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我国封建史书“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三国志》有它的长处，但是也有缺陷及应当批判的地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在蜀汉时，作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蜀汉灭亡之后，出仕晋朝，为佐著作郎、平阳侯相、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又曾兼任本郡中正。

 公元280年，晋灭吴。自汉末以来，分崩离析，三国鼎峙，至此复归统一。这时陈寿48岁，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吴、蜀三书，共65卷，称为《三国志》。当时人很重视这部书，“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而张华认为司马迁、班固都比不过他（《华阳国志·陈寿传》），则未免称赞太过了。 

 《三国志》记述汉末黄巾大起义之后，一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史事，前后90多年。书中诸纪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汉末、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陈寿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在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不过，也有遗漏。例如华佗和张机（仲景）都是汉末建安中的名医，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机，因此，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名医的事迹知道得很少。又如魏马钧是“天下之名巧”，陈寿也没有给他立传，幸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采录了傅玄一篇记述马钧的文章，我们才知道他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少数民族，陈寿认为乌桓、鲜卑在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都立了传，这是对的；而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如西方的氐、羌，西域诸国，蜀汉境内的“西南夷”，吴国的山越，则都没有专篇记述，只在有关的各传中零碎提到。因此，我们今天要想了解这个时期的氐族和西域诸国，只能根据《三国志》裴注中所引的《魏略·西戎传》；要想了解蜀汉时期的“西南夷”，还有《华阳国志》的《南中志》；而对于山越，就找不到系统记述的史料了。 

 纪传体的史书，自《史记》《汉书》以来，其内容除去纪传以外，还有表与志，而志尤其重要。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都可以在志中做有系统的论述。陈寿作《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没有志。三国上承两汉，下启两晋、南北朝，正是一个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政治制度也有许多因革。但是陈寿对这些都没有系统地记载，使后世治史者研究这些问题时要费很多工夫去钩稽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关于陈寿修史的态度，《晋书·陈寿传》中曾对他提出讥弹，说他常因为个人的恩怨，在记述历史人物时，取舍褒贬，有失公平，并举出两个例证：陈寿向丁仪、丁廙的后人要贿赂，没有如愿，就不为丁仪、丁廙立传；陈寿的父亲在蜀汉作官，受到诸葛亮的惩罚，所以陈寿贬低诸葛亮，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清代学者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赵翼等都为陈寿辩诬。他们认为，丁仪、丁廙在历史地位上并不重要，无须立专传。陈寿作《诸葛亮传》，推崇备至，并没有因为私憾而废公论。至于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人即有这种说法，也并非陈寿一人之私言（《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总之，如果说陈寿因私人恩怨而对于历史人物褒贬不公，还找不出什么证据。但是，陈寿困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利益而对于历史人物褒贬不公，倒是有的，下文将要提到。 

 陈寿修史时，对于史料的选择去取，就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说，还算是谨严审慎的。所以赵翼说，陈寿作《三国志》，“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兹以《诸葛亮传》为例，加以说明。诸葛亮是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关于他的史料，文献记载与口头传说都相当丰富，有的甚至于夸张溢美，把诸葛亮说得很神奇。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虽然也很推崇他，但是对于那些过于夸张溢美的传说，都屏弃不取。例如所谓七擒七纵孟获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陈寿一概不取（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采录了这些传说）。当时还有一种传说：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出。司马懿率二十万人来到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想不出办法，诸葛亮意气自如，命军中卧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不敢入城，引军北去。西晋人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王隐《蜀记》）。这个传说既不合事实，也不合情理。阳平在汉中，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司马懿正作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况且司马懿也是对于军事很有经验的人，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因此，陈寿对此事也不采录。这些都足以说明陈寿审查、选择史料时的矜慎态度。

