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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须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与其他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历来倡导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值得注意的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被列举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结晶之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向国际社会展示的大国风范、交往之道。

信，意指讲信义、守诺、不疑、不欺，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遵守的价值准则、交往原则和行为方式。从字形上分析，信字从“人”从“言”，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古人云，人之所助者，信也；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祸莫大于无信……足见信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价值。睦，本义为恭敬、和顺，后引申指融洽、友爱。“讲信修睦”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推崇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要讲究信用、建立和睦关系。

讲信修睦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自古以来，诚信始终是中国人景行行止的道德品质、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尺，是对全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孔子赋予“信”极高的地位，认为“信”是君子立身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以相互讲信守义来建立和睦关系，往往能水到渠成，而那种穷兵黩武、武力扩张的方式，则是最大的失信，也是对和谐的根本性否定。讲信修睦也是和谐善治的内在规定。只有坚守诚信，才能天下归心。正所谓“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履信就需要顺应天道，以追求正义作为讲信的核心目标，这样，“信”就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只要彼此遵循“以和为贵”的精神信仰，就能实现“和”的理想境界和睦邻友好的完美秩序。

《说文解字》对于“仁”的解释是：“仁，亲也。”“仁”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奠定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基本底蕴。亲仁善邻，则出自《左传·隐公六年》，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其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应该亲近善人、友睦邻国。其所描述的场景是，陈佗劝谏陈恒公要将“亲仁善邻”作为国家最宝贵的方略，应同意郑国的求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当中，信、睦、仁、邻等传统理念共同汇集为中华民族对天下有序良性互动及理想秩序的持续追求与不懈探索。

以仁爱友善的原则与邻国相处，以命运与共的态度建构与邻国的交往原则，维护国与国之间和谐，以期实现万邦和谐，是亲仁善邻的理想诉求。正如《尚书·尧典》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人“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秉承相互尊重的仁爱之心，守护命运与共的睦邻关系。朱子《论语集注》说“邻，犹亲也”。“远亲不如近邻”“德不孤，必有邻”，有高尚德性、浩然气概之人，一定会有邻居与他相伴交好。仁者既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又能以大胸襟待人，行忠恕之道，积极成就他人。

亲仁善邻是中国传统国与国之间交往之道的基础。“孟母三迁”表明一个家庭、一个小群体可以择邻而居，但“共饮一江水”的一个民族、共贯九州的大一统的国家是搬不走的。中国传统政治秉持“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理念。“亲仁善邻”所秉承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和为贵”，但“和”不是要求同质性，而是尊重差异性，“君子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达到和合共生。中国历史上对周边的地区和族群绝少采用征服、掠夺的方式，而是更多采用“修文德以来之”的态度。和睦邻邦、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这些散落在古代文化经典之中的相关论述和伟大践履，是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最好证明，既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基因，也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源泉。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同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高度契合，也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精神沃土。

夯实天下体系的仁信之基。“中华”（又称“中夏”）意为“四方之中”“天下之中”，“夷夏之辩”也是“中心”与“边缘”之争，天下观始终存在于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家国一体观念铸塑了中华儿女“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古今之通义”的大一统。虽然我们与古人处于不同的时空，却与古人面临相同的问题，同样迫切需要各国领导人、地球人以构建天下格局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智慧回答“世界向何处去”。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邻国之间需要一种齿轮式的啮合，增进相互融合的和谐，减少乃至消除隔阂，各国需要以天下视野摆正自身，这有利于邻国之间打开文化互通、文明交融的广阔空间。

彰显中华文明的友善之道。国家不能以大压小，不应以强凌弱，更需团结互助。故“国无大小，民无多寡”，每个主权国家都具有独立性，必须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春秋后期的鲁国大夫子服景伯也主张：“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古人的交往理想是“以和证道”“以仁友邻”，从宇宙的普遍规则、大道之维来对待“和”“睦”。《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

建构异质文明共生的互鉴法则。大道不孤，携德致远。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所秉承的基本逻辑就是坚持在尊重差异性中获得一致性，恪守君子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形成和合共生的良好局面，以形成最大公约数、维系最大安全值、达成最高和平状态。以“仁”铸就人际和谐的内核、以“睦”践履关爱他人的实践、以“善邻”外化“亲仁”、以“天下同归而殊途”造就“万邦协和”，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华民族在与邻相交时，历来反对通过对外战争抢夺攻伐的武力行为，而是主张施以仁爱、道义，讲信修睦、修文服远。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通过普遍交往的形式而结成的关系史、规则史，在这样的关系中世界不断整体化、全面一体化、相互依存化。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内在基因，成就了中华民族乐群共济、和合共生的相融相交相汇之道，标注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人类交往新高度。

