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经济圈的美学论

李后强  石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亮丽篇章，是指导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是川渝地区的重大政治使命和发展机遇，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2021年10月20日公开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战略定位，全面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平台、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这必将深刻改变川渝战略地位、提升发展能级、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为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塑造全新优势，提供战略引领。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精神，我们提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美学论。

第一节  从美学的视角看成渝地区

成渝地区（或川渝地区），过去也常称“巴蜀”，既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对立融合、不能孤立存在的文化概念。史书上说，蜀人柔弱重文，巴人勇猛重武; 蜀出相，巴出将。这两个地区、两种文化形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时而友好，时而征战。他们长期的融合交流，到了秦汉时期，已经融为一体。我们现在所说的，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四川人、四川文化就是古代蜀人与巴人相互融合的结果。“成渝地区”的概念，无疑在“巴蜀”概念之内，至少涵盖了原包含重庆在内的老四川大部；在突出成都、重庆极核城市的辐射影响时，“双城”是最为精准耀眼的概括。而“双城经济圈”，则超脱于地域与新川渝，走向了更深层更广阔更现代的“要素配置领域”。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新时代川渝两地的共同使命与重要机遇。

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美”的逻辑关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双核型椭圆经济圈”，从城市规模和经济活力来看，毫无疑问具有成为中国“第四极”的潜力，并有希望成长为世界级的城市群。从国内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沿长江通道横轴上的重要“发动机”，是西部一体化互动的要素交融区、内陆开放的试验区、城乡融合的示范区、军民融合的先行区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在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担负着重要使命，有望充分释放自身的影响力，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配置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四川而言，是四川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做强“一干”的重中之重；对重庆而言，是重庆努力发挥好“三个作用”的重大举措；从国际看，是我国面向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开放前沿。

在新时代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之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与开启，无疑是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布局，川渝自身和域内外都将因此受益并产生深远广泛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意义与影响是多面与多层次的。从不同的视觉、维度和方法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必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心得和启发。而之所以从美学的视角审视，是因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美”——或者与“通往美的途径”——有着天然的逻辑关联。

逻辑关联之一：在对“阶段特征”的把握中，“新”是实现“美好”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而新的思路、战略、举措，无不指向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粗放式增长。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美好”。

逻辑关联之二：在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中，“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美好”需要破解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判断，为新时代谋划发展、推动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地域、区域上的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经过二十年西部大开发，西部区域追赶上来不少，但新的竞合态势下仍需进一步采取国家层面的战略，才能继续缩小与东部沿海的差距。国家有必要在西部构建新的增长极。

逻辑关联之三：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中，“双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美好”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形成”，就是“有基础形成”，成渝地区的既往发展形成的既有基础和积淀，能够担此大任。

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到新时代新战略，到对主要矛盾的把握，到提出双层经济圈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知，由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好是目的，成渝地区是载体，双城是极核，经济圈是属性，从“美”的愿景出发再回到“美”，为我们研究、把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在特质，提供了“美”与“美学”的视角、方向和空间。

二、成渝双城的美与美学

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学？美学古老而年轻，源远流长。在中国，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思想都饱含美学原理。在西方，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都留下不少对美学的深刻见解。如果说美就是愉快的感觉，是“觉悦”，是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信号系统的畅通快乐，美学就是研究这样的感觉和情感、研究人类心理功能与活动的重要学科。美，是心理感受，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都不一样。美既可以是完整、圆满，也可以是破损、残缺；既可以是“大对称+微破缺”，也可以是大成功+小遗憾……在靓丽中有瑕疵，在污秽中有高洁，在悲壮中有豪迈，在鲜花中有辛酸，乃至习惯中的别扭、熟悉中的陌生、任性而发中的戛然而止，千思百虑中的百密一疏。既可以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炫酷，也可以是虞姬虞姬奈若何的嗟叹——美随处可见，只要你有发现美的眼睛和感知美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既是认知偏好，也是价值发掘。

“成渝美学论”中的“美学”，是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域内美源、美生、美感、美值的学问，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物理学、几何学等在审美活动上的运用，“成渝美学论”不是研究具象事物的美丑，而是建立在逻辑分析、历史文化、经验素材、双城建设基础上对社会生态与个性体验的感知感受——成渝美学论，在这里既是视角更是取向，既是结论更是方法，既是目标更是行动，既是初衷更是归宿。

人无完人、事无绝佳。大圆满、大胜利是美，微缺陷、微破缺也是美。有形的美，是物质形态的美；无形的美，是精神形态的美。发展的美，就是量增质变、协同双赢，就是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改天换地是美，山河依旧也是美，关键看如何实现。总之，美是和谐、是觉悦。

几何学中的美。成渝在地图上是双城、椭圆。椭圆双核有独特的美，双黄蛋，过渡态，在1和2之间，有无穷可能性。椭圆的“等效定律”蕴含“平衡之美”，“聚合定律”蕴含“辐射之美”，“有限定律”蕴含“联合之美”，“三维定律”蕴含“整体之美”，“扩张定律”蕴含“轴距之美”，“演化定律”蕴含“变化之美”。

物理学中的美。作为物理学上的成渝地区，是双体问题，可以精准求解，有解析方程。颜色、光谱具有视觉美，平衡、稳定具有状态美，极限环、混沌具有演化美，耦合、互馈具有关联美……双子星是美，美在“交相辉映”；吸引和排斥是美，美在“或会或离”（柳宗元）；距离是美，美在“相对体验”；满足最小作用量原理就是美，美在“精简效率”。

经济圈中的美。作为文化的成渝地区，是人的活动空间。社会学的美指和谐、互助、共享，经济学的美指协同、双赢、进步。发展学中的美是竞争与合作、差异与互补。资本增值是美，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发展也可能是美。以最小投入实现最大产出就是美，资源开发、保护、盘活、转化、利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就是美。

成渝地区的美。成渝具有高颜值，山美、水美、人美。美不胜收。山地丘陵河流美，美在自然；历史人文美，美在厚重；社会心灵美，美在和谐。一个盆（地）、一江水、一盘棋、一家亲就是美，美在唇齿相生、交融与共、携手并进。

双城发展的美。功能定位美，就是“一极、两中心、两地”，辐射带动经济圈崛起。产业布局美，美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数字链；美在细分的市场、错位的产业。集群发展美，天然气页岩气集群、电子产业集群、新材料集群、制造业集群、物流集群、食品产业集群、巴蜀文化产业集群等，美在体量与质量。交通网络美，美在立体、快捷、方便；公共服务美，美在均等、互通、共享。双城的美，美在通过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来发挥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示范作用，美在通过追求高颜值、生活味、国际范、归属感来定义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以成渝双城的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可以说，成渝地区充满美。双城之间，有协同之美、博弈之美、轴心之美、圈群之美。双核差异协同、非零和博弈，竞争双赢，实现1+1大于2增值效应。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双城经济圈就是美，差异协同就是美，博弈双赢就是美，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第四极、世界级城市群就是美。美梦成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大美！

一言以蔽之，美是广泛而多元、多义的。 “成渝美学论”的研究出发点是政策、史地、人文与思想，我们总结出八种美：“成长之美”“行动之美”“交融之美”“独特之美”“张弛之美”“生活之美”“创新之美”“椭圆之美”。

第二节 政策：设计与谋划

一、川渝共进的 “成长之美”——战略的萌生与提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成渝“双城记”在新时代的特殊符号与区域使命，是四川与重庆的内生萌动，是形势与趋势的外在表达，是党中央与总书记的特别厚望。它的脱胎而出，从把握发展大势而谋，植根巴山蜀水而生，回应人民期许而出，着眼辐射带动而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定。一步一个脚印走来，不同时期的决策，记录和体现了非同寻常的“成长之美”。

说到成渝双城经济圈，要从更早的历史演变进程说起，早在16年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林凌等就提出了成渝经济区概念；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成渝经济区首次被纳入了中央规划，这为成渝两地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2005年11月，《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正式出版。研究报告对成渝经济区的范围界定、区域特征、功能定位、开发与整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与反复论证。2005年，国务院启动区域规划编制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选择了四个区域，成渝地区便是其中之一。2006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正式启动。2010年，国务院批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要求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2011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并指出，在新形势下加快成渝经济区发展，对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对跨省城市群由国家负责编制规划，其中包括对成渝城市群的规划研究。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成渝两座城市，并不存在要素上的竞争关系，成渝两地都有各自的辐射区域，成都和重庆都是城市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大都市，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以有效促进形成两个半径150公里的都市圈，将对成渝城市群形成有力的支撑与“拱卫”。研究还认为，成渝座城市各有优势，可以取长补短，共谋发展。2016年4月12日，《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复。同年4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引领成渝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2020年，成渝地区区域规划正式进入“3.0”版本时代，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代。以成都、重庆这两大都市为依托，强化两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成都、重庆两大都市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甚至四川和重庆全域，减少经济发展的落差，进而对西南地区和整个西部地区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持久动力。

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名称的变化说明国家对这一区域的高度重视，经济圈的确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是从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出发，给出了定位更加精确、目标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层次更高的设计。循着这一脉络，我们看到的既是理念与认知，也是坚韧与执着，更是目标与梦想。这些理念、认知、坚韧、执着、目标、梦想……无不体现着持之以恒、逐渐清晰的“认知”过程和“成长”路径，以及靠近、契合、抵达、引领等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诸多关键词。

成渝双城经济圈是一个椭圆的双核经济圈，目的是打造“两中心”（全国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两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双城”的目的是“双赢”，核心问题则落脚到了利益分配联结机制，这才是将“双城记”演成“双赢戏”的关键。成渝双城发展战略从省级战略跳升为国家战略，可以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并列，成为可以进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家新定位。

川渝地区是中国西部与全国和世界经济联系最密切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区，是连接欧洲的关键枢纽和重要门户。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川渝地区经济相对保持较快增长。我们尤其应该看到，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四川、成都、重庆的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受到的冲击程度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要小一些，这表明川渝地区的抗压能力、经济活力以及发展张力与韧性。全球疫情广泛蔓延也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增长持续放缓、金融市场波动剧烈，国际局势也有了一些变化，世界经济局势很可能存在一些未知变数，因此，我们在坚持继续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需要未雨绸缪，启动必要的经济独立发展的“内循环”。在2020年6月举办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刘鹤副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国内区域之间更需要深度的开放合作，携手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验与实践，既是对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也有对正确理论的诠释践行。置身伟大时代，肩负伟大使命，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在西部的重要经济增长极”而不是“西部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多一个“在”，是全国视域下的西部使命与担当，而不是限定于西部范围的坐井观天、自我娱乐、夜郎自大与窝里比拼。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川渝是搬不走的家人、割不断的兄弟。携手从亘古走向未来，一路同歌同行、互促共进，甚至每一次暗中较劲与明里比拼，无疑都是中华大地火热发展和中华文化精彩篇章的魅力注脚。

二、川渝应考的“行动之美”——地方的响应与动员

（一）基础与机遇

川渝如何“应考”，如何“答题”，如何完成托付与期盼，如何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考验着川渝两地主政者的大局观、敏锐度、执行力。好在，川渝两地既有天然默契的“胎动”基因，也有激情似火的“脉动”基调，更有携手并进的“互动”基础。川、渝两地面对同一张试卷，主要领导挂帅，第一时间贯彻，短时间在巴蜀大地形成了两翼合围、全方位动员，立体、全面、共同推动川渝两地一体化发展的洪流态势。

