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

他

一生著述颇丰，写书250余卷，耗十年之功完成《三国志》

他

有傲骨无媚骨，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风骨

陈寿是谁？刚评出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不少人对他颇为陌生。但只要说到《三国志》的作者，估计不少人就会恍然大悟。这位来自今南充市的魏晋史学家在屡遭打压之际，仍出于匡君正世的责任和使命，秉笔直书，以纪传体断代史的方式，记载了三国历史的风云变幻；更以其会通古今的才识，留下了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诸多思考。

言及陈寿，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何一民大加赞赏，“一部《三国志》让陈寿与司马迁、班固齐名。他身上凝聚的勇于创新、不事权贵等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风骨，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本报记者 吴晓铃

才高识远

《三国志》让他“并迁双固”

在南充陈寿纪念馆，正门匾额上的“并迁双固”四个大字，表示陈寿的史学成就与司马迁、班固比肩。

何一民说，陈寿少时好学，曾拜同郡学者、著名儒学家和史学家谯周为师。同时，蜀地自汉代以来，史学昌盛。在这种氛围下，陈寿一生著述颇丰，写书250余卷。其中，就包括耗十年之功完成的《三国志》。在这部65卷的著作中，陈寿以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三国历史人物形象。

“他描写的历史人物虽不如《史记》和《汉书》中的那么生动传神，但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在史料选择上，陈寿也能择取最重要者。可谓，文简而事丰。”何一民说。

陈寿对历史的见识，也体现在著《三国志》时对形势观、人谋观、史体观的整体把握上。何一民认为，陈寿比较重视客观形势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同时也重视人谋对形势的主导作用。他还能把形势和人谋之间交互投射所演化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用最反映客观实际的史体撰写出来。

陈寿对天下大势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令人称道。现在，很多经常使用的成语就出自《三国志》。

翻开《三国志》，精华语句不胜枚举。谈谋略，陈寿写“事留变生，后机祸至”。这就是后世常说的“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谈领导的素质，他总结为“权不失机，功在速捷”，认为领导的大忌就是临机而不决，要采取正确谋略速捷以成事。谈不懂权衡利弊，他总结为“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讲人品，陈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王册诸葛邓钟传》中写道，“君子之行，皆积小以成高大。”意在提醒高尚的人格和修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要从身边小事做起，逐步提高。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等，更是百代流传。

为人质直

著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

作为修史之人，陈寿具备了应有的史德、史才和史识。

何一民认为，“陈寿一生为人质直，有傲骨而无媚骨。在蜀汉时期宦官黄皓专权，不少大臣皆屈意附之，他却‘独不为之屈’，哪怕因此贬官。”而陈寿著述《三国志》，其目的也是希望能够以史匡扶君主。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他才“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期待最终“有益风化”。

著述《三国志》，陈寿也秉笔公正、取材严谨。“比如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在当时曾有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一说。但陈寿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确证是刘备主动请诸葛亮出山。”

不仅如此。陈寿之父曾在蜀汉时被诸葛亮处以凳刑，但陈寿著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真实记述和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生前治蜀的事迹，成为摒弃前嫌的史德最高体现。

何一民说，正因为陈寿德才、见识兼备，《三国志》问世后就受到好评。与陈寿同时代的夏侯湛写作《魏书》，但看到《三国志》后，他认为已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于是自毁其书。《三国志》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起，被称为前四史。

对于《三国志》“文采不足”这一说法，何一民认为，这其实皆因司马迁时代文史不分。“到了魏晋时期，史学已经开始独立发展，与文学分道扬镳。因此，《三国志》并不以文采见长，而是力求朴实。这恰是文史分野的标志。”

而今，千百年的历史见证：陈寿的努力没有白费——一部《三国志》，不仅成为了解和研究三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信史，也成为今人为人处事甚至治国理政的智慧源泉。

人物名片

陈寿（公元233年—公元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南充市）人，著名史学家，与司马迁、班固齐名，史称“并迁双固”。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在《三国志》里，陈寿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载了蜀汉“必以人为本”“弘毅宽厚”“赏罚必信”的治国理念和蜀地儒学、经学及其师承流变的情形，对巴蜀历史文化和蜀学、经学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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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著《三国志》多有曲笔吗？

□本报记者 吴晓铃

陈寿《三国志》永载史册。但后人也认为他在书中多有曲笔，并且“挟私报怨”，不算良史之才。真相的确如此吗？

《三国志》被指曲笔回护曹魏，皆因全书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为帝。吴、蜀君主即位，书中都记曹魏的年号。对于东吴，陈寿只称孙权为主，对孙亮等称名。

在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何一民看来，这些并非曲笔。他表示，晋是承袭曹魏而有天下的。身为晋人，陈寿著书当然尊奉曹魏为正统。故于魏、晋革易之处，陈寿不得不多所回护。即使如此，陈寿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三国”，等于承认了有三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已经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作为一个学者，陈寿已经很了不起了。因此，考虑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修史者顾忌更多等实际背景，我们可以理解。此外，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外，陈寿的叙写仍翔实可信。因此，后代史家称其“位望不充其才”，纯系枉加。

对陈寿挟私报怨的指责，主要是说他向曹操谋士丁仪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等等。何一民说，这些指责其实毫无依据，也早已为历代史家澄清。这般说法，实乃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