传播丝绸古道的友爱驼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对外传播的是和平理念，推行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西汉张骞“凿空之旅”，开启了中国同西域各国和平交往的大门。明成祖时期，郑和率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却未曾侵略一国、劫夺寸土，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多欢声”“争相迎”的热闹场面。鸦片战争后，即使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也仍然以宽和之心，修诚信之道，行和睦之事。这些，都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最好注解。

树立崇信尚和的典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反复强调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我们不仅自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提供了东方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以宽和之心，修诚信之道，行仁爱之事，成睦邻之实，中国人一以贯之。正是在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助推下，中华大地从诸侯林立的小国变成坚强统一、繁荣昌盛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刘世强　谢彦珩

自古以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就是中华文明的对外交往之道，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历史智慧。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内蕴着开放包容、和睦相处的胸襟气度，对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丰富的治国思想和处世哲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不息、发展壮大奠定精神基础，而且为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价值遵循。在对外关系层面，中华民族崇尚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前者强调的是守信重义、和睦相处的道德秉性，后者则突出亲近仁德、邻邦和谐的精神境界。以此为指引，古代中国坚持“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与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国和西域文明交流；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将中华文化源源不断向外辐射，成就了“大唐盛世”；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进一步架起了和平的桥梁、友谊的纽带……这些都是中国在历史上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真实写照。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通过战争殖民、扩张掠夺建构起一个以其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这一体系充斥着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追求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以新的面目出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将人类社会推至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天下、心系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宝库，继承发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传统智慧，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和睦相处的中国方案，不仅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正确方向，也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传统智慧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命运与共，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融和，成为好邻居、好伙伴。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视周边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通过加强友好往来和团结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54年，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此为重要指引，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划界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大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惠互利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2013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当代的生动诠释。亲诚惠容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亲”强调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像对待亲戚一样对待周边国家，多走动、多串门，加强情感交流和团结互助；“诚”强调诚心诚意、以信服人，通过践行诺言和言行一致来争取更多的朋友和伙伴；“惠”强调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快车；“容”强调开放包容、胸襟宽广，正确看待不同国家在制度、文化上的差异，既乐见周边国家各自发展又推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可以说，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既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下丰富发展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为新时代全面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其指引下，新时代的中国全方位推进周边外交，与周边国家不断增强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扎实推进区域合作，有效管控分歧争端，合作应对风险挑战，构建起牢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亚洲也处在变革与振兴的关键路口。中国将统筹考虑世界潮流、地区大势和自身需要，赋予亲诚惠容理念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推动地区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开创中国与周边国家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外交新局面。

共同守护地区和平。过去半个多世纪，亚洲从积贫积弱、动荡战乱中走向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力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周边国家共谋和平、共享和睦。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反对在地区搞“拉帮结派”“阵营对抗”等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共同打造周边地区安全共同体。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以实际行动守护周边地区和平安宁。

共同建设繁荣家园。亚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和动力源，要聚焦发展这一永恒主题携手打造强劲持续、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地区发展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和地区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为共建国家的现代化和亚洲地区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与此同时，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同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拓展合作领域，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好实现地区经济整合。全力维护亚洲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大力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提升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

共同推动区域治理。近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失序、冷战思维回潮等挑战，亚洲地区在共同治理中保持了整体和平、稳定发展的态势。面向未来，中国将与地区国家一道完善区域治理机制，推动东亚合作机制、中国—中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边机制和组织更好发挥作用；拓展区域治理议程，加强贸易与投资、货币互换、危机防范化解等经济金融合作，推进反恐、去极端化、打击跨国犯罪等地区安全合作，增强生物安全、传染病防治、医疗物资等公共卫生合作，加强核设施、网络、外空、极地等新兴领域合作，以亚洲区域治理实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共同增进心灵契合。中国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在促进国家交往和地区互信中的作用，多年来同亚洲国家开展了“文化年”“旅游年”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情感融合，为弘扬亚洲文明作出极大贡献。面向未来，中国将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夯实睦邻友好的民意基础。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共存共荣。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教育、文化、艺术、体育、旅游、智库等多领域合作，为周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不断增进与周边人民的友谊。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传播手段，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亚洲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