从成渝两地本身的优势分析。这一地区是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重要的交汇点，是西部地区开发开放历史最悠久、产业优势最明显、科技实力最雄厚、资源优势最突出、基础设施最完善、经济总量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区域。按照国务院2016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划定的范围，截至2018年底，这个区域幅员面积超过1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亿人，地区生产总值达5.63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93%、6.89%和6.25%。从城市规模和经济活力来看，成渝城市群毫无疑问具有成为中国“第四极”的潜力，并有希望成长为世界级的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世界为数不多的“AA型双核型椭圆城市群”，因此中央这次提出要“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如果我们把成都和重庆作为椭圆的焦点，其他市区县作为“行星”，可以画出像“双黄蛋”的一个经济圈，这是一个遵循差异协同规律的整体区域，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协同效应。特别是该经济圈处于东西结合、南北交汇的中间地带，经济较四周更发达，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成渝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分别处在长江的龙头和龙尾，且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屏障，通过严格保护经济圈跨行政区重要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用地维护与建设，加强区域生态廊道、绿道衔接，促进林地绿地湿地建设、河湖水系疏浚和经济圈生态环境修复，这对加强长江生态环保至关重要。四川是“千河之省”，通过在大江大河治理上狠下功夫，特别是加强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治理，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长江防护林建设等工程，就能守住源头，保持清流。成渝地区与长三角齐平，集聚了长江上游的优势资源，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较沿海差，经济密度比沿海弱许多，又地处高寒地区、民族地区，国家优惠政策未来倾斜力度会更大，在金融、财政、税收、交通、教育、土地指标、公共服务等方面较以前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可能带来第四次战略转移，成为新时代的“三线建设”，助力成渝地区工业的再次腾飞。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和国家赋予川渝两地的重大使命，也是川渝发展的重要机遇和重大责任。

（二）蓝图与征途

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人亦云：道虽弥，不行不至。前者的意思表明，再远的路都是从当下开始。后者的意思表明，再近的路不动身就不会达到——如果把前方的目的称作“蓝图”，那当下乃至到达目的之前的行动，就是“征途”。没有蓝图的征途容易迷失方向、走入歧路、难达目的，没有征途的蓝图，则必然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蓝图引领下的征途，既有方向感，更有着力点。打造“双子星”，唱好“双城记”，共同为一个美好的目标奋斗，民族复兴长河中的每一粒沙，落实到一项项具体举措、会议、规划、方案、项目中，都镌刻着光荣与梦想。

经过半年的积极布局与各种具体实际工作的推进，川渝两地及各相关城市地区在区域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协同创新、生态保护、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交通路网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同联动、生态共建、污染共治、机制共商、文化旅游交流融合、商贸会展合作交流、干部人才互派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强化相互促进、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积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020年7月13日，四川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落实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部署的各项措施。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彭清华同志要求，四川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切实抓好省委全会精神落地、落实，加快把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发展实效。彭清华指出，要认真做好省委全会各项工作部署的细化分解，紧扣“一极两中心两地”目标定位，对接顶层设计，加强川渝协同，做实省内工作，规划好具体“施工图”，积极切实推动国家战略落地实施，坚定以“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支撑国家战略，推动重点区域协同发展。

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同志在会上指出，四川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把“一干多支”发展战略融入国家战略统筹推进。四川省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围绕“一极两中心两地”战略目标定位，深化与重庆对接合作，聚力推动重点领域协同发展取得突破。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区域资源和市场要素优化配置。目前，就四川省这份规划的“施工蓝图”中，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等五大片区各有重点目标任务，分别具有极核辐射带动、做大做强、同城化发展、川渝融合发展、提升区域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深度融入重庆都市圈、促进与重庆一体化发展、转型发展、生态安全等建设发展目标任务，并已积极着手加快落地、落实与实施。

重庆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强化“一盘棋”思想，树牢“一体化”理念，加强与四川省的战略协同、规划衔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川渝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残联、科协、高校、企业……一年多来，重庆各部门各区县与四川省各市州区县积极互动，开展对接，规划并切实推进各项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川渝两地工作调度会、视频会议，制定各种工作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建立工作机制，签署相关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工作方案、重点任务、工作机制、合作框架协议、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的协议等。目前已经开通一些跨省城际公交线路，川渝两地互派干部、开展异地办事业务、两地联合办案、川渝两地住房公积金“一地办”，两地互认互贷、异地贷款，求职招聘数据实时共享等公共就业服务共建共享，等等，有效助推两地营商环境的优化。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9年7月，四川省社科院和重庆社科院就在成都共同举办了第一届“成渝经济区发展论坛”，来自全国知名科研院所、高校共计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20年5月14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重庆社会科学院又在成都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仪式，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就省市层面而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重庆）进入实体运行，两地组织部门已联合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才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人才协同发展重点任务等，签订川渝专家资源共享协议等，双方就干部互派挂职、教育培训协作等事项达成多方面合作共识。川渝两地还拟启动100名优秀年轻干部互派挂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的凶猛突发，挡不住再一次川渝联动、“壮士出川”，参与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新征途。

第三节 史地：回望与走近

一、川渝颜值的“独特之美”——山水的空间与尺度

（一）川渝是个好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四川是个好地方，山水秀丽、民风淳朴、文化多彩，要求充分绽放四川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谱写美丽中国的四川篇章。的确如此，川渝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川渝所在的四川盆地，大部平均海拔500米左右，长江把它和东海一脉相连，内部丘陵、平原交错，地势北高南低。盆地是中国最大的外流盆地，面积约26万余平方千米，聚居着川渝两地大部分人口，也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中国著名红层盆地，中国各大盆地中形态最典型、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盆地。这里情况非常特殊，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自成体系，原因就在于四川盆地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单元，几乎包含了中国甚至世界所有地质地貌和气候特征因子，具有不可迁移性和仿制性。这里兼收并蓄、包容天地：从地理位置来说，成都在中国的最中心，包容力和辐射力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替代：从地形来说，成都平原是少见的盆地中的平原，出可开，进可纳。

除了不靠海，这里的江河、湖泊、雪山、草地、森林、冰川、平原、丘陵、山地……所有的景致一应俱全，多得不可胜数，美得不可方物。紧靠盆地的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年均温度4°—12°，年降水量500—900毫米；四川盆地是椭圆形结构，以浅丘和平原为主，平均温度16°—18°，全年温暖湿润。按照温度、湿度、高度、优产度、洁静度、绿化度这六个重要自然维度判断一个地方是否适合人类生存，川渝地区最符合。

这里景点众多，格外优美。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巴山脉，与汉中盆地相望，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大凉山，东南边缘相望于武陵山。这里的岩石主要由紫红色砂岩和页岩组成。这两种岩石极易风化发育成紫色土。紫色土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营养元素，是中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盆地是全国紫色土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向有“紫色盆地”的美称。盆地底部面积约16万多平方千米，按其地理差异，又可分为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盆地北部顶点在广元，几何中心在蓬溪，东部顶点在重庆云阳，南部顶点在泸州叙永，西部顶点在雅安。盆地四周为海拔2000米～3000米的山脉和高原所环绕。大自然的特别眷顾成就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赋予了巴山蜀水得天独厚的好山好水好物产。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与绚烂多彩的人文景观在这里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展现出无穷魅力。甚至，我们可以像经书一样，罗列出一大堆经典AAAAA级景区的名字。重庆的计有：大足石刻景区、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武隆喀斯特旅游区、酉阳桃花源景区、万盛黑山谷景区、南川金佛山景区、江津四面山景区、云阳龙缸景区；四川的有：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峨眉山景区、九寨沟景区、乐山大佛、黄龙景区、汶川特别旅游区、北川羌城旅游区、阆中古城旅游景区、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剑门蜀道剑门关旅游景区、朱德故里景区、海螺沟景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乃至世界地质公园。

这里气候多样、植物繁茂。由于地形闭塞，气温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最冷月均温5～8℃，较同纬度的上海、湖北及纬度偏南的贵州高2～4℃。霜雪少见，年无霜期长280～350天。四川盆地年降水量1000～1300毫米，盆地边缘山地降水十分充沛，如乐山和雅安间的西缘山地年降水量为1500～1800毫米，为中国突出的多雨区，有“华西雨屏”之称。 “巴山夜雨”自古闻名，夜雨占总雨量的60～70%以上。盆地区雾大湿重，云低阴天多。峨眉山、金佛山是中国雾日最多地区，年相对湿度之高也为中国之冠。盆地年日照仅900～1300小时，年太阳辐射量为370～420千焦耳/平方厘米，均为中国最低值，故有“蜀犬吠日”之说。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这里生长着近万种保护层次高的动植物。高等植物占全国总数34%以上，古老而特有种之多为中国其他地区所不及。在盆地边缘山地及盆东平行岭谷有水杉、银杉、鹅掌楸、檫木、三尖杉、珙桐、水青树、连香树、领春木、金钱槭、蜡梅、杜仲、红豆杉、钟萼木、福建柏、穗花杉、崖柏、木瓜红等珍稀孑遗植物与特有种。在湿热河谷可见桫椤、小羽桫椤、乌毛蕨、华南紫萁、里白等古热带孑遗植物。 四川盆地的地带性植被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其代表树种有栲树、峨眉栲、刺果米槠、青冈、曼青冈、包石栎、华木荷、大包木荷、四川大头茶、桢楠、润楠等，海拔一般在1600～1800米以下。其次有马尾松、杉木、柏木组成的亚热带针叶林及竹林。四川是世界中药材集中地，川贝、川穹等享誉全球。四川盆地是石斛、花椒、茶叶、樱花等植物发源地。

这里是大熊猫的家乡。四川盆地是中国动物种类最多、最齐全的地区。有脊椎动物1246种，占全国总数45%以上，兽类和鸟类占全国总数53%。据统计,除鱼类外盆地底部共有动物417种，盆地西缘、北缘和南缘山地分别为487种、317种与288种，其中经济动物均占一半以上。盆地西缘山地是中国特有而古老动物保存最好、最集中的地区，属于一类保护动物的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灰金丝猴、白唇鹿等，还有珍贵特有动物小熊猫、雪豹、鬣羚、短尾猴、猕猴、毛冠鹿、水獭及鸳鸯、血雉、红腹角雉、绿尾虹雉、白腹锦鸡、红腹锦鸡等。盆地西缘的平武、青川、北川、宝兴、天全、洪雅、马边等地，均为中国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已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王朗、卧龙、蜂桶寨、喇叭河等7处为大熊猫、金丝猴等自然保护区。酉阳、马边、平武等盆地边缘山地溪沟中的大鲵及长江、金沙江中的中华鲟、白鲟也为四川所特有，均属国家保护动物。

这里矿藏品种多、储量大。已经发现矿产130种，占全国的70%，有28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钒、钛、硫铁矿、熔炼水晶等7种居全国第一位。攀西钒钛矿世界著名。有煤、铁、天然气、石油、盐、芒硝、石膏、磷、铝、硫、铜、锰、金、石墨、汞等矿产资源，其中天然气、芒硝为中国之冠，并有中国重要的锶矿。川东北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富集区之一，川中和南充等地盐岩矿储量很大。四川水能资源理论藴藏量为1.43亿千瓦，占全国的21.2%。四川旅游资源世界第一。

这里产业特色突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四川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大省，早在殷商时代，即开垦种植水稻。四川盆地分布的紫色土面积达14万平方千米，具中性或中性偏碱，富含磷、钾等矿物养分，质地适中，有较好的透水、通气性。四川盆地的土地利用率高达30—4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水稻、油菜籽产区。蚕桑、柑橘、油桐、白蜡、五棓子、银耳、黄连等产量均居中国第一。

这些山水风物及其承载、蕴含的故事，有的是大气雄浑之美，有的是婉约细腻之美，有的是悠远神秘之美，有的是清幽秀丽之美，有的是精工雕琢之美，有的是悲壮豪迈之美，有的是激越昂扬之美，有的是庄严沉思之美；有的美在形，有的美在意，有的美在动，有的美在静，有的美在自然的天工，有的美在人生的历练……巴蜀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江河文化，五彩缤纷，独具特色。这里人与山水同行、诗与远方同在。

