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刘琳：常璩晚年发愤著书

开地方志之先河

李柯薪 杜新怡

记言修史是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微言大义，也不记录皇帝命诰，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李世民曾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

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之手。

常璩作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他撰写的《华阳国志》共12卷，记录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地理与古史和400多个人物还有历史传说。他为当代展现了千年前巴蜀大地的繁荣昌盛。千年后，四川大学原历史系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刘琳追寻常璩的足迹，展开对《华阳国志》的研究与解读，让一份宝贵的历史得以流传。

刘琳教授

易与难，终在殊途同归

竹林村坐落在四川大学一隅，显得格外静谧。自号竹翁的耄耋老人刘琳就住在这里。一本流传千古的地方志，让这位本是贵州人的老者和成都有了不解之缘。

这本书正是《华阳国志》。千年前，蜀地有一位史官常璩。他在晚年倾尽心血，完成了这本体例宏大的地方志。他出生于东晋士族大家，家境优越，自幼饱读诗书。成汉年间，常璩奉皇命写史，这激发了他对西南地区人文地理的兴趣。晚年时发愤著书，翻查史料、实地走访，写出第一部集地理、历史、人物于一体的《华阳国志》，历时6年之久。

这本书吸收当时史、表、传、记等多种文体特色，将蜀地的人物、地理、政治、历史做了详尽描写。《华阳国志》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且体例完备的地方志。它的问世影响了后世地方志的写作。刘琳称它为“地方志之王”。

可这样一本极富历史价值的志书，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版本混杂、释义不清，给当代人进一步研读造成了巨大困难。刘琳教授当年“临危受命”，为《华阳国志》做校注，其研究之路颇为曲折。

首先，刘琳在四川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主教古代汉语，后来研究清朝的乾嘉学派。来自贵州的他，刚开始对四川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有兴趣研究西南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琳受出版社之邀为《华阳国志》做校注，这时他才开始注意到常璩，这一年是1974年。

历史在此刻发生碰撞，从此刘琳跟着常璩的脚步，正式踏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那时他选择从头开始，专心研究常璩和他的《华阳国志》。

其次，当时的社会环境艰难，研究经费捉襟见肘，这些都是刘琳研究路上的拦路虎。当时四川大学资源有限，很多资料都无法获得，为查阅资料、寻找考据，刘琳住过北京的地下室、外地的小旅馆，而这些只为去趟当地的图书馆。

最后一折就是《华阳国志》的现存版本繁杂、鱼龙混珠，这给刘琳的校注工作带来不小难度。面对重重困难，刘琳却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千年前的常璩做到了记录历史，后人也应当拼尽全力还原这份宝贵的财富。在困难之际，四川大学为刘琳提供了200元经费。在这笔钱的支持下，刘琳查阅了上千本文献，1980年，《华阳国志校注》有了初稿。

常璩故里，成都崇州街子古镇

对真实的追求，始终如一

从天下统一到八王之乱，常璩都经历过。时局动荡的年代，文坛气氛也十分低迷。到了东晋王朝，已是老年的常璩来到首都建康，渴望找到一席之地。可是东晋朝廷很不看好他蜀地人的身份，让原本一腔热血的常璩大受打击。

一气之下他决意不再入仕做官，也不写高文大册，更不做靡靡之篇。他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

东晋王朝钟爱中原人士，而轻视蜀地士族。蜀地本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梁州，并非蛮荒之地，有璀璨的巴蜀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常璩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

在写作过程中，常璩翻阅古书，引据司马相如、扬雄、谯周、习凿齿、干宝等人的作品。也曾前往多地进行调研考察，真实记录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经济发展，还有历史传说和人物故事。

《华阳国志》中对西南地区各方面的记载描写具体而全面，甚至一改当时写史纪实的风气。常璩没有像《世说新语》臧否人物，也不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常璩字斟句酌地描述、亲力亲为地考据，终于完成了这本珍贵的地方志书。

《华阳国志》共有12卷，可以大致分为3个部分：第1至4卷，主要讲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其古史；第5至9卷，记述蜀地的政权变迁；第10、11两卷，标榜蜀地人物，其中写到400多人；最后以《自序》为一卷，又加入所写人物的目录。

“这是一个文人的气节！”刘琳教授如此评价常璩。刘琳欣赏常璩对真实的追求，“这个过程很像是刑侦探案，凡事要讲究根据”。

对《华阳国志》的深耕让刘琳的研究还拓展到其他领域，在四川少数民族史、道教史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心得。

一书成篇，已造福千年

“《华阳国志》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开创了地方志的先河，是一项创举。

作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可谓是在方志领域独占鳌头。地方志在先秦时就已经萌芽，汉光武帝时初具雏形，后来有了《巴蜀图经》，但在历史的浪淘下并没有被保存下来。而在常璩生活的年代，这方面的资料是空白的。无论是《世说新语》《史记》还是《汉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只是或单说人物，或单说历史。

在这些资料的参考下，《华阳国志》的出现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刘琳说，《华阳国志》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方志体裁，真正意义上将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三大板块合而为一，其中还附带风俗、民族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还是刘琳教授的《华阳国志校注》，它们对于研究四川人文历史，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过去都意义重大。

刘琳教授如今已81岁高龄，但说起那段岁月，依然精神抖擞。正如他家门前的那几棵小树，20多年时间，早已参天笔直，想必以后的很多年，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会依然长青，伫立在地方志的研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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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柯薪 杜新怡（创生文化）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