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省政府篇（1840-1949）-政务志》_第一轮省志（1840-1985）_四川省志_志书数目及内容介绍_四川方志馆

《四川省志·省政府篇（1840-1949）-政务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时间：2017-02-16 18:29:00 浏览次数：次【字体：小大】

《四川省志·政务志》四川省政府篇（1840-1949）概述

一、清代四川政局和政权的发展演变

四川位于中国的西南，很早就有人类的足迹，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四川即出现了早期的奴隶制国家。距今2200多年前，秦统一巴蜀建立郡县。随着秦王朝的建立，四川成为统一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四川具有江山险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殷物阜的社会经济条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对四川的经略；四川还是中原地区与西南边远民族地区的接合部，也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重要据点。

四川形成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划始于元代，元王朝在四川设立了四川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划，从而基本奠定了四川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结构。明代在行省制基础上加以改革，于原四川行省区划内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司法。清代因袭明制又略有调整，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在省下增加道一级行政组织，形成省、道、府(直隶州、厅)、县(散州、厅)四级政权机构。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在四川设置四川省，省界较明代略有一些变化。清代四川的行省制度经过不断的调整，规模较明代更完备，体制也更加健全。清王朝的地方政区制度，从省到县，有道、府、州、厅、县之别，级别较多，隶属系统较为复杂。州与厅，有直隶于省而与府同级的直隶州和直隶厅，有直隶于府而又与县同级的府辖州和府辖厅。在州以下，又有县和厅之分。并且，上还有道，下还有土司、卫所、设治委员参杂其中。实际上，道仅代表省进行监察巡视，不成政区。府辖厅和府辖州与设治委员是与县同级，土司、卫所，则尚不成级。故清王朝仍为：省、府州厅(包括府、直隶州、直隶厅)、州厅县(包括府辖州、府辖厅、县)三级制。清王朝对县，新置较多，省改较少，其分布格局与名称，多沿用至今。在四川省内，新置之府，有绥定府、宁远府、康定府、巴安府、登科府等；新置之州，有天全州、会理州、德化州、白玉州等；新置之厅，有江北厅、峨边厅、盐边厅、里化厅、三坝厅等；新置之县，有乐山、达县、雅安、古蔺、彭水、秀山、西昌、冕宁、盐源、昭觉、稻城、石渠、东安、清溪、古宋、定乡、河口等县。综合上述，清末四川省共辖有：7道、15府、9直隶州、4直隶厅、13府辖州、9府辖厅、120县、6设治委员。

清初，四川既设巡抚，又设总督，但后者的设置时有变动，地方行政事务多由巡抚主持，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始规定四川只设总督，由总督兼管巡抚事，驻成都，四川督抚合一成为定制，直到清王朝覆没。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一个王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2年宣统退位，清王朝共经历了268年。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混乱时期，人口锐减，“数千里，城郭无烟”；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因而清廷对四川制定了安民、裕民、便民的治蜀方针，除进行大规模移民外，还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政策。清初经过百余年间的发展，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较明代有所发展。四川人口也猛增，到道光年间达3000多万人，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区。清王朝在康、雍、乾时期曾是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但到乾隆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尖锐，清王朝也由盛而衰。鸦片战争前，四川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引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鸦片战争后，清廷强迫四川人民分担赔款，增加赋税，各级官吏又趁机搜刮民脂，加重四川人民的负担，使小民苦不堪言，各地的反抗斗争十分频繁而尖锐，尤其以“咽噜”的表现突出。咽噜是以游民无业者为主的一种下层民间秘密结社组织。道光年间，咽噜的人数剧增，组织扩大，遍及全川，反清斗争形成高潮，几乎“无日无之”，其活动发展到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治中心成都附近。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已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成为“四海皆秋气”的衰世。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外国入侵所造成的外部危机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危机，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国性革命高潮兴起。四川也出现了李、蓝起义和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入川，这些重大事件对四川的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反清风潮席卷大半个中国。咸丰九年(1859年)，李永和、蓝朝鼎在云南、四川边境的牛皮寨起义，称“顺天军”。李、蓝随即率军进入四川。这次起义历时6年，义军转战6省。其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两度率军入川，起义军所到之处，发布檄文，对清王朝的暴政进行无情的揭露，军事上对清王朝的统治和封建势力给予了沉重打击，激发了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极大热情，在政治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化，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出现了若干变化。四川僻处西南内地，直接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较晚，半殖民地化进程稍缓，但到19世纪末，四川的自然经济也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逐渐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19世纪70年代，四川开始出现近代机器工业——四川机器局。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也在四川出现。资产阶级也初步形成，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在四川展开，对四川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20世纪初年是四川社会变革非常剧烈的时期。此一时期资本主义有较大发展，1901～1911年，四川先后创办的厂矿达108家，较前增加了10倍；进出口商业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新式商人，四川经济出现近代化趋势。同期，由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近代知识分子群形成，他们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的政治指导者，在他们的发动和领导下，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蓬勃兴起。1911年，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保路运动，革命党人以此为契机，举行同志军起义，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和各省的响应，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以前，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发生大的变化，故四川的政权组织也未发生大的变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在内外各种力量的压迫之下，被迫进行改革，施行新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宣布“仿行宪政”。四川先后设立咨议局、地方自治局和自治公所等，政权机构也进行调整，建立巡警道、劝业道、提学使司、提法使司、审判厅及检查厅等，政权组织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于晚清统治政治黑暗，对外妥协，不惜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清王朝的苟安；对内专制，镇压民族民主运动和人民的反抗，因而清王朝的改革不能改变自己覆灭的命运。