（二）川渝之美在 “觉变”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同志的这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集中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审美意旨和境界。无限风光在险峰，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审美路径，经过了一番刻骨铭心、不足为外人道的通达美的过程，才能见到真正的大美，而且这样的美，既是视觉，还是体会、感受与品位，是“见他人所不见”，“见自己所未见”。

安乐的田园是美，满目的青翠是美，苍茫的旷野是美，无垠的大漠也是美。一方面，外面的世界精彩，他乡的风景迷人；另一方面，在游子那里故乡贫瘠的土地、干涸的小河也更有其动人之处。因此我们说一个地方美，一定有它打动人、吸引人之处，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这样的感觉就是一种“觉变”。

觉变就是人们感觉的变化和辨识。觉，就是人或动物的器官受到刺激后对事物的感受和辨别，主要为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觉察、觉悟、觉醒、觉得等，都是“觉”的活动。旅游就是换一个环境找感觉，这个感觉包括视觉（美景）、味觉（美食）、听觉（美音）、嗅觉（美气）等的体验和转换。本质就是“觉”的变化。这个“觉”贯穿从物质到精神的全过程，满足“最小作用量原理”（时间与能量之积最小）。因此，旅游就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寻找快乐和幸福的过程，就是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就是回归人性本色的过程。景区一定要有美景。关键在“觉”字上做文章，引导更大觉变，带来更大快乐。

在《天府学》一书中，用十大原理从大尺度上描述了川渝两地的独特性，这十大原理，就暗含了很多“美”的机关。触摸这样的机关，就有助于让我们从“觉变”的角度重新认识天府，重新寻找、审视和抵达川渝非同寻常之美。

一是通过“珠峰映射原理”领略“大气之美”。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8844米，世界最高，誉为地球第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因此中国与印度人口最多，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空中暖湿气流来自印度洋。

二是通过“海拔适中原理”体会“适度之美”。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黄帝、大禹诞生在此。

三是通过“封闭开放原理”品味“创造之美”。四川是“四塞之国”，四周都是高山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巫山山脉，南有云贵高原，但有三峡出口，表面封闭，实际很开放，是封闭与开放的完美统一，所以四川人骨子里不保守、敢于创新，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改革家和英雄。

四是通过“千河滋润原理”带来“润泽之美”。由于西靠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250万平方千米），四川有大小河流5000多条，流域面积一百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1409条，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在四川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都是雪原淡水，适合多种生物生长（包括微生物）。

五是通过“内海遗存原理”形成“丰饶之美”。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因此地下矿物很多（石油、天然气等），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人口多。

六是通过“经纬趋优原理”追溯“起源之美”。四川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东经105°中轴线上（在东经98°至108°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适合经济社会发展，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

七是通过“南北交聚原理”感受“交流之美”。四川处于中国西南、西北和华中结合部，长江经济带上端，胡焕庸曲线经过四川成都，是南北丝绸之路的交点，是国家重要战略基点，是科技、商贸、文化、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

八是通过“向西凿空原理”产生“开放之美”。四川向西是青藏高原，向东是太平洋，向南是印度洋，是中国西向和南向开放的大门，是进入印度洋和欧洲非洲的捷径，自古就是走向海外的先锋，蜀布、丝绸、茶叶、邛杖等3000年前已经畅销西方，具有向西畅通优势，汉代张骞也走过此路。

九是通过“移民组合原理”汇聚“包容之美”。今日的四川人几乎都是外地人，本地原住民不复存在，历史上几次大移民特别是清代湖广填四川，使得四川是中国最典型的移民省，有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优势，具有包容性和互补性。

十是通过“地质造势原理”塑造“坚毅之美”。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特征。四川人具有坚强的品性，敢于攻坚克难、共克时艰。

大气之美、适度之美、创造之美、润泽之美、丰饶之美、起源之美、交流之美、开放之美、包容之美、坚毅之美，再多的形态都不能穷尽川渝之美的内涵。这些美，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觉变”认知的过程或启发。这样的过程或启发，排除体验的内在变化，通俗一点说就是“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十分重要。有人戏谑“旅游”是“从自己活腻了地方到别人活腻了地方去”，就是换一个角度。在别人那里司空见惯的风景，在你这里却非同寻常。就像当年从重庆初到成都，讶异于这里街道路口的宽阔，惊叹于潮汐往返的自行车大军，说起周边的凤凰山、五龙山、牧马山、木兰山……也往往要在“山”前边加一个“所谓的”。同样，一个外地网友对重庆的观感，于重庆是生活，于过客却是不可思议的风景。网帖说：

重庆这些年成了网红城市，美女多，GDP增速快，房价低，这座山城城市被冠以“中国第一魔幻城市”的称号。“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当年刀郎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歌词有点扯，公共汽车怎么会停在八楼呢?

到了重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太年轻，见识少了。重庆南岸区聚丰江山里小区屋顶上真有一条马路！不仅有停在八楼的公共汽车，还有穿楼而过的轻轨。重庆轻轨2号线的李子坝站，1楼至5楼是商铺，6楼是站厅，7楼是设备层，8楼是站台，9楼至19楼是住宅。在这里，每天都会上演轻轨穿楼而过的奇特画面。

一则“重庆24层高楼无电梯”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栋楼也迅速成了网红楼。这栋楼和李子坝站那栋楼有点相似，楼中有3个出口分别通往3条不同街道，第1层通往下望龙门车站；第10层出口通往白象街；第15层出口通往解放东路。

还有呢！在重庆巴南区界石有一双向四车道，从下往上看，整条公路呈波浪起伏。车辆驶过时，犹如海上行舟，看起来惊险又刺激。在重庆南岸区有一黄桷湾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共5层，15条匝道连着不同方向，这样的立交完全可以媲美F1赛道。网友戏称：“走错一个匝道，就是重庆一日游。”

重庆是神一样的山城，有着神一般的地形，导航看了会沉默，司机见了会流泪。在重庆开车用导航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你的导航只会说3句话：1、前面左转上坡道，前面右转下坡道，前面靠左上坡道，前面靠右下坡道。2、前方进入环岛。3、你已偏离路线。然后，你就迷路了……你不开导航会迷路，即使你开了导航也会迷路。难怪大家把重庆称为“中国第一魔幻城市”。

二、川渝文化的“融合之美”——绵延的记忆与脉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竞争，除了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世界的融合，除了利益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世界的区别，除了文化的区别，还是文化的区别。文化是气质、习惯、基因、标签以及深入骨髓的“审美情趣”。川渝一路走来、一路浸润、一路融合，堪称大同而小异的典范——在大同背景上的小异，与小异背后的大同，是家人的感觉，是熟悉的味道，是同气连枝的见证。

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位一体”所组成，它们之间既相对独立，自成系统，又相互关联，互成系统，互为支撑。其中，经济与文化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活动方式，通过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具体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两者更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彼此渗透，共生互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配，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经济和没有经济的文化，经济和文化就是通过在一定地理、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紧密联结起来。因此，人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人”或“经济人”，也是“文化人”。人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山川河流，也脱离不了文化基因和文化基础。

从文化对人的影响来看，选择何种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是需要通过人的自觉抉择确立的，而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主客体双向度的建构、互为依存的关系。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受动者，时时处处受文化的型塑或软约束。文化系统是人们的行为取向的重要方面，它可以决定人的价值观念，构成人的行为准则；文化系统也是人们活动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它既影响着活动的方式，又影响着活动的结果。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文化也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或源泉，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规范、传播、牵引等功能。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共生互动的双重性或两面性，经济与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本性、特点和规律，两者之间除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外，也会存在相互冲突、不相协调的一面。分析和揭示经济与文化相互冲突，不相协调的性质、表现，使它们从冲突走向和谐，谋求经济、文化的同步互助、协调发展。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语境下，一直以来既携手共进、相辅相成而又“爱恨交加”“相爱相杀”的成渝两地，也需要做足“巴蜀文化”功课，梳理地缘之间文化力量，认真总结历史正反经验教训，筑牢川渝两地鉴往知来、固本开新、共生互利、协同创新的文化根基与文化底气。

（一）先秦时期的巴蜀：相互渗透中融入华夏文化

李白曾诗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巴蜀地区在地理上距离中原地区较为遥远，由于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系的阻隔，这里在远古时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巴和蜀本为来源不同，地域不同的部落联盟，自成一体，各为方国，各谋发展。巴蜀又同时为近邻，商代时巴方主要活动于陕南一带，与蜀的北部毗邻。两国共同参加了武王伐纣，西周初期受到分封，地域仍相毗邻。先秦时期的巴蜀，偏居一隅，不与秦塞相交通，彼此之间也亦分亦合、时分时合，走过了“独自发展”与“渐渐融合”的漫长岁月。

从广义上讲，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巴、蜀两族作为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主体族群，历史悠久。蜀人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地早期历史说“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夏商时期，早巴文化和早蜀文化虽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较为密切的相互联系、交往和文化影响。由于地缘相近，文化习俗相似，古人也常将巴、蜀连称，可见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中已将巴蜀视为“联体婴儿”了。晋蜀人常璩《华阳国志》从地方志的角度，虽然分别撰写有巴志与蜀志，但在追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迹时，却常常将巴、蜀并提。《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例如《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巴、蜀在早期也曾长期和平相处。由于地域相邻的关系，巴蜀之地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巴、蜀也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早期巴、蜀之地的盐业开发，都很兴旺，双方贸易交流往来频繁。在水陆交通与贸易上，水陆两途都是巴、蜀双方所充分利用的。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这对促进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兴旺，对加强巴、蜀的密切关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发展蜀国农业，经济非常繁荣，人民富足，巴国也因此受到了较大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人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

巴、蜀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比如古蜀时期的“魂归天门”观念对巴人和楚人就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巴蜀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在民俗、民风上，巴、蜀由于地缘相近，具有很多相同点，但又各具特色。《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又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因为地域辽阔，所以既有“君子精敏，小人诡黠”，又有“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并且多“斑采文章”，在音乐方面有“夏声”，在饮食习惯方面“尚滋味”，商贸方面很善于致富。古代巴、蜀的这些民风特点，今天仍可见其余韵，可谓传承悠久。

到了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巴蜀从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精锐部队——巴蜀之师。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他们勇往无前，冲锋陷阵，锐气喜舞，尤擅“巴渝舞”，动作劲勇，刚健有力。众多考古成果可以支撑史书记载，所言非虚。史料记载说明，先秦时期巴、蜀关系密切，尤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结为联盟，互动密切。可见，巴蜀同盟关系由来已久。

到了战国时期，巴蜀的富饶自足，易守难攻，自然也被秦国虎狼之师虎视眈眈。秦人认为，取得巴蜀之地“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王令张仪、司马错率军攻取巴蜀，将两个原本自成一隅的方国变为秦国的蜀郡、巴郡。而巴郡和蜀郡的丰饶富足与互联互通又为秦国进一步灭楚以及吞并六国准备了条件。具体说来，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被纳入秦国版图，中央朝廷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改造，建立以郡县、官僚、赋税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制度，并将这一地区作为国家的战略大后方，苦心经略，大力开发，以求其富，巴蜀人民均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编户齐民。同时，秦地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对巴蜀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巴蜀地区与秦地“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常璩将秦与巴蜀社会风气朝夕渐染的原因，主要归结到“染秦化”，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司马错定蜀时即为蜀人“被诸夏之化，即以此为始”。

（二）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开疆拓土中塑造一体多元

没有当年秦惠王的西进南下，没有纳巴蜀——或者说没有纳巴蜀后的苦心经营累积实力，就何谈后来的灭六国、奠伟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巴蜀的天平与介入，决定着帝国的方向与未来。

