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以下简称《四川大事记》），是四川地方志2019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是地方志工作者运用自身特定优势对四川经济社会70年发展轨迹进行客观审视、判断、解析、著录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地方志工作者作为共和国70年历程全部或部分的见证者、经历者阐发感恩情怀的有效途径。作为《四川大事记》编纂工作的组织者和审读人之一，在推进此项工作中，面对浩翰的资料、精细的选编、严谨的求证，真切感受到70年四川发展变革的厚重印记与巴蜀创新创造的现实魅力，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以志书形式展现70年四川辉煌成就，绝非是一件探囊取物的易事。

坚持“众手成志”，凸显组织模式最优

早在2018年底，我们就简单议过2019年是否应当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编纂一本展现辉煌成就的书籍，向建国70年献礼。当时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一动议暂时搁置。一是省委、省政府有关庆祝70周年活动方案尚未出台；二是《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编纂后续工作尚未完结；三是70年时间跨度长，各时期涉及的敏感事件较多，把握的难度比较大。所以，一开始并未纳入年度预算，也没有在2019年的工作中作统筹安排。今年2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通知》，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要“创作推出文艺作品和出版物”或“编写推出一批重点出版物”。作为当代历史的著录部门，我们感到有责任讲述四川故事，展示四川成就，提炼四川精神，塑造四川现象。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将上年年底拟编纂庆祝建国70年书籍一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编一本什么样的书才能既体现70年成就，又能充分发挥地方志部门的优势，一段时间内也存在不同意见。有的提出编纂一套系列丛书，反映70年四川各方面成就；有的提出编纂一本回忆录，从个人视野反映国家富强、民生改善的观感；有的提出编纂一本大事记，展现四川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思虑再三，最后我们决定仍然立足于从大事记切入，更利于社会各界读者了解70年改革发展主线，增强四川自信，凝聚磅礴力量。

目标确定后，如何以最优的途径实现目标，既是对组织者的考验，也是对项目管理能力的挑战。虽然在前阶段工作中，我们已有《四川省志·大事纪述（1840—1985）》《四川省志·大事纪述（1986—2005）》《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78—2018）》等作为该书的重要参考和基础材料，但从其他角度反映四川发展变革的资料仍然缺乏。要推出一本全方位反映四川70年改革发展的大事记，仍然需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问题。因此，如何选择最佳组织方式，实现强强联合，推出最优成果，成为我们亟待破解的难题。经过短期考量，我们主动与省委党史研究室联系协调，得到积极响应，最终形成联合编纂机制，为顺利推进编纂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的实践证明，联合编纂模式至少在四个方面有益：一是信息资源实现了共享；二是保障力量得到加强；三是审校把关进一步严格；四是成果宣传推送效果更好。

选用行家里手，推出基础成果最快

地方志书编纂是一项复杂、系统、严肃的工程。地方志有别于个人著述，它体现着国家记忆的基本属性。其成果的系统性、真实性、严肃性是基本要求。

大事记编写在地方志各类成果中虽看似简单，但选择标准、取舍角度、文字表述均有极高要求。很多地方志工作者往往工作之初都是从大事记编写入门，但最后在地方志领域取得成绩，往往得益于大事记编写的进一步砺炼。最初，我们在方案设计上考虑了记述要求比较高的——“纪述体”（标题+内容模式），试图通过提炼标题，达到条目主题突出、简洁明了的目标，后因种种缘由采用利于把握的“编年体”。即便如此，要在半年左右完成编纂到出版，压力不可小视，困难可想而知。实际上从编纂到出版，留给初稿编写仅有不到3个月时间，客观上要求我们不可能立足于边学边干，也不敢贸然把这样一个时间要求紧、质量要求高的项目，通过社会购买服务方式形式来推进。一句话，项目不能煮成夹生饭，更不能中途推倒重来。在反复权衡中，我们将目光投向《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的编纂团队，以四川年鉴社干部为主的编纂团队2018年成功完成《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编纂工作，有较为丰富的初稿选编、统稿校核、出版印刷经验。对实际工作中的条目选取、图片选配、版式设计、资料协调有独特的见解。这时的四川年鉴社实际上也面临很大工作压力，一是团队正在突击因编纂《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而拉下的项目欠账，二是刚刚在《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编纂中耗尽大量精力。有的同志甚至担心，再由原班人马担纲，恐难有新意的隐忧。编委会斟酌再三，最终确定仍以四川年鉴社干部为主组建编纂班子开展工作。