晚清时期，四川的行政区划有一些变化。一方面，开重庆和万县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在重庆开辟租界，使四川门户洞开；另一方面，清王朝加强对四川西部高原少数民族的弹压和统治。清廷以平定巴塘为契机，开始逐步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以流为主”的政策，建置州县，加强其统治。

在巴塘、里塘军事告一段落后，清廷便决定设置川滇边务大臣。1906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以巴塘为治所，是年改置巴安县，1808年升为巴安府。赵尔丰率军西征，以武力推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的土司政权，改置“流官”，设立府、州、县治，使其政区建置同内地一样。1908年，清廷又任命赵尔丰为护理四川总督和驻藏帮办大臣，以便进一步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在各地区，或置设治委员，或置府、州、厅、县，并增置康安和边北二道，由川滇边务大臣直接管理。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准备设立西康省，在巴安府修建巡抚衙门。由于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覆亡，因而西康省的建省计划未能实现。

二、民国时期四川政局和政权的发展演变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虽然它只存在了3个月，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由反帝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反清武装起义，瓦解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省级政权。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在重庆建立的蜀军政府，是武昌起义后第14个新建立的省级政权。27日，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标志着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权最后瓦解。1912年3月11日，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组成统一的四川省政权——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四川省政权官员开始由北京政府任免。1913年，四川省政权依北京政府令，实行军民分治，军政府改为省行政公署，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省属机构设置也几经变动。此后，名义上虽称军民分治，但多由军人担任省政权首脑，实际上是军政不分，军人掌握政权，并且由于防区制形成，军阀割据，省政权虽有名义，并无多大实权。政令也不能在全省通行。

民国初年，四川行政区划分为省、道、县三级制，以省统道，以道统县，而道变为监察区域，是省的派出机构。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裁废道制，以府、州、厅直隶省政。1913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又按其预订的“废省改道”计划，利用清王朝的“道”来控制地方，以道统县，把全川划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东和边东、边西7道，实行“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时废除府、州、厅，增设和恢复县治，每道一般辖30县左右。1914年，又改川西道为西川道，上川南道为建昌道，下川南道为永宁道，川北道为嘉陵道，川东道为东川道。后因军阀混战连年，各据防区，道已名存实亡，遂废。川西高原山地，清末拟建西康省未成。1912年，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川西高原地区划为川边特别区域，受四川省节制。

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作了较大的改革和整理，亦废除府、州、厅，一律改县，清末川西康境地区所建置的设治委员也一律改升为县。

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在所驻区域内任意截留税款，征收捐税，委任行政财政官吏，各个防区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全川军令政令并不统一。四川省政权往往随各军阀势力的消长而转移，省长多由军人担任，实际上军政不分，省政府有名无实。政务实施的范围仅限于某些“防区”，各军阀在四川连年征战，争夺地盘，给四川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这一时期，省长一职，除广州护法军政府曾任命杨庶堪外，以后则由四川督军、督办、总司令或其他川军将领兼任，并以军阀各自势力的消长或北京政府的政事变动为转移，省长任免更换频繁，省长公署常随兼任省长之军阀的驻防地而迁徙，实为督军、督办公署之附庸。所以，四川省长公署时期实际上是军政不分的政权。各厅设在成都，但并无多大实权，其政令也不能在全川施行。