秦灭六国之后，“移秦民万家入蜀”政策，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整合。如卓文君家族的祖先从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后富甲一方，成为地方富家大族。自古以来，成都本是一座依水而筑，以水定形；因水而兴，由水而荣的千年古都，它的兴衰荣辱自古就与治水成败有着密切联系。远古时鳖灵治水，望、丛二帝的动人传说，大都与水有密切关系。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发掘也证明古蜀文明被毁与洪水、瘟疫肆掠具有密切关联。成都因战国时期秦在此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福泽一方，使得成都平原长久以来被誉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更因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沿用至今而闻名于世，李冰父子因都江堰治水成为四川人民所代代敬奉的“川主菩萨”，他们领导下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经济安全、农业安全、生态安全、也保护了一方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因此，“治水”已经成为千年成都的一种历史文化基因，“治水”已经熔铸于“天府之国”的历史血脉之中。

从区域经济发展而论，秦并巴蜀，随着秦对西南边地的开拓，巴蜀内地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日趋深远，开始孕育以成都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到了西汉中、晚期，全国形成了十大经济区，巴蜀地区便是其中一个单独的经济区，逐渐发展为真正的“天府之国”。成都在西汉中期一跃发展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临邛、广汉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与融合发展，巴蜀文化成了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最大的经济文化区，巴蜀文化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巴、蜀广袤大地上的人们，终于真正凝聚为一体。共同的地域为人们的生存发展馈赠了必要的地理空间，而长久的融合发展，将人们紧紧黏合在一起，从最初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到文化交融，再到文化融合，巴蜀文化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难分难离。

通过秦中央朝廷长达110年的经营，巴蜀地区一方面来自国家力量的强力同化，另一方面是外来族群的彼此融合。巴、蜀不仅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功劳，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央王朝的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大后方。总之，秦并巴蜀之后，巴蜀文化对后世影响仍然在继续，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历史的车轮行到了秦汉之际，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大汉王朝基业。汉代最终将巴蜀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其一，巴蜀在政治上为汉高祖“帝业所兴”之地，高祖五年，汉军之中有大批巴蜀将士解甲归田，返回家乡，很多获得爵位，发展成为巴蜀各地的名门望族，这在文化心理上加深了巴蜀人民对汉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二，汉王朝放宽了思想禁锢，允许百家存在，汉武帝时虽然独尊儒术，但百家之术仍在天下郡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巴蜀地区尤其突出发展了道家学术和易学。其三，汉王朝吸收天下精英入朝为官，既加强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提高了汉王朝认识处理天下郡国事物的统一调度能力或执政水平，有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全国各地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司马相如、落下闳、王褒、杨雄等均在朝为官，在思想、文化、感情上保持了巴蜀与中央王朝的各种联系。其四，汉景、武之间，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兴办学堂，极大改造了巴蜀地区的“蛮夷之风”，逐渐与汉朝主流文化融为一体。秦汉三国时期，是古代巴蜀地区水、陆交通大发展，形成基本格局的关键发展时期。交通路线由先秦时期的自然形成，民办民管，转变为干道官营为主。在陆路交通上，由过去的蚕丛鸟道转变为可通车马的大道。农业发展更为迅速，尤其在平原浅丘地区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牧业、饲养业、渔业、各类手工业、冶铁、井盐等也大为发展。一言蔽之，秦汉、三国时期是巴蜀文化产生剧变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先秦的巴、蜀是巴蜀的巴、蜀，秦汉之后的巴蜀是中国的巴蜀。

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曾周游天下，广泛搜集史料，足迹曾到过四川，留下了有关巴蜀的物产、交通等相关记述，他以“巴蜀亦沃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来描述巴蜀大地的富庶与开放互通。东汉史观班固作《汉书》时，也在西南地区众多的民族中观察到巴蜀的同一“文化圈”的特征：“巴蜀广汉，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木疏食果实之饶。 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汉书·地理志下》）班固用“与巴蜀同俗”的笔触来形容这里的风土人情的性相近，习相近，将巴蜀并称、并列一起。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巴蜀先民已经开始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及文化心理已经趋近一致，融为一体了。当然，另一方面，四川地域远离中央朝廷，内有天府富饶，外有群山庇护，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旦天下有变，也可以关起门来，自成一体，割据一方。章太炎先生曾经概括这一历史现象时说到“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汉代四川地区被称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徒，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

（三）两晋巴蜀到唐宋四川：治乱交替中实现繁荣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先有成·汉政权（李特），自立为国，割据巴蜀地区，共计四十二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巴蜀地区可谓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自东晋权臣恒温灭成·汉政权以后，巴蜀地区曾经长期处于东晋、刘宋、南齐、萧梁等南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动乱频仍，内乱不息。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攻入建康（南京），陈后主被俘，陈朝灭亡。这次在平定陈朝的战争中，巴蜀军队不仅平定了荆湘地区，而且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陈军，使隋军主力部队第一较为顺利地攻克陈朝都城建康，完成了隋朝统一中国大业。隋亡之后，巴蜀归唐。从秦时置为巴郡、蜀郡，汉代置为益州，唐代又将巴蜀改为剑南道，以后又改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唐玄宗以前只有东、西两川，简称“两川”。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又调整为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辖今陕南、川北，治所在汉中），这时又被简称为“三川”。

唐、五代、宋之际，是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四川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到北宋宋真宗时期，在益州（成都）、梓州（三台）、利州（汉中）三州之外，新置夔州（奉节），在宋代便被称为“川陕四路”，到了北宋末，宋徽宗将这四州简称为“四川”。从北宋中期以后，四川由乱转治，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与两浙路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农业、商业、纺织业、茶叶、酿酒业、制糖也、井盐、造纸、印刷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例如，宋代四川是纸币的发源地。由于商品经济和大众贸易的发展，需要大额的、易于流通的纸币这种货币符号来代替铸币的流通，商业的繁荣进步，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早在十世纪末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它比西方纸币的产生早了六百年。随着交子的产生和流通，宋代四川还创造发明了一整套纸币发行的金融管理制度，保证纸币币值稳定与正常流通。到了南宋时期，东南地方仿照四川交子，开始发行会子，纸币开始在宋朝境内全面流通。宋代时，四川的文化相当繁荣，人才辈出，如以“三苏”为代表的“苏氏蜀学”，以张栻、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等等。

宋代四川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家国情怀，在南宋末期就凸出彰显出了它的磅礴力量。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在宋金边境设立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川陕四个防区，以抵御金军的进犯。其中，川陕防区一地的军费开支就相当于其他三个防区的总和，其他三个防区军费是由朝廷负责供应，而川陕防区的军费则是依靠四川地方自己筹集。四川不仅保证了自身川陕战场军费的需要，且每年还向中央朝廷上缴财物，支撑抗金军费。从南宋初年到金朝灭亡，四川坚守住了国土，金军始终未能踏入巴蜀大地。金朝灭亡，宋蒙对峙，四川虽然成为最早受到蒙古铁骑进犯的地区，但坚持抗蒙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四川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家园，在各地修筑山城，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无畏坚定的持久战，拉锯战，如三江径流，山环水绕的重庆合川钓鱼城的孤城守卫战。在13世纪的世界版图上，蒙古的金戈铁马可谓是一支无坚不摧、言之色变的可怕军事力量，中亚、西亚、欧洲各国，未有敢与它争锋抗衡者。而我们巴蜀大地，偏偏能拼死对抗，在当时实属难得，并让蒙哥战死于此，使蒙军铁骑尽取巴蜀足足用了五十二年的时间。合川钓鱼城军民的众志成城，顽强坚守的精神，早已成为巴蜀子孙后代忠义卫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图腾，至今激励着四川人的血性与坚韧。蒙古人未进犯四川以前，四川是南宋抗金的最前方。蒙古军队进攻南宋，四川成为前沿阵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人口稀少，田园荒芜，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宋代四川。元朝主要采用了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方式经营四川，经济发展缓慢。元末战乱，更是“民靡靡于遗，荒地复增”。直到明代，又开始逐渐恢复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这时的经济地位毕竟还是与宋代四川的文明发展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成都工作，在钓鱼城下长大的赵晓梦说，“我熟悉它古老而又年轻的模样，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门每一个景点每一段历史”。为此进行了长达十余年有意识的准备，研究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了1300行长诗《钓鱼城》。他大学时代的老师王本朝先生对爱徒的作品赞赏有加：沈从文把湘西带进了文学史，而赵晓梦的这部作品把钓鱼城带进了文学史。

（四）明清时期的四川：移民重构中彰显变革特质

到了清初康熙时期，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所下一道圣谕中提到“四川人”的概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主要是由于清初那场史无前例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在全国各地18个省市纷至沓来的移民人群中，人们难以避免地会因地缘关系，产生省籍、原籍意识，以划分各自更亲近“老乡群”，建构各自更利生存发展的“朋友圈”，以一些共同的文化认同凝聚共识，抱团取暖，共同进退，因此有了“四川人”“湖广人”“山西人”“陕西人”等观念的普及与传播。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几乎化作焦土。清初的统治者记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制定并执行了“安民”“裕民”“便民”等各种治蜀国策，特别是针对战后人口损耗，“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实行了移民实川、招民垦种、轻徭薄赋等措施，“湖广填四川”移民潮随后徐徐展开历史帷幕，对重构四川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繁荣、文化融合等都意义深远。清代是历史变革、转型的时代，四川社会的发展演变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更加急剧，四川与全国各省区的关系及互相影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更为直接和密切，四川一动，似乎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乎牵动中央朝廷、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平定吴三桂叛乱、湖广填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川楚白莲教其一、川江通轮、重庆开埠、川边改革开放、保路运动等等。就四川经济发展这方面来说，鸦片战争以前，四川商品流通市场主要形成了县属场镇市场、省内区域市场、国内市场等几个层次，商品经济也得到较为明显的快速发展，区域商品市场逐渐形成，并开始向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转化。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海关成立，重庆开为商埠，巴蜀大地的市场开始被迫向资本注意世界开放，重庆快速成长为西南内陆腹地的进出口贸易中心。

（五）民国时期的四川：战乱频仍中承接文明薪火

民国时期，四川商业、外贸的发展变化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重庆开埠以后，四川进入早期近代化的阶段，小农经济逐渐受到冲击，一方面，农村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受到进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冲击，成为国际商品市场的附属部分，为洋货的输入和土货的输出服务。辛亥革命后，四川的经济发展没能迎来他的发展机遇，遭逢社会分崩离析，军阀混战20多年，经济发展缓慢。尽管如此，四川人加强团结，抱团发展，商帮、同业公会、会所、公馆、公司、字号等形成新的流通主渠道，同时又“师夷长技”，成立了洋行、公司等作为辅助流通渠道。商界还走出重庆、将商品流通的渠道一直延伸到对外贸易的最前沿——上海，承担其川帮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业务。1914年，重庆总商会还投资建设商业场，并创办夜市，成为一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区，促进了商业发展。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随着国家政治重心的西迁，经济重心也逐渐转向了重庆。但在它悄然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它也承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轰炸机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仍旧顽强挺立，不屈不挠。成都在这一时期商业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民国时期就形成了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路、提督街、盐市口为城市商贸中心的新格局。无独有偶，成都也承受了日军的野蛮轰炸，也坚强地挺立过来。但巴蜀大地不是一块轻易屈服的土地，不仅自身承受了大轰炸的各种打击，川军将士还积极出川抗敌，以血肉之躯将侵略者拦在了巴蜀大地之外，成为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抗战的主要大后方，对中国的抗战事业、经济、学术、文化的战略转移与薪火相传作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

巴蜀历史文化无疑是一个整体，所勾勒的文化概貌和历史辙迹，所梳理的人物故事与珍贵遗产，以及祖先的筚路蓝缕、勤劳坚韧及兴衰治乱、生聚教训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或引为自豪或引以为戒的基因密码，促使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深入了解省情、地方文化概貌，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获取更多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动力。

