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摸清家底 深挖特色

稳步推进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健康发展

——以四川省平武县为例

何代华

一、平武县修志历史概况

平武县有文献可查的修志历史始于南宋。杨熹大致在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到开禧年间(1205—1207)任龙州知州并编成《龙门志》,宋之源大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任龙州知州编成《龙门续志》。两志均已失传。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之后,曾于明万历七年(1579)、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道光二十年(1840)4次编修《龙安府志》。今存清康熙《龙安府志》抄本一卷、清道光《龙安府志》10卷。此外,据《四川通志》记载,明天启七年(1627)任龙安府知府的林有麟曾“纂辑郡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轮新修地方志工作全面展开。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二轮修志工作陆续启动并于近年全面完成。其间,平武县地方志事业同步发展,如期完成两轮修志工作,以《平武县志》《平武县志(1991-2005)》《汶川特大地震平武抗震救灾志》《平武年鉴》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志成果相继出版。

二、制约平武县地方志工作发展的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平武县的新方志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成果丰硕,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研究探析,找出问题及其根源。

一是社会大众对地方志工作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普通百姓接触方志者甚少,不知道地方志是什么,也不知道地方志办公室是干什么的。还有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对地方志的内涵、特点和价值了解不多。有的政府官员即使对地方志工作有所了解,但在思想上却不够重视,甚至认为编修志书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尤其是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地方志工作一度被边缘化,对地方志的传承弘扬更无从谈起,不少珍贵的地方志文献资料被束之高阁,未得到重视和利用。依法治志落实不到位,部门、乡镇协同配合不够,导致地方志工作难以正常推进。

二是严重缺乏修志人才。方志编修历来为政府所重视,编修地方志是“官职官责”,乡贤名流、文人修志是历代约定俗成的传统。当前,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分工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员加入修志队伍中,众手成志已成为当今修志的普遍现象。但方志领域的专业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文化功底深厚、语言文字过硬的修志人才少之又少。平武县地方志办公室在机构改革中与县委党史研究室合并,新的党史地方志机构人员严重老化,在编12人,其中10人年龄在50岁以上,4人临近退休。此外,4人长期抽调、借调,无法专职从事修志工作。

三是修志经费保障不到位。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四条规定: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也规定: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六条规定:承担编纂地方志的部门和单位,应保障工作条件和经费。平武县因财政困难,县志、年鉴编纂出版所需经费每年都需要临时申请,影响地方志工作的正常推进。

除上述主客观原因外,平武县地方志事业发展艰难,方志成果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志工作部门和从业人员对本县县情认识不深,对平武地方特色特别是少数民族特色研究把握不够,没有在地方志成果特别是两部县志中充分体现平武地方民族特色。

三、推进平武县地方志工作健康发展的思路及措施

编写民族地区新方志的目的在于了解本地区内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建设的成就,总结发展规律,为党委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突出地方民族性和民族地方性特色。平武县的地方特点是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在前两轮修志过程中,对此特点认识不深,对本地民族历史特别是羌族的历史挖掘不够,从而没有充分突出平武地域民族特色。因此,稳步推进平武县地方志工作健康发展,须在深挖其地域民族特色方面下深功夫。从业务方面讲,具体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认真厘清建置历史