防区制形成后，熊克武以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身份，主持四川军民两政。在“靖国之役”中被熊克武联合滇、黔军驱逐出川的刘存厚，仍以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身份，在汉中设立行署，接受北京政府号令。1920年5月，滇、黔军与部分川军联合倒熊，熊遂联络刘存厚，共击滇、黔军，9月10日刘存厚攻入成都，正式以四川督军的身份发号施令，并在城北昭觉寺恢复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则于10月30日到达重庆，亦正式设立四川督军公署，履行职务。于是，形成成渝两地分属南北政府的两个督军的对峙。12月30日北京政府应刘存厚之请，免去张澜省长职(张澜继蔡锷离川后，于1917年11月由嘉陵道尹升任四川省长，1918年3月赴京述职)，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省长，旨在解除熊的兵权。熊克武鉴于此，在同日通电宣布解除自己四川督军职，亦不接受省长职，暂时退居幕后，并主张四川自治，以抗拒北京政府。1921年1月12日，熊克武又通电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再次声明川省自治。2月，熊克武与所属但懋辛、刘湘、刘成勋部，向刘存厚部发起进攻，刘存厚退出成都，通电下野。

熊克武辞去四川督军职务后，有关四川民政事宜由刘湘主持。川军将领在重庆设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于6月6日推举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刘湘不愿离开其部驻防区域重庆，于是日通电拒绝担任四川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后在川军将领要求下，始于7月2日，在重庆就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职，以重庆为省政府所在地，设立办公机构及全省财务统筹处等。各军联合办事处随即取消。

熊克武虽然辞去督军，但实际掌握着川军一、三两军，操纵四川政局，形成成渝两个军政中心的局面。刘湘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后，扩充势力，引起各军不满，只能号令所属防区，被迫于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去总司令兼省长职，将军民两政交王陵基、向楚代行，自己退居幕后操纵。7月，川军将领推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主持四川军民政务。10月25日，四川省议会通过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12月2日四川议会依照前此通过的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刘成勋为临时省长。

1923年1月，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成都正式成立，草拟了《四川省宪法草案》，规定了省政府的组成、机构设置和省长的产生及其权限。但随军阀混战再起，“四川自治运动”流产，《四川省宪法草案》并未实施。省政府的设置和变动仍以四川各军阀势力的消长为转移。

刘成勋任临时省长后，宣布改编部队，其所属第七师师长陈国栋部，在第一师师长邓锡侯、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支持下，武力抵抗改编，会攻成都，迫使刘成勋于3月30日通电辞职，政务则委政务厅长向楚代理。北洋军阀吴佩孚乘川军内讧，图谋入川，扶植杨森东山再起，杨森部及北洋军则攻占重庆，四川政局动荡。

6月4日，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四川省长兼川军总司令，令其召集旧部，参加讨伐吴佩孚。6月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四川省长。1924年2月讨贼军在军事上失利，刘成勋宣布将所有军民政务正式移交刘湘接收。杨森、刘湘等率部进入成都。杨森留守成都，兼摄省长，主持军民两政。5月28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四川督军一职，特任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特任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在此前后还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刘成勋为四川边防督办。北京政府的任命将刘湘置于杨森、邓锡侯之下，意在孤立刘湘，扶持杨森，拉拢邓锡侯。邓鉴于此，通电请辞省长职。杨森致电邓锡侯，称已将兼摄的民政事务，委政务厅长陈抱一代理，望邓早日接任四川省长职。邓锡侯不愿到成都就职，于7月11日在重庆就省长职，在重庆设省长行署，省长公署则在成都，由政务厅长徐孝刚代理政务。刘湘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川滇边防督办，亦未就职，仍以原各军推举的四川善后督办名义驻重庆。至此，四川自督理、省长与四督办、一帮办，各自成系。就实力而论，四川军政大权实为杨森、刘湘把持，形成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两大军阀集团。