第四节 人文：感受与品味

一、川渝性格的“张弛之美”——淡然的江湖与田园

（一）外放的风骨与内敛之美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川渝两地的人们汲取巴山蜀水之神韵,在人文性格中有“山姿水态”,并没有完全受儒家思想同化。《汉书》载四川“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华阳国志》载四川“俗好文刻，少儒学，多朴野，盖天性也。”四川历来是割据之地，“治”“乱”交替频繁，频频被提起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野性骄狂之美。在治乱频仍的大气候下，巴蜀人较少受儒家思想的约束，野性未泯，多数恃才傲物，骄顽难驯，自由自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文人”。著名的有唐代的诗人司马相如、李白等。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司马相如的 “琴挑寡妇”、“窃妻私奔”、“当垆涤器”一身胆气，哪里是正统儒生，分明不屈于世俗礼教。后人称为“诗仙”、“酒仙”的唐代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多的是豪放自由、率性任情的江湖性情。二十四岁便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苏东坡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的诗词风格向来都是潇洒飘逸，豪迈奔放。在《与杨元素》里：“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性格率真表露无遗。

思变进取之美。古往今来，作为移民大集合的四川，各种文化交相融合，到近现代以来，又有著名文人，如巴金、郭沫若……四川自古便才子名人辈出，个个都有着独特个性与风格，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思想自由不拘，敢说、敢做。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拓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

刚柔并济之美。四川走出去的历史名人、伟人，都是大胆而自信、乐观直率，四川人骨子里就流着这么一股热情、奔放的血液。关于道教的发源地，众说纷沓，有说道教发源于青城山，也有说发源于大邑鹤鸣山，或说策源于瓦屋山，不过，终归发源于四川境内。西汉张道陵创教以来，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奉《道德经》、《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人四川的年代是公元365年的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一位叫法和的僧人从中原来到四川，稍后又有昙翼和慧持入蜀。佛教在四川有过唐宋、明末清初两个兴盛时期，尤其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佛教讲究戒除贪、嗔、痴，少了这三毒，人心清净。二者看似不同，却又有相通之处，道教强调命，而佛教强调性。“命”可指是养身，“性”则指指心性，合起来可看作是修身养性。两大宗教对自古长期以来对四川人的文化品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川人的身上同样带有温婉、柔和的一面。从这样的文化性格才能理解四川独有的袍哥文化，讲究轻死重义，“袍哥人家，不能拉稀摆带”，要活得英雄，死得慷慨，不要被别人看轻。当然，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小圈子里搞“袍哥文化”，或类似的“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都是需要警惕和革去的。刚柔并济川女当为样板，不管有多少种泼辣，总透出几分温柔、几分妩媚，所以心甘情愿的“耙耳朵”盛行。川人的柔还特别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态度上。农业文明的优越，养出川人悠闲的生活品位。四川人好侃，因此，茶馆兴隆；也好骂，骂人的本事绝对风味独特，麻辣而悠扬。

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川渝双重的文化品格，但并非说彼此矛盾，这也是四川和重庆人性格给人五彩斑斓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两地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独特文化。当代著名文学家余秋雨就曾写道，“从三峡出发的人，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击，都有点叛逆性，而且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重塑幸福生活的美学观

19世纪的法国旅行家古德尔孟将成都誉为“东方的巴黎”；上世纪初，美国人约瑟夫•比奇在权威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将四川这个“中国西部”称之为“东方的伊甸园”。“天府之国”是农耕文明时代上帝赐予四川人的礼物，其物产富饶、山川秀丽，有人形容关起门来也能在里面生活几十个世纪。在中国，可以说它是一个被放大了的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三）“少不入川”是担心承受不了“美”的围猎

乐不思蜀的典故源远流长，反衬出蜀地“为乐”的难以替代。

优越的物质条件，繁荣的商业经济使四川人有时间、有资本来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四川人悠闲的生活方式也养成了川人生活节奏缓慢，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安于休闲享乐的人生态度。所以，四川在过去常常被人视为诱人的“安乐窝”。贾平凹在《入川小记》中说：“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少不入川。少不入者，则四川天府之国，山光、水色、物产、人情，美而诱惑，一去便不复归也。此话流传甚广，我小的时候就记在心里。”

这句“少不入川”的话，是作为对尚未成年的陕西人的忠告，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于是历史上也就有了“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说法：天府之国实乃温柔之乡，好吃好喝好山好水之外还外加美女如云。少不入川说明生活幸福指数高。少年当胸怀天下，若早年入川，意志不坚定者难免流连于斯，乐不思归，则一生平淡，难成大事。年老的时候不要出川，其他的地方不会有四川这么悠闲。在这里，看破了世间之事，洞晓了人生真谛后，可以于此安享晚年，利用后半身的时光，弥补少年的艰辛，磨去红尘里的凡俗气息。然而，四川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缺乏价值强势输出的机缘，而历史上又对四川人生活的误会多于对真实的了解，于是，关于四川人的生活方式就这样永无休止地争论着。争论即是美的不同价值评判。

（四）“人间烟火”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逍遥自在是古蜀文化浸润在四川人身上的、不可更改的烙印，更是今天的四川人孜孜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四川这块盆地养育出的巴蜀儿女个个活色生香。他们淡了世俗、修了道佛、自由了生活，他们顽强、聪颖、敢于创新，就算贪玩，也是有意义地在追寻。享受生活在川人心里是唯一不可动摇的信条。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才会努力地去创造享受生活的条件，这就是四川人最大的原始动力。这种动力境界未免就是最高的，但至少它真实，充满人本主义的“人间烟火”，凡俗而隽永。

今天的川人好耍、贪耍同样在全国闻名，平常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你在其他城市也许很少见到有美女扎堆逛街，可是你在成都的大街上却随处可见。逛街不分时间段，她们引领着未来时尚的潮流，你从她们的衣着和步伐就能看出，她们是时尚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花开一芙蓉，绝代成佳人。在央视２台推出的《倾国倾城——最值得向世界推荐的城市》大型电视评选活动里，两千年成都榜上有名。繁华的春熙路，古色古香的锦里，美丽的夜成都以及历史悠久的安顺廊桥，一切，就如《倾国倾城》那首歌里所唱的一样，斜阳染幽草，几度飞虹，摇曳了江上远帆。

（五）悠闲也是一门生活美学

多年前，有许多深圳年轻人喊出了35岁退休，退休后的理想就是去成都生活。成都的休闲文化是整个四川逍遥自在生活文化的缩影，吃喝玩乐样样皆精，因此，介绍成都，你就会对整个四川的悠然自得有所了解。成都人从来都将工作和休闲有趣地结合起来，又似乎从来都把两者分得很开，上班就是上班，耍就是耍。在锦江悄无声息流远的时候，成都人闲云野鹤似的过着，喝着茶，晒着太阳，打着麻将，他们给外地人的感觉，似乎是从来就不用工作。

月有阴晴圆缺，一根弦绷得太紧，反而多半影响大局，损害自身，适得其反。尊崇自然，顺应自然是川人生活方式的特色，随着建设的加快，这一特色当更加突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盛洪先生在谈到都江堰时说，“坝和堰，这一横一纵，一堵一导，代表了不同的治水哲学。抽象一点说，一个是所谓征服自然，一个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同样，道家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和光同尘、贵柔守雌、顺其自然、以退为进。这种对道的心领神会恐怕没有哪个地方可出成都之右了，成都人生活方式的血脉里就谙熟张弛之道的。

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入川小记》里，还曾倾尽一个数千年比邻而居的陕人对四川成都的美好印象和那种熨贴似的喜欢：我觉得这天恰到好处，脉脉地如浸入美人的目光里，到处洋溢着情味。树叶全没有动，但却感到有薰薰的风，眼皮、脸颊很柔和，脚下飘飘的，似乎有几分醉后的酥软。立即知道这里不比西北寒冷，穿着这棉衣棉裤，自是不大相宜，有些后悔不及了。从街头往每一条小巷望去，树木很多，枝叶清新，路面潮潮的，不浮一点灰尘，家门口，都置有花草，即是在土墙矮垣上，也鲜苔缀满；偶尔一条深巷通向墙外，空地上有几畦白菜、萝卜，一清二白，便明白这地势极低，似乎用手在街上什么地方掘掘，就会咕涌涌现出一个清泉出来。街上的人多极，却未行色匆匆，男人皆瘦而五官紧凑，女人则多不烫发，随意儿拢一撮披在后背，依脚步袅袅拂动，如一片悠悠的墨云，又如一朵黑色的火焰。间或那男人女人的背上，用绳儿裹着一小孩，骑上自行车，大人轻松，孩子自得，如作杂技，立即便感觉这个城市的节奏是可爱的缓慢，不同于外地。在那乱糟糟的生活漩涡里，突然走到这里，我满心满身地感到一种安逸、舒静，似乎有些悠悠超尘了。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是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反而让成都人更关注于自身生活，习惯从周遭的事物中找乐子，心态也就放得很轻松。电影导演贾樟柯说：成都给我的感觉始终是很悠闲的，大街小巷上，人们的步伐是轻松的，并没有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随处可见的步履匆匆的感觉。我想这和成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单之蔷曾经饶有趣味地分析过四川独特的气候对四川人性格的影响。他说：“成都人的‘闲’，我从文化和历史中找不到什么渊源，只好到自然环境中寻找。海洋性气候的冬夏昼夜气温变化不大，对人的文化是会产生影响的。其实变化就是时间，变化引起的那种感觉就是时间。古人也就是从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来制订历法的，例如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东西显然不能诞生在四川盆地，因为在四川盆地看不到这样的变化。看不到自然界的这些微妙的变化，长此以往是否会对时光的流逝不敏感，对时间不敏感，就不会只争朝夕，因此就会产生“闲”的心态和样子。”

二、川渝市井的“生活之美”——安逸的节奏与滋味

（一）舒服与知足之美

一个渔夫在海边晒太阳，富翁看见他，问他为什么不去打鱼？ 渔夫说：我打够了呀，今天够吃了，所以在晒太阳。富翁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打鱼？好赚钱买更大的渔网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 渔夫就问：然后呢？ 富翁就说，继续买更多的渔网，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啊！ 渔夫又问，再以后呢？富翁就说，钱足够多的时候，就雇些人帮着打鱼，然后你就可以在海边买个房子，天天晒太阳。渔夫就说：我不已经在晒太阳了吗？

如果将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场景，海边换成茶馆，渔夫换成成都人，一定没有丝毫的违和感。这并不表明奋斗没有意义，恰好在引人思索，我们为什么出发，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这样的追问，既是奋斗的真谛，更是“不忘初心”的美好。

张艺谋给成都的定义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句话之所以广为流播，在于他抓住了成都的特质，恰如易中天先生所说，成都人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娱乐。

成都人喜好边玩乐边工作，这是一种精明的生活智慧，与成都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特性息息相关。哪种事物都有轻松明快的一面，若在轻松的状态下能解决事情，为何要苦着脸严肃紧张呢？所以，外地人在成都打出租，他们会很惊讶，的士师傅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却可以在路上，不断地用椒盐普通话和同伴们联系，说着一些俏皮的话语。在飞速的时光里，成都的的士司机载着你享受着这个城市可以时时慢下来的椒盐速度。

成都特有的茶文化、麻将文化、饮食文化、平民文化，都是川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们靠着这些俯首皆拾的智慧，看云淡风轻，看日出日落，甚至，他们就根本不关心这些，他们觉得怎样坐着舒服就怎样做，怎样过得自在就怎样去生活。

于是，冒菜只卖多少碗，卖完手工；席桌只备多少桌，订完打烊；边做生意边打麻将之类也就由来有自、司空见惯、见惯不惊了。

（二）随和与简单之美

有作家曾说，成都是一个款步而行的颇有姿色的少妇，美艳不见得，是媚。成都不是什么金玉锦绣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它是银质的，样式素丽，做工精致，只有识货的并有底气的人才能担待它的美。有人说成都是一个注重本能生活的城市，是比较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它的空间和气候比较舒展，比较适宜，不逼仄，不干燥。在这样的城市，竞争不是那么惨烈，变化不是那么剧烈，人心也就不是那么焦灼。这样的城市，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这可能就是那么多人喜欢成都的原因吧。