平武县虽地处偏僻,但其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却十分重要,因此其建置历史十分复杂。一是建置历史长。早在西汉初就设置县级政区刚氐道,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二是建置层次多、层级高。西魏废帝二年(553)在今江油关镇设置龙州后,州、郡、县三级政区共治一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赐江油郡为灵应郡并置龙州都督府;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割东川节度使龙、剑二州设置相当于现在省级政区的龙剑节度使,一度管辖到阆州、彭州等地。三是土流混杂,特色明显。西汉设置的刚氐道就是带有民族自治特色的特殊县级政区,氐族首领李龙迁于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在县境内建立割据政权。唐高宗仪凤二年(677)至唐睿宗垂拱三年(687)间,龙州为羁縻州,属茂州都督府。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南宋朝廷设龙州三寨长官司,授予龙州判官王行俭世袭长官司之职,龙州境内始有土司建置。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南宋朝廷赐龙州知州薛严为龙州世袭土知州,龙州全境皆成为土司领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平定龙州宣抚司宣抚使薛兆乾叛乱,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设流官治理地方,但仍保留土司建置以治理西北偏远地区。清初康熙年间,清政府对平武土司进行第二次改土归流,取消世袭的李土司,但仍然保留了薛王二姓三土司。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6年“民主改革”完成,土司制度才在县境内彻底消失。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总纂《平武县志》时,其“建置沿革”篇直接使用了曾维益先生编纂的《平武县建置沿革志》作为底本。在改编时,觉得该志稿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了平武境域内建置沿革的主要脉络,其最大的贡献是考证清楚了江油戍及广武县的设置时间和地点,并把南宋以后的土司建置纳入平武历史沿革系统,对其传承进行了初步整理。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尚未完全搞清楚的问题。比如平武境内首个县级政区刚氐道的具体设置时间问题,南朝梁代杨杰、李龙迁和李文智割据称藩问题,江油郡、江油县以及龙州的具体设置时间、地点问题,史书记载隋末唐初设置龙门郡、西龙门郡和是否曾设置龙门州的问题,晚唐时期的龙剑节度使问题,明朝前期龙州土司建置名称问题等。这些问题,当时虽已有所发现,但限于笔者的学识水平,以及资料缺失的现实,确实难以厘清史实,故在县志总纂时做了模糊处理。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要编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和人民满意的信史,真正摸清平武地域民族特色,这些问题都难以回避,必须一一厘清。在摸清历史脉络的前提下,重新编纂充分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平武县建置沿革志》或《平武史话》,已十分必要。

(二)深入挖掘民族特色

平武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清道光《龙安府志》在叙龙安府历史之源时,开篇第一句就写道:“《禹贡》梁州之域,周秦氐羌地。”这表明,这一区域在秦代之前是氐羌民族居住的地方。平武境内的氐羌系少数民族,在宋代被称为“龙州蕃部”,到明代被区分为白马、木瓜和白草三种“番人”。明清时期,县境西南和石泉(今北川)境内作为羌人后裔的“白草番人”,因反抗强烈,遭遇官方数次大规模征剿镇压,从而逐渐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氐人后裔“白马番人”、藏化氐人后裔“木瓜番人”,以及部分藏化羌人后裔“白草番人”被统一划定为藏族。而县境南部清漪江流域大量早已汉化的“白草番人”后裔,则被归入汉族。因此,在前两轮修志过程中,地域民族特色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体现,特别是被汉化的羌族更是被一带而过。对于这一缺憾,在下一轮修志过程中,必须想办法予以弥补。比如,可以充分利用县内已有学术成果,挖掘县内白马藏族、虎牙藏族、泗耳藏族、羌族和回族等各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特色,编纂一部质量较高的《平武县民族志》。

平武县本土学者曾维益先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应当予以充分利用。曾维益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扎根平武,致力于地方历史和民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2019年3月,由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平武社会人文历史文化丛书》,全套丛书共19册,囊括了曾维益先生近50年学术生涯的主要成果,包括《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火溪沟社会历史调查》《平武的民族》《平武县建置沿革志》《虎牙藏族》《龙安府志》(旧志整理重印)《平武县交通志》《色尔藏族》《龙安土司》《李白〈蜀道难〉新探》《白马藏族研究文集》《白马人的歌舞》《白马土司家谱》《龙安旅游五章》《空山独啸录》《烟云过眼录》《敕修报恩寺研究》《平武历史文集》《撞钟拾音录》等。这些学术成果,在前两轮工作中应用较少,在下一轮修志工作中,应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学术资源,深入挖掘平武地方民族特色,进一步提升平武地方志工作的学术水准和成果质量。