1924年11月，北京直系军阀政权垮台，皖系军阀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段祺瑞为谋求控制四川，于1925年2月3日下令免去邓锡侯省长职，特任赖心辉为四川省长。同时任命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这一任命，提高了刘湘的地位，使之拥有节制川省、康区军队的权力，削弱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的邓锡侯，扩大了四川军阀各部间的矛盾。2月20日，赖心辉宣布在重庆就任省长职。其时，川军各军独占所辖防区，赖只有一个省长的空衔，而且长期驻在其防区之内，始终未能真正行使省长职权。1926年5月24日，吴佩孚任命杨森为四川省长。6月，刘湘将川康边防督办与四川善后督办两署迁至重庆。8月15日，杨森宣布在万县行署就任省长职。其防区从万县直达长寿、涪陵，与刘湘防地相连。至此，四川同时存在由段祺瑞任命的赖心辉和由吴佩孚任命的杨森两省长，但均只能在各自防区内发号施令。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四川军阀先后易帜。蒋介石先后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1928年6月18日赖心辉仍通告其暂兼任四川省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四川军阀易帜，根据国民政府令，于1929年成立四川省政府，但号令不行，各防区的军阀仍各自为政。

在四川军阀各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形势下，省政实际上为防区制所分割，名存实亡。此时，行政区划建置变化甚小，仅在1915年改东乡县为宣汉县(因与江西省东乡县同名)；1927年在茂县设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将松潘、理番、懋功、茂县、汶川5县和抚边、绥靖、崇化3屯划为屯殖区域，归28军治理；1928年裁道，改各县直隶省政府；1928年新置成都市，1929年置重庆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政权机构为省、县两级，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这一时期，四川军阀易帜后，按照国民政府任命，组成四川省政府，省主席由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担任，省政府的主要成员也多是川军将领，所以省政府仍是军政不分，全川政令也并不统一。

1928年7月，蒋介石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9月，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四军长在资中会议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8年11月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了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谢持、任鸿隽、刘湘、田颂尧、黄复生、杨森、吕超、卢师谛、熊骅、卢仲琳等13人为省政府委员，邓锡侯兼民政厅长，向传义兼财政厅长，任鸿隽兼教育厅长，谢持兼建设厅长。这一任命，使刘湘和刘文辉如愿以偿，而邓锡侯、田颂尧所期望的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则落空。邓遂联络杨森、赖心辉等，成立“国民革命军四川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推杨森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倒刘湘。省政府亦因此不能按期组成。11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整理川政令，限定克日成立四川省政府。

1929年1月，刘湘击败杨森，占据杨森全部防地。刘文辉因援助刘湘而得到刘湘永川以西防地，又兼并赖心辉的地盘。至此，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1929年3月22日，四川省政府在成都正式成立。省政府成立后，民政厅长邓锡侯、建设厅长谢持、财政厅长向传义等并未到任视事，而以他人代理。省政府委员杨森、黄复生、卢师谛、卢仲琳、熊骅等亦未到职。各防区的军阀仍各行其是，并不听命于省政府。省政府有名无实，省主席号令不行。刘文辉于5月7日电南京请辞省主席职，愿负整理川省军事之责。不久，省政府即进行第二次改组。

1931年2月24日行政院第十四次国务会议决定改组四川省政府，2月27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文辉为省主席，刘文辉、郭昌明、向传义、张铮、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稽祖佑、林耀辉等9人为省政府委员，刘文辉兼民政厅厅长，郭昌明兼财政厅厅长，向传义兼建设厅厅长，张铮兼教育厅厅长。因部分委员或未返川，或在重庆，以致未按时成立。后国民政府迭电催促，才于1931年4月27日在成都举行成立典礼。出席者有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刘文辉，委员邓锡侯、田颂尧、委员兼教育厅长张铮等。

省政府成立后，刘文辉忙于同刘湘争霸四川，扩充军备。也未能触动军阀割据的防区制。改组后省政府依然号令不行，不能统一川政。1932年10月，刘湘和刘文辉争霸四川的“二刘战争”发生。刘湘依靠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川军各部和蒋介石的支持，历时1年，到1933年9月止，将刘文辉彻底击败，刘文辉退守雅安一带。刘湘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缓组四川省政府，暂以“剿匪”总司令名义，将“匪”肃清，然后组织省政府。为南京政府所采纳。