成都给你某种与幸福类似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的幸福，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恰巧被自己找到。而幸福是一种感觉，因此在成都生活，会给你这样的感觉，相类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对这座城市最高的褒奖了，给众人幸福，是这块宝地的幸运和荣幸。成都人想要的幸福其实很简单。

曾经看到过一对坐人力三轮车结婚的新人，当他们简陋的三轮车在繁华的成都春熙路慢悠悠飘过的时候，你会恍然发觉那其实是一片云彩，一滴水珠。而新郎新娘的那股高兴劲儿比坐什么车都幸福满足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其实，四川人就是活得如此简单、自在而真实。

（三）幽默与淡定之美

成都人平时给人的感觉很散，但是，在偶尔的时候，你会突然发觉，原来，一只柔软的手里，也会充满了激情、幽默与力量。汶川大地震废墟下的可乐男孩，透着一种坚强和乐观，敬礼的小郎铮，则举起的是感恩与坚强。

网传北川一老大爷，被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解救出来，一看，周围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大爷就说了：“狗日的地震硬是凶喃，一哈把老子震到外国来了！”，则是川人独有的幽默与淡定。

而汶川大地震当夜，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连夜打着应急灯驶进重灾现场；第二天，是成都人排着长队献血直至血库爆满；各救灾现场，是成都的志愿者在进入灾区时满脸微笑，丝毫不担忧之后会有的余震危险，似乎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四川人的担当。

2020年8月中旬的大暴雨、大洪水，更是引发了川渝两地的“淡定”比拼。来势凶猛的洪水，穿过川渝，居然沦落成“被围观”的对象——洪水中我自巍然不动打麻将的有之，穿病员服上街只为“看一眼”洪水的有之，家门口的车被洪水淹了，则想起了“门泊东吴万里船”那动人的画面……即使处于I级应急响应，川渝两地都没有丝毫慌乱。

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因为，她最适合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就摆在那里，活色生香。如果说，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艰难人生变成“生命的劲歌”，那么，成都人则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他们当然也会把股市变成花会。四川人喜欢耍是出了名的，外地人也说四川人有点好耍。所以川人大多是些“顽童”和“顽主”。

（四）盐巴与川菜之美

不管四川人怎样耍，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都是前提。食不厌精，用在川菜身上是再合适不过。譬如回锅肉，四川人就非得青椒或者蒜苗，而且样样香料都要，如果少了哪那样，店老板硬是可以拒绝你说，哎呀，我们的蒜苗没得了，回锅肉作不成了，你要不换一个点？其实，四川人做每一道菜，都特别讲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厨艺高手。据说川菜的复合味型都有20多种，其基本味型分为麻、辣、甜、咸、酸、苦六种，有的川菜就是把这些味揉在一起，吃起来感觉奇怪，但却很好吃。这就好比“湖广填四川”，啥样人都有，啥样味都有，越品越有味。只是川人有耐心来整合和沉淀，很像川人的性格，既有容乃大，也有盐有味。

四川是天下的盐。美味离不开盐，盐曾经是巴人的一个垄断行业，所以四川人至今喊盐都还叫盐巴。除了重庆一带产盐，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川南的自贡。其一个个天车的高度，就可以想象盐之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川盐的品质。泡菜、豆瓣、腊肉、豆花、火锅，哪一样不是团聚在盐的周围。所以，《南方人物周刊》曾经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有了这么好品质的盐，生活就不愁有盐有味。故此，四川人的菜一般都味大些。四川人最怕的就是没味道。所以四川人会形容一个人没把日子过好，会这样说，日子过得“寡淡”，好久没吃肉了，会说“清口水”长流了。一切，都是因为盐。

古时候的四川人要把盐运出去，都要费尽千辛万苦。纤夫和棒棒，是这盐最为朴实的人间表情。今天，随着水运逐渐退出我们的视线，纤夫也逐渐成为一种历史。那纤索深深的勒痕已被时光收藏，那唱川江号子的人也在逐渐老去。只有他们赤身裸体，在江边嶙峋间逆水而上，绳子勒肩的身影，还在一些影像里被定格，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道。能够和纤夫相提并论的还有另外一类人，这类人从表象看也许没有纤夫那么辛苦，可那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依然是一个地域最为宝贵的血统。这类人就是四川方言里说的棒棒儿。《南方周末》曾经对棒棒有一个注解：“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和港口经济，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我一直以为，纤夫和棒棒是四川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特质，其具有的历史向度足以托起四川人的人本情怀，正是这种情怀，使川人的盐才具有独特的品质和回味。

川菜是国人的味。川菜代表着四川味道，某种意义上也是中餐的代表。川菜的发展大致分四个时期，雏形时期是春秋至两晋时期，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描写宴饮的“馔肴”就说“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西……”及珍稀动物的野禽野兽等“五肉七菜”，可见其品种之多。第二个时期为隋唐五代时期，是川菜的发展时期。两宋时，川菜跨越巴蜀疆界进入京都，流布各地，为众人所知，成为川菜的交流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明末至民国时期，是川菜菜系的形成时期。明末清初，辣椒传入中国，在适宜其生长的大西南地区繁衍种植。于是，川菜运用辣椒调味，继承且发扬了“尚滋味”、“好辛香”的调味传统，形成了地方风味特别浓的菜系。川菜，又往往和文化人结合在一起。如苏东坡发明的东坡肘子，丁宝桢发明的宫保鸡丁，还有张飞牛肉、姜维豆腐。川菜擅长调味，味是川菜的核心。辣味在川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只是一个方面，川菜讲究的是“麻、辣、鲜，烫”四个特点，比如四川名菜“麻婆豆腐”。

曾经有人对川味的调制有过一段精妙的比喻：“川菜厨师调制怪味，简直就像作曲家写总谱一样，各个声部都要使人感觉得到，又要和声效果完好。哪一种味道显得突出了，就像乐队演奏时发出不协和的声音似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川味调制的精妙可见一斑。所以就有了“味在四川，胃在中国”的美誉。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川菜就是中国的胃，是四川人给中国人送上了一顿家常美筵，使中国人不管在哪个角落，都能时时开胃。

盐与味，构成了四川人一本厚厚的生活美学史。吃上一顿好的叫打牙祭，对牙齿的一种祭祀，这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和人文，又是对吃的一种怎样的贪恋。四川人今天时兴说滋润二字，日子过得滋润，这仿佛是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几个朋友好久不见了，看见你容光焕发，还长胖了，会说：“哦唷，你日子过得滋润哦！肚皮都大了。”

安逸、巴适、好耍，这些都是四川人才能想出来的名词，也只能是属于四川人的专利。当他们为了吃一顿美食，在高速公路上跑两个小时，当他们呼朋唤伴，只是为了去郊外躺在地上晒一会儿太阳，斗一会儿地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四川人的生活是有盐有味的，是美好的。

（五）诗歌与艺术之美

在川渝两地，诗歌、艺术与生活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在川渝两地，你可能看见一个“土匪”形象与作派的文化人，也可能看见一个炒菜的厨子张口就来一段朦胧与莽汉。这里盛产的诗家、画家、评论家，无一例外都是最地道的“生活家”。

而第三大街艺术公司总经理石维谈起川渝两地的艺术动向更是如数家珍：四川（川渝）艺术领域在近代不仅有张大千、陈子庄等孤峰似的人物，在当年更是中国唯一拥有两大画派的省份，三峡画派和嘉州画派。从四川美院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获全国美展金奖开始，川渝两地艺术家便在中国掀起了当代艺术的狂潮。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仅出现了像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沂海州、庞茂琨、俸正杰、冷军等艺术名家，各种艺术流派也是一浪接一浪：从伤痕艺术、乡土艺术、新伤痕艺术、卡通波普到行为艺术，其主力军大多是川渝艺术家。据保守估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川渝艺术家几近半壁江山。川渝艺术家不仅引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潮，他们同时也是市场的宠儿，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大受追捧张晓刚、周春芽等人的最贵作品己到6~8千万元，且一画难求。尤其张晓刚，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首席地位，至今无人可撼动。

双城经济圈议题初热，川渝诗人的荷尔蒙就率先“冲动”起来，刊物共办、年会共开、诗歌共征、诗文共诵……8月5日起，四川日报全媒体策划推出了“成渝双城诗歌大展”，在川报观察、《天府周末》集中展示两个城市老中青三个方阵有代表性的60位诗人诗作，引发成渝乃至全国诗坛热烈关注及评论家的撰文点赞。2020年8月下旬，一场“以诗为名 唱和双城”——首个“成渝双城诗酒文化论坛”盛大开启。《川报观察》说：成和渝，中国城市版图上的双子星。山水相依的成都和重庆，诗歌更是两地文化同源的一个显著符号。无论是司马相如、李白、陈子昂、苏东坡、杨慎，还是郭沫若、巴金、叶伯和、吴芳吉、何其芳……无不是影响深远的名人。新诗百年，四川诗人亦未缺席，一直以火辣、生猛的势头和独特的巴蜀气质影响了中国诗坛。

诗酒与文化，在川渝两地似乎更为理所当然。这里有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经典，有东坡“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的名言，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爱酒的诗人、文化人比比皆是。

诗人兴会更无前。在旁人看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名家们因酒而聚，可以产生出诗酒交融的文化史，但在诗人、文化人那里，或许于他们更为要紧处不在诗，不在文，而在以诗歌与文化的名义，喝一台有关风月的酒，吹一通无关痛痒的牛，打发——或者叫“谋杀”——几多生动的、慵懒的、有趣的时光，梦想顺便留下几句传世之作，挣一张通往斯德哥尔摩的门票。

第五节  思想篇：内涵与特质

一、川渝内核的“创新之美”——精神的自在与自省

（一）自在的气质滋养美

探索未知、开创未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文明属性。创新是进步的灵魂，不论是大变革，还是小突破，这样的“求索”，不仅使个体的生命更精彩，更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厚度。

四川盆地虽然位于中国的腹地，但历史上很多事情都发端于成渝。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内涵与特质。

追求自由恋爱，倾慕两情相悦，就是川人带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不知为多少年轻男女壮胆……大气潇洒，敢为人先。

最早的纸币出现在这里。北宋以前，货币是金银铜铁，重而携带不便。成都人就弄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十六家富商联合，可兑换、可流通。这下携带方便，结算简单，交易当然更为顺畅。

天然气最早在这里使用。史料清楚记载，成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天然气的地方，早在西汉就发现了天然气，并加以利用。当今国际国内油价飞涨，川渝人民不仅有气可用，还稳定为东部供气，盆地下边储存有大量天然气，盆地周边有页岩气，整个盆地仿佛是一艘“气垫船”。

饮茶源于这里。四川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是成都的新津。唐宋时成都就是全国茶叶生产的主要地区，是茶叶贸易的集散中心。至今成都的茶馆文化仍别具一格，繁荣昌盛，其熟练之多，世界第一。

这里的地方办学是全国首创。早在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就在成都兴学，开学馆，设讲堂，建石室，蜀之人才源源不断。更不用说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发源地（大邑县鹤鸣山）和发祥地（都江堰青城山）都在成都道教。

就连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里也打头阵。可谓领先之质，本性难改。1911年辛亥秋成都的保路运动，引起全川的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开路先锋，被孙中山誉为立下辛亥革命的“第一功”。朱德元帅曾经写诗赞道：“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国革命先”。

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第一个发行股票、第一个重新开了当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古蜀国对外的交流和联系超出人们的想象。四通八达的栈道就像盆地顺畅的呼吸。早在开辟北方丝绸之路前，四川的商品就远销东亚和南亚；而顺着这些道路进出迁移的人群从没停止过。四川虽然有自满自足、小富即安、雅俗不弃、爱赶热闹等诸多瑕疵，但瑕不掩瑜。越是移民的地方越充满活力，越是移民的城市发展越快。