对于羌族史料的缺失,平武县地方志办公室也做了一些弥补工作。平武自古为氐羌之地。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加之人口变迁,到清末民初,平武的羌族显性文化特征已全部消失。因此,关于羌族的史籍资料极度匮乏,羌族活态的文化资料也因混同于汉族而难以发现。2012年3月,平武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本县史志专家,着手收集相关史籍资料。除查阅摘抄相关正史外,还查阅了《四川通志》《龙安府志》《绵阳市志》和平武、青川、北川、江油和松潘等县的新旧县志,汇合成辑。2012年11月,又组织专家分赴县内羌区乡镇,广泛深入地开展田野调查,收集实物和口碑资料,拍摄图片。至2013年底,完成了《四川羌族通志·平武卷》编纂工作。在新一轮修志工作中,可充分利用这一成果,完成《平武羌族志》编纂工作,以弥补前两轮修志工作中羌族史料的缺乏。

(三)整理稀有人文资源

“人杰地灵”这一成语在旧志中被广泛引用,以表明杰出人物出生在那里或曾在那里工作、生活过,所以那里就成了名胜之地。平武历史上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旧志《龙安府志》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平武地处偏远,又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文化发展长期落后于内地发达地区,从古至今,平武县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十分罕见,留下的人文典籍也仅有一部《龙安府志》。清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有的档案材料均已散失,使得平武的历史留下了一段100余年的空白,这是平武县地方志事业发展中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前两轮修志工作中,这一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新一轮修志工作中,应该尽量想办法予以弥补。在这方面,目前有一定条件能够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