1934年，蒋介石利用阻止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和刘湘被红军击败处于困境的机会，与刘湘达成“合作”条件：由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四川各军军饷由蒋介石发给，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而刘湘同意蒋介石派少量嫡系部队入川，允许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来川参与反共，共同围剿工农红军。从此，蒋介石集团势力深入四川，地方军阀统治四川的局面逐步解体，四川政权也趋于统一。

1934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刘湘兼省政府主席，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邓汉祥兼秘书长。

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7月6日开始迁往成都，9月1日正式在成都督院街本部办公，刘湘宣誓就任省主席。同日，刘湘训令戍区各县县长，“将往昔代管之一切政务，完全归还省政府”。并称“以后一切政治之设施，统由四川省政府秉承中央之法令切实奉行”。刘湘还要求各军打破防区制，令各县县长统一在省政府之下活动。训令发出后，邓锡侯、罗泽州、田颂尧、李家钰等先后于2月15日至18日致电刘湘，表示拥护省政府，交出民财政务。不久，他们又电呈刘湘，请省政府派员接收戍区民财两政。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四川划为“剿匪”省份，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实行“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省政府机构合署办公，厅处局长不对外行文，一切发号施令多以省主席名义行之，加重秘书长职权，各厅处文稿集中秘书处审核。

省政府接收各军防区后，仍留用各军原委各县县长、征收局长，但在1935年4、5月间分批将他们全部对调，打破了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在所驻区域内任意截留税款、征收捐税、委任官吏的防区制。近20年的四川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国民政府统一四川政权后，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控制，于1935年6月在四川省正式实施行政督察区制，将全川划分成18个行政督察区(另设西康行政督察区)，每区设置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单位，分辖各县，以控制地方力量。从此，四川防区制逐步消灭，全省行政遂为国民政府所控制。

行政督察区制的实施，是四川省乃至全国行政区划的一大变革，也是1935年四川省行政区划的一大显著特点。行政督察专员是承袭民初道制而设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废除道制，按孙中山的规划实行省、县二级制。然而中国土地广阔，每省辖管单位多者100多县市，少者也在60县市以上，再加上交通、通讯落后，管理起来困难较大。1935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便亲自推广军事区普遍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的办法。次年10月，行政院公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将行政督察专员作为正式的一级地方组织，同时公布《区保安司令部组织暂行条例》。自此，行政督察专员在全国范围内由临时机构转变为固定制度，成为一项重要行政组织。

行政督察专员除其专员本职外，还必须兼区保安司令、驻在县县长，因此它一共有三道衙门：一是专员公署，二是区保安司令部，三是兼县县政府。这三道衙门合在一起办公。行政督察专员执行单行法规颁布权、行政纠正权、考核奖惩权、行政会议召集权、监督财政权、军事权和视察权等，并负有省政府交办事项和处理辖区内各县市争议事项之权利，还兼行营军法官，对某些案件有拘捕、审理、判决之权。

行政督察专员制建立后曾经历过两次变化。第一次是1937年10月行政院发出训令：行政督察专员一律免兼驻在县县长。第二次变化是行政院于1941年10月公布《战时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区保安司令部合并组织暂行办法》，将过去两相分立的专员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一种单一的组织。此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变化不大，一直存在到国民党大陆统治的覆灭。

1935年，对行政区划进行较大调整，将四川省划分成18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成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分管一部分县份。四川省共辖2市、19行政督察区、166县、3局。

国民政府在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后，于1935年10月28日对四川省政府进行了局部的改组，免去民政厅长甘绩镛厅长兼职，免去委员兼建设厅长郭昌明、委员兼教育厅长杨全宇本兼各职，另有任用。任命王又庸、卢作孚、李为纶为四川政府委员，王又庸兼民政厅长，卢作孚兼建设厅长，李为纶兼教育厅长。1936年4月11日，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李为纶呈请辞职，国民政府准免本兼各职，同时免去省政府委员谢培筠本职，任命蒋志澄、稽祖佑为四川省政府委员，蒋志澄兼教育厅长。7月30日，国民政府批准四川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王又庸辞职，任命杜炳章为省政府委员，稽祖佑兼民政厅长。1937年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关吉玉为省政府委员。7月7日，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卢作孚辞职，国民政府派何北衡代理建设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把部分中央部门迁至重庆。翌年10月，国民党将国民政府直属部门全部迁至重庆。1939年11月20日，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文告，将重庆定为“陪都”。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至1946年5月还都南京，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的中心，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设在重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心。重庆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城市，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