从心理学来说，有了家的感觉人就容易平和大度，以快乐的心情、开放的胸怀去汇聚、交流、贯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正因如此，盆地对创新思维和创新事物的接纳和认同超过其他地方。近几年成都有私车第二城、超女之城，奢侈品第四城等很多名号，现代社会的股票，汽车、网络、选秀等新鲜时尚也是迅速拿来并立即发扬光大。

有人说得好，在北京呆上十年，依然是外地人，但在成都只需呆上两个月，便可以成为成都人了。所以从古到今无论是皇帝诗人，还是军阀政客、文人学士、骚人墨客、商贾大亨、贩夫走卒、才子佳人、普通百姓，只要喜欢成都，来到成都，这里就是心灵上永远的家了。

创新的根本建立在对权威的破除之上，成都人敢为人先，却又很少以老大自居，对权威也不盲目崇拜。选择和创造新事物的出发点，在于这个事物是否实用、快乐。从这一点才能理解成都为什么居然是“私车第二城”，就在于成都人看重的不是车子的品牌和档次，而是汽车使生活更轻松和方便。这使得成都人既不抱残守缺，也不为物所役，易于把持住内心的平静与定力。在市场经济和追逐喧嚣的时代，这种看似散淡实则自在的生活方式恰恰构成了四川美妙的人文魅力。自然且自如，自在而自得，内心安定，自然容易进退自如。那种只讲忙碌，不讲闲适；只讲光宗耀祖，不讲忍辱负重；只讲向前发展，不讲休生养息的，看似有焦虑感，有奋斗心，其实是不平衡、不协调、不科学的状态。

（二）自省的气度创造美

川人的自省精神由来已久。2000年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相如倾注全力写成《天子游猎赋》上奏，极得赏识，即封为郎，嗣为中郎将，负责开发西南夷。公元前127年，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为说服那些不赞成开发西南夷的蜀人，写了《难蜀父老》的名篇，反省川人的种种不足，并指出拓展进取之道。20世纪初，在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四川留日学生人数显著大增，最高达两三千人之多。由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创办的《四川》杂志，以四川人民的代言人为己任，敲响西南警钟，气魄宏大，视野开阔，一开始就以急进的民主革命刊物姿态活跃在论坛之上。有一位自贡学子雷铁崖对“全蜀”发出了“警告”。1908年，《四川》杂志一、二号上，连载了由雷铁崖执笔撰写的题为《警告全蜀》的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文章。文章历叙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本性、侵略政策和侵略手段，极陈中华大地已成为列强瓜分的“中心点”，天府之国的四川也已成为英、法、日等列强竞争的“大战场”，中国人民面临“刀下之肉縻”和“枪下之血肉”的命运。而对川人的麻木不仁雷铁崖大声疾呼，认为川人病根有三：一是“自私病”；二是“倚赖病”；三是“推诿病”。《四川》杂志及其刊载的《警告四川》，是近代四川人自我反省与自我解剖的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当时，正值甲午战后的余痛深深地刺伤了中国各地人。

他们认识到，外国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除非中国人自己不争气。雷铁崖首先拿四川人的病根开刀，其矛头所向，直指四川人的“狭隘眼光”和“偏陋心思”，把四川人的自我解剖推向深入。

在探寻四川人自我反省的历程时，“盆地意识”的探讨与反思同样深刻。早在1987年下半年，在四川新闻界、文艺界对四川改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在讨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时，首先提出了克服“盆地意识”，增强开放意识。1988年4月，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四川人杨汝岱，在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代表省委大声疾呼，号召四川人民要增强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意识，克服封闭式的“盆地意识”。领导带头就如何理解“盆地意识”问题作理论上的阐述，剖析四川产生“盆地意识”的原因时。而那之后的几乎每一次党代会，都会把“解放思想”、“破除盆地意识”等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

四川一直走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但在1985年以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四川的步伐显得有些迟滞，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乡镇企业的步子虽说不慢，但规模和生存能力却比沿海地区差了一大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的有识之士开始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讨论并破除“盆地意识”。由此，四川进入了一个需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时期，川人又开始了思想大解放，认识到“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仍然是四川最大的省情，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四川最大的问题。30多年来历次省委几乎都把“在实干中解放思想”作为重要命题。

2000年前的《难蜀父老》、100年前的《警告全蜀》、30多年来对“盆地意识”的反思以及持续至今的思想大解放，四川人从没有停止过自我反省，四川人时刻自我反省，同时成就了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意识：既有悠深的历史回音在巴山蜀水激荡，更有的刚劲有力的时代号角在催人奋进。

2018年以来，四川省委深入学习开展了“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广大党员干部通过下基层了解实情，各县市互相交流，出省考察学习，对标对表烦死存在的“盆地意识”，吸取教训，对于四川加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跳出”的思维追寻美

12年前，当时在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本书主编与本文作者，我们承担了《四川日报》“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系列评论员文章的撰写。其中一篇题为《跳出盆地看四川》。文章这样写到：

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以思想大解放促进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第一个突破口就是要深化对省情的认识。突破的关键，在于从“三个最大”的省情判断出发，跳出盆地看四川，解放思想谋发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关键是“看”的角度、深度、广度、精度。重点是要跳出视野狭窄、空间局限、信息闭塞、交流困难等盆地属性束缚，增强发展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自信心。目的是树立强烈的拼搏意识、高昂的爬坡精神和鲜明的进取观念，将省情认识的巨大飞跃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切实行动，最终实现四川的发展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同步。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们对发展视野的拓展要更广。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规模位居西部第一。但把眼光放高远一点，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区域竞争能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我们与沿海发达省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我省经济总量占全国乃至西部的比重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如果我们只紧盯着盆地四周，止步于“西部老大”，无异于“逆水行舟”、“坐井观天”。视野有多广，路就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我们必须拓展视野，敢与强者比，敢和快的赛，敢向高处攀，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格局中去认识、思考和谋划发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们对发展水平的要求要更高。我省虽已跻身“万亿元俱乐部”，但这并不表明发展水平就高，我们的人均生产总值仅列全国第25名，不仅与沿海发达省市相去甚远，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较差距也十分明显。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层次、管理水平、运行质量都亟待提升，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对外开放水平尤其是经济外向度严重偏低，人民生活总体水平要达到全面小康还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自身发展水平，客观评估所处发展阶段，在发展要求上，既要看数量，又要看质量，既要看总量，更要看人均，要以新的更高标准推进新的发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们对发展潜力的认识要更深。挖掘、发挥潜在优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全国角度看，目前先发地区受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约束越来越突出，其自身条件、外部环境和比较优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观我省，虽然发展基础相对较差、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仍然突出，但我省加快发展的潜力很大，水能、天然气、钒钛等战略资源丰厚，科教实力较强，产业基础较好；在区域联系、市场联动、交通联接等方面有着独特条件和巨大潜力。潜力是发展的动力，机遇是流动的资源，认识和挖掘潜力的过程，就是创造和把握机遇的过程。如果我们陶醉于“天府之国”的标签，就必然浪费潜力，错失机遇，止步不前，延误发展。

跳出盆地看四川，我们对发展态势的把握要更准。从纵向看，我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市场化国际化提升期，跨越发展爬坡上坎的关键期。从横向看，特别是置身于全国新一轮发展热潮中，在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里，我省面临的形势是前面标兵更快、后面追兵更近。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我们在看到危机的同时要把握发展的趋势，在明确差距的同时要树立前进的信心。既不能为一点进步就固步自封、沾沾自喜，更不能因为是“欠发达省份”就垂头丧气、自甘落后。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必须跳出盆地横向比较，自加压力急起直追，把差距转化为发展动力，把劣势转化为着力重点，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跳出盆地看四川，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惟有跳出盆地看四川，才能深化对省情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谋划跨越，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二、川渝极核的“椭圆之美”——双城的愿景与追求

（一）椭圆视角的提出

有人说，数学的语言才是宇宙通行的最美语言。用数学的椭圆的视角解构成渝地区，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疑更“简单而粗暴”。

十年前，国家在重庆、成都分别设立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认识到成渝经济区是我国西南和西北的重要接合部，是西部地区开发开放历史最悠久、产业优势最明显、科技实力最雄厚、资源优势最突出、基础设施最完善、经济总量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区域，也是西部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西部大开发规划的重点开发区，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辐射源、助推器和催化剂……总之，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重要增长极，对带动西部大开发、大开放，推进全国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促进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十年前我们提出的以重庆、成都为两个焦点的“椭圆模型”构想，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得以再度被人提起。根据此模型可以说明成渝经济区的整体性和互动性，能揭示成渝经济区在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重要性。同时，由此模型能更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的深刻背景和深远意义。

椭圆是怎样的区域？其特征就是双核，于城市实际上就是精彩的“双城记”。这里回避结束了老大老二之争，都是同样地位的“焦点”，行政上是两个省市，经济上是一个区。如果把成都和重庆作为椭圆的焦点，德阳、绵阳、南充等二级城市和其他区县为椭圆里普通的点，整个经济区遵循椭圆定律，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应。　　特别是成渝地区处于东西结合、南北交汇的中间地带，经济较四周发达，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完全可能成为在西部重要增长极。

成都和重庆两个焦点作为一个整体，将对椭圆区域的其他点产生巨大的影响效力。椭圆一焦点产生的辐射可以反射到另一焦点上，同时两焦点间将互为辐射聚合、感应互动和热线贯通，这样整个椭圆区域就在各点的相互影响下发挥出1+1大于2的更大正效应，真正起到辐射源、催化剂和助推器的作用，从而使西部经济整体快速推进。

（二）椭圆定律蕴含的“双城六美”

成都和重庆是中国，乃至在全世界都很独特的双城，历史渊源之深，深到难分彼此。过去，有两种相反的发展方向即“双曲线趋势”，重庆向东，成都向西，形成了“拔河效应”，从而使成渝之间产生了“塌陷效应”。在新时代，将“双曲线”变为“椭圆区”，将“拔河效应”变为“相扑效应”（抱团），使“塌陷效应”变为“尖凸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要实现这些转变，必须运用和遵循椭圆定律，明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区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通过椭圆之美使我们对升级版的“成渝经济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从椭圆的“等效定律”中感受双城的“平衡之美”。在成渝椭圆经济区内，两焦点城市对经济区内每个城市的辐射效应在总体上是相同的，两市应保持平衡的紧张状态，同时又不能彼此割裂或勉强结为一体。根据这一定律，成都、重庆是等效关联的，对椭圆经济区内任何一地的影响都是相同的，区内任何城市向重庆或向四川方向发展都是正确的，无可非议，只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整个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由此可见，椭圆经济区的交通、产业、城市合理规划布局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科学、合理的规划，才能让经济区内各点享受到成渝同等的辐射效应，才能使经济要素不受行政区划影响而自由流动。成渝经济区要保持和放大这种效应，就必须协同共进，此消彼长都不能等效。

从椭圆的“聚合定律”中促进双城的“辐射之美”。在成渝椭圆经济区内通过一个焦点城市的效应(光线)经椭圆边界反射后，必然聚合到另一个焦点城市，两焦点联系越紧密所产生的辐射功能就越大。这也是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互动发展的最大意义——加强两大城市的辐射功能，真正带动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同时所辐射到的椭圆周边内各地的经济的发展又将反过来促进和提高成都、重庆两中心点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渝经济区的实质是以重庆、成都两个大都市为中心，带动重庆城市群、成都都市圈、成内(遂)渝经济带、成德绵城市带以及川南城市群等多个城市群落发展的战略，充分发挥重庆、成都的中心作用和辐射、扩散的潜能，从而有效促进成渝地区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以及产业链、产业群体的形成。只有两地在交通、能源、企业、科技、环境、土地、文化、社会、干部交流等方面进行聚集、感应、互动，才能使成渝地区成为西部乃至全国具有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区域。

