋养、情怀的浸润、精神的熏陶，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贤司马相如。

但李白终究是李白，他的豪情与自由从不拘泥于一人一家，正如其诗言：“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司马相如的“傲诞”只是一个引子，它诱发出属于李白自己的超绝个性。不拘一格的求仕途径，“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杜甫诗中“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中展露的狂狷人格，“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的傲岸个性，“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的不拘世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游士洒脱风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非凡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豁达乐观，这些都丰满着李白的个性，它们源自李白，同时也成就了李白。

（未完待续）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观（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四川李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杨 凡（ 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