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三)

汪 毅

编者按:2021年4月20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出《关于做好“五老”史料挖掘整理及宣传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川志函〔2021〕29号)。对此倡导,汪毅同志积极响应,推出了《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书。该书为汪毅著,四川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约30万字,120幅图片。图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记录了作者从事地方志工作20年的历程,展示了其修志格局和方志文化视野。

《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书分图录、叙谈、著述、评家辑存四大部分。图录包括“汪毅文献特藏馆”捐赠、策展“方志中国”、著述成果、编辑成果、用志成果、人物推介、中国地方志成果展、四川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学术活动,助力《条例》、工作留痕、荣誉证书、志道谊长、两岸交流、《地方志工作者之歌》15个单元,记录了作者与地方志的20年;叙谈对图录内容作了回顾和诠释;著述分《方志影视》《志书评考》《志书审读》《方志漫谈》《史志文丛》《方志诗词》《方志馆建设》七个系列,呈现了作者的创作成果;《评家辑存》辑录了业界方家对汪毅著《方志四川》的一组评论。

《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一书展示了方志文化特色,涉及内容较广泛,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有利于“地方志文库”建设。其总结方式,在方志界具有一定代表性。为此,“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发布书中“叙谈”部分内容并配图,以飨读者。

三

如果说图录是《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之一翼,那么“著述”的文字部分便是另一翼了。著述部分,记录了我与地方志20年的多元思考和实践总结。这些思考和总结,具有面较广泛的特征,虽不乏时代烙印,但却是一份渐进式的记录,无疑可补遗四川方志发展史之一二。著述分《方志影视》《志书评考》《志书审读》《方志漫谈》《史志文丛》(不含汤绍恩、安岳石刻相关内容与1996年之前所撰写篇什)、《方志诗词》《方志馆建设》七个单元,约30万字,多发表于全国和省级报刊,并形成相对系列。这些文字,包括方志影视作品、志书评介,志书审读记录、方志文化思考,史志文丛记录,方志诗词创作,方志馆建设讨论,旨在体现我“志以载道,以启未来”的思考和情怀,与扉页所书法的“志”“道”二字相呼应,传递与地方志20年的那一段满满记忆的信息。

至于我对张大千和大风堂艺术的研究,特别是对张大千的研究,时间长达30余年,出版有8本著述(详见封三和《汪毅:我与大风堂》,上海张大千研究会编,202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读书报》《海峡两岸》《读书人》(香港)有评论达60余篇。这些研究,对于如何编纂志书中的《人物志》不乏参考价值。鉴于这一部分内容已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故本书未作涉及。值得一提的是,在《方志馆建设》辑中,记录了我对国家方志馆与市级方志馆建设和策展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虽说不上系统,但却是我从事地方志工作20年的重要收获之一。它激活了我的方志文化思维,体现了我对地方志表达从平面(书)到立体(馆)的转型。其过程体验,诚如陆游《示子遹》中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在该辑中,除《“汪毅文献特藏馆”特色与“馆中馆群”联袂打造的思考》一文之外,还有《“汪毅捐赠张大千专题馆”设计大纲》。

《“汪毅文献特藏馆”特色与“馆中馆群”联袂打造的思考》一定意义上是我对方志馆建设的思考,可以触类旁通,特别是在方志馆设计和建设中预留临展空间与社会捐赠“馆中馆”空间方面。这一点,往往被公共图书馆、方志馆建设所忽略而导致后来的被动。从属性和社会功能而言,方志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范畴。遗憾的是,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囿于种种原因竟未把方志馆列入其中。较之同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范畴的图书馆,方志馆建设的确滞后。这实在是需要方志界高层决策者作深层次思考和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早日把方志馆建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地方志工作条例》(修订版)中,以确保其依法建馆的地位。

《“汪毅捐赠张大千专题馆”设计大纲》体现了我对“汪毅捐赠张大千专题馆”(亦属于典型的地情馆范畴)设计的人文理念,传递了我拟无偿捐赠张大千专题馆的信息。此馆的捐赠正在衔接之中,拟作为“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馆中馆”。该馆将赋予张大千与成都的特殊意义,既有别于四川省图书馆“张大千文献中心”,又别于在建的“成都张大千艺术博物馆”,成为海内外第一个由个人捐赠张大千的专题馆。

地方志是百科全书,不仅呈现丰富多彩,而且表述多元。基于此,与其说“著述”部分是我陆续所写有关地方志方面文字的结集,不如说是“我与地方志二十年”大本大宗的结晶,体现了我对地方志的视野、格局、情怀和一些思考,有一束学术思想(观点)的火花在绽放,能美丽地方志之一隅,故自当羽毛自惜。从中可见,我的文化理念、方式、积累在地方志研究和工作举足轻重,甚至构架了一座美丽的“立交桥”。

在我的文字生涯中,种植有“文学创作”“大风堂研究”“地方志研究”“安岳石刻研究”“人物研究”五棵树(详见封三)。从概念的广义而言,本书《我与地方志二十年》和所著《方志四川》均属于“地方志研究”范畴,系我文字生涯中所植“五棵树”其中的一棵,也是砥砺我努力前行于“修志问道,以启未来”过程中深深依恋的一棵。这棵树虽然说不上根深叶茂,更说不上参天蔽日,但却不乏生命成长的郁郁葱葱,撑起了一片不仅仅属于敝帚自珍的绿荫。

在《我与地方志二十年》中,除图录外,著述是核心内容。除选录与地方志有关的文章(有的文章难免存在职场化痕迹),在《史志文丛》中有我发表于报刊的一些属于史志类文章(尚有一部分过于散文化的文章未列入本书),并兼顾了一定的面(特别是有关安岳与内江人文方面的内容,不乏情之所至)。在文史界,虽有“文史不分家”之说(文史彼此各有侧重,即文多于情,史重于实),但所选录的某些篇什却难免存在文与史界线“模糊化”的情况,即文的思维和痕迹大于史。有的单元如《方志漫谈》《史志文丛》中有的文章分类算不上“严格意义”,甚至有些勉强。但思来想去,也就只好如此,谨盼读者予以包容为谢。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一级文学创作职称。现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