编辑组从3月中旬全面展开初稿选编，至5月中旬，按时完成全书征求意见稿编纂任务。在整个初稿选编过程中，每位成员将四个关系融合到工作中，有效解决了时间、进度、质量的统一。一是把大事记编纂视为自身参与庆祝建国70年的自觉行动，真心、用心、尽心参与编纂工作；二是把大事记编纂作为展现地方志工作者内强素质、外树现象的契机积极投身于项目推动中，与联合编纂单位反复沟通，密切协作；三是把大事记编纂作为学习了解建国70年四川辉煌历史、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课程；四是把大事记编纂作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实际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促进理论境界和实践能力提升。

抓好统稿审核，实现审查校核从严

大事记跨度时间长、涉及内容多，如果统稿审稿问题处理得不好，完全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一是交叉重复不能得到有效处理。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开工竣工时间跨度长，容易给读者造成多处出现重复的印象。二是初稿分阶段由不同人员承担选编任务，出现语言风格、选录标准不一致。三是政治把关原则出现差异。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提前作了预案，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让书稿实现政治关、体例关、文字关的统一。

首先，明确统稿与审稿的职责问题。我们在发送征求意见稿时，将统稿与审稿的职责作了规范和明晰，让相关人员收到书稿后知晓自身的职责，从而根除了误将统稿理解为审稿的问题。其次，精选统稿和审稿人员。根据大事记内容应当体现的特点，我们对统稿人员有这样一些基本定位。一要对70年四川当代发展有一定研究；二要参与过一些重大决策出台前的调研；三要对地方志体例相对熟悉。实际运行中，我们发现上属三个条件都满足的人员较难找到。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编纂办公室采取分头统稿办法，延聘了熟悉四川当代史的宁志一、参与过多起重大政策出台调研的陈一农、参与过二轮《四川省志》编修的李道华分别对全书进行统稿，再由大事记执行副主编对各自统稿意见进行复核，编辑组负责人组织补充完善，既实现了多次统稿，杜绝大事遗漏，又达到了统一标准，提升质量的目的。在审稿过程中，既做到广泛征求意见，又集中延聘保密、历史、民族、经济方面的专家重点审核。编纂办公室先后向98个省直部门发送了征求意见稿，收到补充完善意见1100多条。终审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对全书的政治、保密、史实、文字进行了系统全面审核。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外送征求意见外，编纂办公室编辑组、审校组还根据志书编纂工作规律，不辞辛劳，开展了交叉互审，对有效解决交叉重复、前后矛盾、错漏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注重内容与形式统一，实现印装质量提升

大事记承载的70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70年，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70年。如何从书的条目中折射四川的辉煌成就，这既是全书的核心所在，也是对地方志工作者编纂智慧的考验。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我们牢牢把握几点，推进工作效果向优质高效迈进。一是注重图文搭配。让图片引发读者共鸣，增强历史变迁感，提升爱国爱乡情怀。尽管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图片选配难度很大，我们仍然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每个年度不少于两张图片。二是注重四川首创、全国第一条目点题。工作中既注意内容的准确性，又注重表述的完整性，让四川成就、四川智慧、四川形象跃然纸上。三是反复优化版式设计，让内容得到最好展现。前置彩页先后经过4次选编设计，内文经过7次改版，形成目前风格上既有历史纵深、严肃规范，同时又不乏现代抽象的格调。四是加强印装管控，推出更优更好的成果。首先，注重印刷招标要件编制，解决材料、工艺、流程问题；其次，及时与中标单位签订质量承诺，防止偷工减料；再次，全程监督内文印制，发现问题及时更改，把成果的瑕疵解决在萌牙状态。

由于我们注重了以上四个方面的优化，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四川大事记》，承载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示例，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那些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以省委名义出台的保护森林资源、禁止乱砍滥伐的决定，那些20世纪70年代末包产到组的创新实践，那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省举措，毫无例外地都展现了四川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不少内容让我们阅读后深受感动，倍受鼓舞：感恩前辈们艰苦创业铸就的发展基础，致敬国富民强的伟大时代，坚信中国梦四川篇章的明天更美好。

《四川大事记》的编纂，凝聚着众多编纂者的心血和智慧，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参与者对国家富强、民族兴盛的最好祝愿，每一个条目背后都倾注了地方志工作者修志问道的使命与情怀。在本书付梓之际，追寻梦想的足迹，我们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

（作者系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