从椭圆的“有限定律”中认识双城的“联合之美”。成渝椭圆经济区内的自然资源和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必须产业互动错位发展，必须扩大开放拓展空间。成渝经济区的资源和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因此，成渝经济区最重要的是要产业互动、错位发展、形成互补，避免同质化的浪费。比如重庆大力发展汽车，成都就可做汽车配套；成都发展航空工业，重庆也可做好相关航空配套。因此，成渝产业一定要统一规划，同时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向外发展，联合“走出去”。

从椭圆的“三维定律”中构建双城的“整体之美”。成渝椭圆经济区是水陆空立体互动的，相关要素由点到线到面，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更多元的发展格局。川渝共建不是表面的，要深入推进必须全方位突破。运用椭圆的三维定律，让成渝经济区建立以重庆、成都为枢纽，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多层次综合交通体系，并结合水、陆、空交通线路形成现代立体快速交通网络。在公路和铁路建设的基础上，把长江干线建成经济区大宗物资、集装箱运输的主通道，西北、西南地区大宗物资、集装箱运输的重要通道；民航方面将完善重庆、成都与西安、昆明、贵阳、拉萨、乌鲁木齐之间的主通道互联，调整支线机场通往区外的不合理直达航线，巩固成都双流机场、重庆江北机场现有国际航线，发展通往欧洲、周边国家航线。在交通、产业、文化、行政、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互动交联的立体空间。

从椭圆的“扩张定律”中放大双城的“轴距之美”。成渝椭圆经济区的两个焦点城市互为关联，互相促进，共同决定经济区未来的竞争力和扩张力。即椭圆的长半轴不变时，两焦点的焦距越小，则短半轴越长，椭圆张力增大，辐射面积向外膨胀。扩张定律决定了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必须充分重视与夯实轴向的发展，同时加强两个城市的深度交流，缩短距离，这样在纵向上将产生巨大的发展张力和膨胀动力。如果成都重视向都江堰方向发展，重庆重视向南川方向的发展，同时加强成渝间高速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互动，必然会在广安、南充、遂宁、德阳、绵阳、乐山、自贡、宜宾、泸州等地产生强大的辐射力，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从椭圆的“演化定律”中激活双城的“变化之美”。成渝椭圆经济区的东西南北长度和范围，即长轴和短轴，都是时间的函数，在不同的时间取值不一样，因此需要不断发展变化。根据演化定律，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应与时俱进，随时代而变化。因此成渝经济区建设要动态化、长效化、制度化，但本质不能变，即要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比如，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新调整时，就得因地制宜制定新的政策。

（三）新时代唱好“双城记”

唱好双城记，关键是把双城经济圈的影响和动能释放出来，把优势和潜能激发出来。而影响、动能、优势、潜能，既需要利用、发挥、打造，也需要感知、发现、宏传。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实现这样的目的，既要有“底气”，也要有“人气”；既要有“故事”，也要有“话题”；既要有“行为”，还要有“认知”。“成渝博弈论”、“成渝轴心论”、“成渝协同论”、“成渝圈群论”以及“成渝美学论”本身，正是强底气聚人气、讲故事出话题，是新时代唱好双城记的“认知”与“行为”。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尝试这样表达：

双城的博弈之美，具有观赏性、竞合型、成长性；

双城的协同之美，具有差异性、互补性、一致性；

双城的轴心之美，具有等效性、内聚性、功能性；

双城的圈群之美，具有多样性、灵活性、主题性；

而双城的“美学”之美，在于情感性、价值性、思辨性。

由双城出发，我们可以从前述政策、史地、人文、思想等维度，衍生出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美。这样的“美”，包含了与审美相关的形态、意向、视角、文化、体验，涉及“语境、环境、心境、意境”等崭新境界，由是可以初步构建起“成渝美学论”乃至“区域美学论”的大致框架。

在这样的框架下，成渝联合，“双城记”要演成“双赢戏”

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名称的变化说明国家对这一区域的高度重视，经济圈的确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是从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出发，给出了定位更加精确、目标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层次更高的设计。成渝双城经济圈是一个椭圆的双核经济圈，目的是打造“两中心”（全国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两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双城”的目的是“双赢”，核心问题则落脚到了利益分配联结机制，这才是将“双城记”演成“双赢戏”的关键。成渝双城发展战略从省级战略跳升为国家战略，可以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并列，成为可以进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家新定位。

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在城市功能的定位、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势政策的集中几个方面将带给两座城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样的变化将形成新的社会预期，进而吸引更多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从地理位置来看，成渝都地处四川盆地，而四川盆地被称为世界最好的盆地，我们要将这块盆地做大做强，做成金盆、火盆，成渝两地在电子产业、高端制造业、数字产业方面具有原生优势，强强联手的话在世界舞台也能占据数一数二的位置，因此，大力发展电子产业、高端制造业、数字产业等，并根据市场需求细化产业分工，这将为成渝产业的腾飞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成渝地区已成为“三带战略”布局的“心脏”，双城经济圈正如“心脏”的两个“心房”，或是磁场的正负磁极，有着很大的极化效应。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正像“心脏”源源不断为人体输血、供氧一样，为中国西部提供巨大的产业聚集力、要素转化力、市场竞争力、区域带动力，正日益牵引中国西部开放格局的大变化，基础建设的大提速，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正逐渐成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发动机、火车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个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全面深化改革最大国家政策，整合成渝地区新优势，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将四川盆地由“洼地”做成“高地”，将其打造成中国西部的“天眼”，成渝这两只西部的“眼睛”一旦睁开，西部才能亮开，沉睡四千多年的西部这头“睡熊”一旦醒来，西部就将雄起来了。

总体来说，成渝经济圈的推动机遇大于挑战。机遇在于：一是中央 “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四川、重庆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新时代川渝发展导航定向、赋予了新的重大使命，这也将引导更多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落地。二是国家多重战略的叠加。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将成渝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城市群并列，掀起了对中国经济“第四极”的热烈讨论。再到这次中央明确提出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加上“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三是双城 “东进西拓”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持续深入推进背景下，“分家”20多年的川渝两地，不断以充满新意的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由过去的“框架协议”“备忘录”转向了更多的“具体方案”“具体项目”。成都实施的“东进”战略引导着重大项目布局不断往东朝重庆方向延伸，渝西片区成为重庆工业化、城镇化最活跃的区域，其“西进”朝成都发展的趋势明显，东进西拓，相向发展，“双星”辉映，充满着无限生机和光明。

在这样的框架下，成渝融合，从物理混合到化学变化

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行政区划带来的行政壁垒。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无法发挥最佳综合效益，要妥善解决好利益、税收分配问题和就业问题，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需建立更高层级的经济圈协同发展机构、更高质量的经济圈目标考核体系和更高境界的经济圈税利分配比例。二是硬核不硬。都市圈是城市群的硬核，打造都市圈是构建城市群的必经环节和路径。成渝城市群要在2030年实现向世界级城市群的跨越，最关键的也在于加快建成成渝两大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圈。近10年间，川渝地区生产总值虽取得了年均超过10％的增长率，接近6万亿元规模，但与长三角城市群（21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10万亿元）、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26万亿元）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22万亿元）等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发展差距明显。一句话，极核尚不够强、次极城市发育严重不足、经济密度偏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城际交通发展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领域发展失衡等。三是短板太短。除城市体量规模较小外，成渝地区还存在着产业同构程度较高、公共服务能力较弱、行政分割制约较强、协同组织机制较差等突出问题，而这些都是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必须首先补齐的短板。四是矛盾交织。“城市化率不高”和“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阶段性特征，使得成渝地区在开发与保护、保粮食与促增收、人才广需求与人口老龄化、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欠账大与地方债务负担较重等方面矛盾都特别突出。

整合成渝两地的突出优势，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又好又快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给市场放权，着力培育世界级企业。2016年8月，四川和重庆同时获批成为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这是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有利的资源，关键词就在于“自由”二字，多有自由发展空间，少有政府不恰当的管制约束。自贸试验区，其实就应该同上海自贸区一样，负面清单管理，目的为“放”而生，真正培育出世界级的“独角兽”企业；自贸试验区，其实就应该是思想解放区、责任担当区、压力试验区、内外链接区、政策研制区、探索先行区。成渝要联手共建“中国西部硅谷”、大科学中心、中国金融中心、世界级大学等。二是把资源整合，强力促进区域间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集聚了长江上游的优势资源，可以借助长江经济带这一黄金水道密切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有效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先进产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使“成渝双城经济圈”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成为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示范区。三是让开放走远，深度参与国际间合作。联合探索陆上贸易规则，联袂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和资源，联手做实强渝新欧、蓉欧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联动建设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让“成渝双城经济圈” 真正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度参与欧亚市场的经贸往来和国际经济合作；让“成渝双城经济圈”真正成为“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交汇点。四是要推动两地之间由“物理混和”产生 “化学反应”，形成“化学键”（利益纽带），发生要素（电子）转移和结构重组，产生新的“太极化合物”（合作区、合作项目、合作产能），实现1+1＞2的效果。成渝地区要大力推进双城中部城镇化、工业化、互动化，在成渝经济圈可以形成“飞地工业园”，比如成都企业到重庆的万州、涪陵建设园区，重庆企业去四川的广安、达州建设园区，解决好成渝之间“中部塌陷”的问题，广安、达州、万州、涪陵，妥善解决成渝之间中部塌陷问题。建议设立“川渝合作银行”“成渝经济区发展基金”“发行债券”，解决资金问题，这是发展的关键。

在这样的框架下，成渝耦合，双城经济圈就是“太极经济圈”

自古以来成渝“一家亲”，同住长江头，共饮一江水，成渝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理同域。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成渝两地就像太极图，达到了阴阳平衡，双城经济圈就是“太极经济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和相互“耦合”，是符合大自然发展规律、趋于完美的结构。这里还有巴蜀两地各不相同又特色鲜明的文化特征，以火锅文化为代表的巴文化和以茶馆文化为代表的蜀文化共同组成了双城文化圈，本质就是巴蜀文化圈，而任何地方的核心都落脚在文化。如今，成渝两地的人民有频繁的往来，甚至可能是工作在成都，生活在重庆。历史和现实的交融，让两地人民融合相处更加顺理成章。为更好地方便两地人民的生活，成渝两地要在医保互认、金融互惠、交通互免、就业互助、商品互通以及土地供给互动上用力，为群众提供高质便利的生活条件。

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经济圈城市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增强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为重点，以推动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抓手，织密网络、优化方式、畅通机制，加快构建经济圈公路、轨道交通、物流、市政和信息等互联互通网络，探索经济圈内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一张网”，推动中心城市、周边城市（镇）、新城新区等轨道交通有效衔接，打造“通道+枢纽+网络”的经济圈物流运行体系。成渝高铁建议大胆试行成渝高速、高铁免费，至少单边免费，这样生活工作分开在两地的人将更加便捷。建议成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辐射到周边更广的城市。

公共服务方面，推进经济圈内城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重点在卫生、教育、医保、公交等方面，以均衡普惠、整体提升为导向，统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在经济圈内率先实现与产业链相配套的中高职学校紧缺专业贯通招生。推动病历跨地区、跨机构互通共享，推动医学检验检查结果跨地区、跨机构互认。鼓励圈内城市联建共建养老机构，加快城市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推动博物馆、剧院、体育场馆等共建共享。建立健全民生档案异地查询联动机制。完善成都都市圈突发公共事件联防联控、灾害事件预防处理和紧急救援等联动机制。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是川渝人民的时代使命和共同责任。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拼搏，锐意进取，把经济圈建成创新圈、生态圈、科技圈、文明圈、开放圈、共享圈、幸福圈、美丽圈！

（李后强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明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处长）

（此文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渝双城“五论”》第五章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