  修史者记载历史人物时，常要选录一些他们所作的文章，这里面也需要有个分寸。《史通·载文》在批评史书中选录文章过多过滥的弊病时说，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在这方面尤其“秽累”，而陈寿的《三国志》则“颇从简约”。这个意见有相当的道理。《三国志》中所选录的文章，大概都是有关政事的。著名的文人如曹植、王粲等传中，都没有选录他们的辞赋；汉魏易代之际许多假称“禅让”，粉饰篡夺，虚伪的官样文章，亦一概不载。所选录的文章中，如魏杨阜谏明帝营宫室疏、高堂隆谏明帝营宫室疏、吴骆统谏征役繁数疏、陆凯谏徙都武昌疏、论孙皓不遵先帝疏、贺邵谏孙皓疏、华覈谏孙皓疏，都能反映民生疾苦，揭发当时君主的荒淫奢侈，残虐人民，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陈寿是封建史家，当然要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封建统治；他作《三国志》是在西晋时，所以特别要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利益。《三国志》，就书名来看，对魏、蜀、吴三国是平等看待的，而在实际的叙述中，却是以曹魏为正统。书中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操自己没有作皇帝，曹丕建立魏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曹丕、曹睿等，都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于吴、蜀的君主如孙权、刘备等，则立为传，以见正统之在魏。因为司马氏是承继曹魏政权的，所以以曹魏为正统，就是以司马氏的晋朝为正统。陈寿书中对于司马师废齐王芳、司马昭杀高贵乡公，也都作了隐讳回护。关于这些，前人多已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陈寿也是为司马氏的统治服务，因此常有所歪曲。刘放、孙资本不是好人，当时人对他们的批评很坏。但是由于魏明帝临死时，刘放、孙资力荐司马懿受遗诏辅政，对司马氏“有功”，所以魏元帝咸熙年间，司马昭执政时，还封赏孙、刘二人的儿子。因此，陈寿在《刘放、孙资传》中虽然也略加讥弹，但他接着就说：“然时因群臣谏诤，扶赞其义，并时密陈损益，不专导谀言云。”这就为孙、刘二人作了辩护和开脱。这也足以说明，陈寿修史时，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是为司马氏的统治利益服务的。 

 本来，封建史书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不过，封建史家的思想有进步与落后的不同。有进步性思想的封建史家，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司马迁《史记》之所以卓绝，这也是重要的一点。《三国志》在这方面很有逊色，陈寿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作了许多隐讳、曲笔。 

 魏晋时期，大土地所有制有了发展，地主阶级中最上层的世族日渐兴起，垄断政权，所以陈寿修史时，也要维护世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白寿彝先生在《陈寿、袁宏和范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一文中说：“陈寿也是一个正宗史家，他同样要宣传有神论和封建伦理，他跟班固、荀悦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从维护皇朝利益出发，而他从维护世族利益出发。”白先生又说，陈寿对于曹操、刘备、孙权的取得政权，都称赞他们是天命所归，宣传皇权神授的思想。朝代的更替或敌对国家的兴亡，这里都有一个神意，只要顺从这个神意，就不能说是不对，因此对于那些前朝旧臣而出任新朝的人，如钟繇、华歆、王朗等，都称赞为“俊伟”。这是符合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因为在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世族可以进退裕如。陈寿品评人物时，对于人物的品量才识特别有兴趣，又喜欢以容貌论人，这也反映了世族的风尚。白先生这些意见都是对的。

  我国古代史家很注意写文章。例如《左传》《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散文杰作。陈寿《三国志》文章的长处就是简练，叙事写人都很爽洁，使人读起来有水净沙明之感，但是在描写历史人物的生动传神方面做得还不够。总的说来，陈寿所作的《三国志》，记述了汉末黄巾大起义之后一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前后90多年的历史，搜罗广博，去取审慎，剪裁得法，文笔简净，是一部比较好的史料书。后人要想了解或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应当读《三国志》。不过，作为史料来看，《三国志》也有缺点，上文已经指出。特别是就史观论，陈寿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晋朝司马氏的统治利益，维护世族的利益，宣传君权神授论，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不符合事实，这些都是应当批判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序说：“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惟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可见《三国志》原本标目本有纪传之名，今本无纪传之名，大概是宋以后人所删，而对于曹魏的君主仍然系以帝名，则是删除未尽之迹。 

 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曾引起后世封建史家习凿齿、朱熹等人的非难，他们主张应以蜀汉为正统。按所谓“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服务的，其中的是非之辨，在今天看来，并无意义，可以不必去管它。这里仅是指出，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是为司马氏的统治服务。

作者简介：

1981年，出席杜甫学会会议时叶嘉莹教授（左）、缪钺教授（中）、金启华教授（右）合影（图片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生前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四川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成都市杜甫研究学会会长等职。1995年1月6日病逝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