一是重新整理校订县内仅存的一部旧志《龙安府志》。现存传世的清康熙《龙安府志》有清抄本和民国21年(1932)传抄本,清道光《龙安府志》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和清咸丰八年(1858)补刻本。至于清乾隆《龙安府志》,则未见其书,仅见于书目记载。平武县内仅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清道光《龙安府志》1部,系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这是平武县境内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旧志。据传,《龙安府志》刻印所用木雕梓板曾保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被烧毁。20世纪80年代初,县党史文史县志资料收集整理办公室曾将《龙安府志》中与平武县相关部分内容摘出,取名《平武县志》油印刊行。同时,县志办聘请人员仿该志原版式手抄《龙安府志》1部。1996年,县人民政府对《龙安府志》进行点校排印,具体由平武本土著名学者曾维益负责。曾维益依据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本,在县志办手抄本的基础上进行点校、整理(后该手抄本由曾维益先生个人收藏),于1996年10月排印出版。该书为内部资料性图书,16开精装本,580千字,印数1000册。这是平武县第一次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旧志整理,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在这次旧志整理工作中,曾维益功不可没。但受当时客观条件和整理者个人能力所限,该排印本在旧志整理规范和编排校对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瑕疵,有的还较为严重。例如,原版《龙安府志》封面是,右上竖排“道光壬寅年重修”七字,正中竖排书名“龙安府志”四个大字,左下角竖排“板藏本署”四字,说明该书刻印梓板收藏在龙安府署。而作为点校底本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本,封面右上角的“道光壬寅年重修”七字中“年”前面四字已模糊不清,左下角“板藏本署”四字则脱落缺失了最下面一个“署”字。因当时无条件与其他版本对照,故在这次整理重印时,将封面右上角的“道光壬寅年重修”七字改为“清道光”三字,左下角的“板藏本署”四字排为“板藏本”三字,从而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板藏本”是对一种版本的说明,而在版本学中,根本就没有“板藏本”这一概念。又如,整理者为补充清道光《龙安府志》的不足,在府志原文之后新增了“附录”,收入整理者个人所著《平武县建置沿革志》及《平武县城龙安镇》《江油戍的设置时间问题》《平武土司述略》3篇与平武历史相关的文章。这种做法在主观上是出于善意,想补充《龙安府志》的不足,帮助读者了解更完整的平武历史,但这种做法却不符合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另外,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该书系铅字排版,无专业编校人员,在该书整理重印过程中,所有编校工作均由曾维益先生独立完成,其敬业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书中文字错漏之处,就笔者所见还是不少,远未达到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要求。而且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次整理重印仅是标点,并未校注。2019年3月,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曾维益《平武社会历史文化丛书》,将曾维益负责整理重印的清道光《龙安府志》也列入其中正式出版。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次正式公开出版,并未进行任何修订,一仍其旧。按照国务院《地方志条例》和《四川省地方志条例》的要求,旧志整理是一项与新志编纂同等重要的史志工作。平武县1996年这次意义重大但不尽完美的旧志整理已经过去近30年了,目前县内已无存书。现在整理旧志的客观条件,已比当初更为完备。因此,按照旧志整理规范重新整理出版《龙安府志》校注本确有必要。这是深入挖掘地方历史和民族特性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二是整理出版一代名僧憨休禅师诗文集《敲空遗响》。前文已提及,平武县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文凋敝,历史上罕有名人。但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代名僧、临济宗第三十三世传人憨休如乾禅师,却堪称平武历史上十分稀有的文化名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清道光《龙安府志·人物·仙释》记载:“如乾,号憨修,平武人。幼年披剃,礼破山和尚。通释典,游江南。参访归蜀,开堂于郡城报恩寺,说法讲经。后游陕西、河南、直隶,为王公大人敬礼。年九旬,圆寂于河南峰穴禅林。著有语录、诗文一卷。”这则人物简介,不仅简单,而且存在多处错误。如“憨休”误为“憨修”,“风穴”误为“峰穴”,其年龄“年九旬”也不确,其著作也不止一卷。于是,这个平武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文化名人的高僧大德,在前两轮《平武县志》中均被漏记。近年来,随着网络资讯的发达,他的生平和成就,特别是他的著述才逐渐为县人所了解。憨休如乾禅师(1631—1701),法讳如乾,字健中,号憨休,四川龙州(今平武县)人,俗姓胡。世业儒,剃发于先阳山。遍游费隐、木陈、玉林诸宗匠之门,历十五年,抵中原之风穴寺(位于河南省汝州市市区东北),谒云峨行喜,针芥相投。后历主兴福、广教、清福、敦煌、金粟、兴善、风穴七座名刹。《风穴续志》卷四《憨休如乾禅师传》赞誉他:“公器宇超卓,志略宏远。提倡宗乘,不假辞色。丛林规范,秩如森如。兼博通文翰,善法书,及门从游之彦,称济济焉。前后守土及阖郡绅士耆宿,莫不归心。”其著作主要有《憨休禅师语录》12卷和诗文集《敲空遗响》12卷。其弟子弘善《憨休禅师语录》序曰:“师为人厚重,声清气雄,胸次磊落,不立崖岸。机锋峻利,说法如云,兼博通文翰,士大夫见者咸悦服焉。九坐道场,开堂七刹,门人录其要语12卷,附集《敲空遗响》12卷,并行于世。”《憨休禅师敲空遗响》12卷,收入《明嘉兴大藏经》第三十七册。收录憨休禅师杂文8卷,诗4卷。特别是他的诗,如空山遗响,语调铿锵,得大自在,不离乡思,唐风道骨,秀逸双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憨休和尚虽然一生传法于他乡,对于故乡却也是深情拳拳。清康熙二年(1663),他回乡葬母。重归故里,感慨万千:“自临兵燹迹翩跹,客路天涯二十年。今日归来风景异,断云残月锁荒烟。”(《归蜀感赋》其一)其后他到府城报恩寺说法讲经,两上龙州,也是心潮澎湃:“一年两度上龙州,华发萧萧叹白头。堧树连云迷雉堞,荒城宿草枕江流。鼓鼙已息他时泪,篱菊重开此日秋。莫问昆明灰劫事,由来天地总虚舟。”(《再上龙安》)对于这个出生于平武的一代名僧,一个真正的文化名人,在地方志书中予以记载,整理出版其著作,应列入平武县地方志工作规划并尽快组织实施。这也是弥补前两轮修志工作之不足,促进平武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即将开展的第三轮修志工作中,平武县地方志工作部门和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精神,踏踏实实做好功课,联系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深入挖掘潜在的地方民族性与民族地方性特点,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性,探求出其根本特征,在新一轮修志工作中充分彰显平武地方民族特色。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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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何代华(中共平武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