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正式建置西康省。直至1955年10月，四川省境域便划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区。此外，1939年9月还正式建置省辖市——自贡市。此时，四川省共有：1中央直辖市，2省辖市，16行政督察区，135县。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汉口去世。2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遭到川军的强烈反对。1月29日，蒋介石电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令其照旧负责省政府事务。四川省军政界本欲推举潘文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但因潘文华体弱多病，遂推王缵绪出任省主席，上报蒋介石。1938年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由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5月8日，王缵绪在成都就职。5月9日，国民政府免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刘航琛本兼各职；免去委员卢作孚、关吉玉本职；任命王缵绪、何比衡、吴景伯为四川省政府委员、甘绩镛兼财政厅长。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374次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批准张群辞职，正式任命王缵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免去稽祖佑民政厅长职，由胡次威为委员兼民政厅长；蒋志澄免职，任命杨廉为委员兼教育厅长；任命委员何北衡兼建设厅长；邓汉祥免职，任命陈筑山为委员兼秘书长；任命吴景伯、杜炳章为委员；原任委员兼财政厅长甘绩镛未动。1939年6月22日，教育厅长杨廉因在安徽教育厅长任内贪污不法，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批准，执行枪决。郭有宇继任教育厅长。

1939年秋，因王缵绪投靠蒋介石，与地方势力作对，川军将领联合驱王，王缵绪被迫“引咎辞职，自动请缨抗战”，得到国民政府批准，于9月下旬离蓉赴渝，准备去抗日前线。9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由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免去陈国梁建设厅长，任命陈筑山兼建设厅长；免去陈筑山秘书长，任命贺国光为省府委员兼秘书长。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派张群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

1940年11月16日，四川省政府改组，秘书长贺国光调任军职，张群推荐李肇甫继任。财政厅长、教育厅长、民政厅长、建设厅长保留原任。1941年10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肇甫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1942年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549次会议决定，批准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甘绩镛、委员兼建设厅长陈筑山辞职，任命石体元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胡子昂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43年5月4日，稽祖佑、杜炳章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沈鹏、冷薰南、余成勋、梁颖文为四川省政府委员。1945年10月邓汉祥继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46年5月22日，国民政府免去四川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胡次威本兼各职，任命陈开泗继任。省政府委员沈鹏免职，由孟广澎继任。1946年10月5日，梁颖文辞职，刘兆藜继任省政府委员。

1946年9月16日，四川省主席张群因病离辞，由邓锡侯代理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批准省府委员兼秘书长李肇甫、委员兼教育厅长刘明扬辞职，委员兼财政厅长邓汉祥调任省政府秘书长，任命委员吴景伯兼财政厅长，任觉五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余中英、牛锡光、刘四英为委员。

194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邓锡侯辞职，任命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4月9日，王陵基到职。此时四川省政府委员有：王陵基、孟广澎、宋相成、任师尚、邓汉祥、余中英、余成勋、张凌高、刘泗英、任觉五、何北衡、吴祖楠。5月1日，孟广澎接替了邓汉祥任省政府秘书长。

1948年5月12日，国民政府决定四川省政府局部改组：委员兼民政厅长陈开泗免职，宋相成继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委员兼财政厅长吴景伯免职，任师尚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省政府委员刘兆藜、冷薰南、牛锡光均免本职，任命吴祖楠、张凌高为四川省政府委员。194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又任命稽祖佑为四川省政府委员。

为了应付人民解放军在四川省的胜利进军，1949年11月24日，四川省政府实行所谓一元化战时体制，各厅处人员保留十之三四，以一部留守，一部随行办公。12月10日，省政府留守人员南撤眉山(仅王陵基及机要人员滞留成都)，其余人员全部遣散。12月12日，王陵基率民政厅长宋相成，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邬灿等，由成都逃往新津，12月21日王陵基败返成都，继又向名山逃窜。待其残部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后，王陵基遣散随从，又将多余的金子和省政府大印等偷偷投入一个水井内，随后只身逃跑，途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1949年12月27日，南北两线人民解放军会师成都，四川省会成都解放。12月30日，贺龙率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进入成都，31日奉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为副主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对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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