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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鉴研究】​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黄伟 巴兆祥

作者:黄 伟 巴兆祥 来源:地方志研究 发布时间:2023-11-22 14:58:00 浏览次数: 【字体:

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

黄 伟 巴兆祥

提要:土司司所志是土司辖区重要文献,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今我国西南、中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区域。上级志书编修需要、展示守土之责、表彰祖先功绩是其编纂的三大动力,纂修人员构成中基本都包含土司家族成员,编纂体例与府州厅县志无异,但拥有“世系”“土兵”“土司家族契约文书”等特色篇目。对照传统府州厅县志,土司司所志具有家族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点,在西南史地、边疆以及方志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关键词:明清土司;司所志;分布;编纂价值

明清时期,土司辖区作为一种政区,被纳入王朝修志体系。谭其骧在对地方志概念辨析中指出方志与总志最大的区别是那个“方”,即“职方”“地方”,“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土司辖区所修之志,即可称之为土司司所志。而学界在20个世纪80年代就已关注该类文献,有人称之为“土司志”,以沈松平为代表,认为:“土司志。记载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管辖内情况的志书,多见于明清,如明云南《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志》《腾冲司志》等。”有人称之为“司志”,以陆振岳为代表,认为:“司志。明清时曾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土司司所,由土司(当代头人)管理政务。以一个土司为记述对象的志书称司志。现存仅有清王言纪修、朱锦纂广西道光《白山司志》。”还有人称之为“土司司所志”,以来新夏为代表,认为:“土司司所志,多由土司主修,如清《白山司志》,即由白山司土司王言纪主修,其体例与州县志相似,只是在书首有世系一篇,专记土司家世。”可见当下学界对土司司所志认识并不一致,另外对其研究亦多集中于个案:如蓝武、蒋盛楠对《白山司志》进行点校、研究,杨伟兵、董嘉瑜运用《九姓司志》《九姓志略》等对九姓司进行政治地理考察,张兴文等则对《卯峒司志》进行注释、介绍。因此对其认知存在补充余地,所以本文将系统梳理土司司所志的数量、分布,关注其编纂模式,总结特点、价值,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类型方志。

一、 土司司所志编纂数量及分布

土司司所志编纂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元代李京修纂《乌撒乌蒙志略》。到了明初,《寰宇通志》在其“征引书目”中特意标引:“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另外《大明一统志》中征引志书时,区分“新志”“旧志”,结合明初编修地理总志,具有催收各级方志的实践情况,进而推知《大明一统志》也征引有一套“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因此本文辑录《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所引土司司所志,同时亦将其他各类地方史志及书目所见之土司司所志辑录。

(一)土司司所志数量

如今留存的土司司所志除了嘉靖年间编纂、道光六年(1826)覃文辉抄补的《添平所志》为明代司所志,其余都为清代所修,其中湖北存康熙《卯峒司志》,湖南存康熙《永顺宣慰司志》、康熙《添平所志》、康熙《麻寮所志》、康熙《桑植司志》、康熙《柿溪司志》,四川存乾隆《九姓司志》、嘉庆《九姓志略》,广西存康熙《思明府志》、道光《白山司志》、光绪《思陵土州志》、光绪《凭祥土州乡土志》。而根据《永乐大典》《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文渊阁书目》等史志、书目,土司司所志远不止这些。

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线索,通过考订编修时间,进而确定土司司所志的数量。如能确定编修年代,则标注确切年代:如永顺宣慰司,《大明一统志》引“旧志”“新志”两种,而《寰宇通志》在“湖广布政司”条目下无“永顺宣慰司”条,故无征引志书,继而可推“新志”当为天顺间修,又知该宣慰司为洪武间设,因此“旧志”为洪武至天顺间所修。又如《文渊阁书目》所引司所志时间:其分为“旧志”“新志”两卷目,前者为永乐三年(1405)之前所修,如其所引《马湖府图志》,《永乐大典》亦有引;后者为永乐至正统间所修,如其所引《乌罗府志》《新化府志》,前者永乐十一年(1413)置,宣德五年(1430)废,后者永乐十一年(1413)置,宣德九年(1434)废,同时该书目作者杨士奇卒于正统九年(1444)。张升亦认为“旧志”多为洪武时所修,“新志”为永乐至正统所修。另外,如道光《白山司志》引王之纯纂辑《白山司志稿》,查该志“人物”目,王之纯列入“国朝”,因此标注为清王之纯纂。若不能标注确切年代,则根据司所建置、改土归流时间及所引史志、书目年代确定其大致时间。

(二)土司司所志分布

由现存、亡佚司所志可知共有82个土司司所编修志书,共修142部志书。其编纂时间确定可考:洪武年间2部,天顺年间编修17部,景泰年间4部,嘉靖万历年间5部,康熙年间9部,乾隆嘉庆年间2部,道光以降3部。除此之外,剩余明代司所志基本属于洪武至天顺年间编修,共75部,年代不可考的司所志基本都是明初及之前编修,共25部。大部分司所志编修于明代,可考103部,但现存仅嘉靖《添平所志》1部,清代仅16部,现存12部,其中湖北1部、湖南5部、四川2部、广西4部。

统计可得土司司所志分布于今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云南7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其中湖北修清代司所志1部,现存;湖南共修司所志12部,其中明代4部、清代8部,现存6部,亡佚6部;四川共修司所志24部,其中明代16部、清代4部,具体年代不可考4部。现存仅清代2部,其余22部皆亡佚;重庆共修司所志7部,其中明代6部、清代1部,7部皆亡佚;广西共修司所志46部,其中明代20部、清代7部,具体年代不可考的有19部,现存仅清代4部司志,其余42部皆亡佚;云南共修司所志47部,其中明代42部,具体年代不可考5部,47部皆亡佚;贵州共修司所志12部,其中明代所修司所志9部,具体年代不可考3部,12部皆亡佚;域外今缅甸、老挝等地修司所志5部,皆为天顺时修,5部皆亡佚。

综上,据上文数据可知,明代土司司所志修纂数量为清代6倍多,明初修纂占总数70%,云南修纂数量最多,广西次之,两省合计占总数64%。可见司所志的编修基本集中于明初,这跟明初频繁编修地理总志有着直接关系,另外清代修志少于明代,可知司所志的编修与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进息息相关。

二、 土司司所志的编纂模式

土司司所志作为一种后来发展起来的志书类型,由于“土司”及其所处地域在整个王朝体系中的独特性,因此其编纂模式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编纂动力

土司将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传统功用与土司辖区现实需求结合,产生以下三大动力:上级志书编修需求,表彰祖先功绩、展示守土之责。

一是上级志书编修需要。白山司土巡检王言纪因谢启昆编修《广西通志》而与族人商议修志,随后设局:“蕴山谢大中丞重修《广西通志》。檄郡籍所属上于馆,郡伯传檄田州及九土司,籍其事上于府。白山故无志,档册复残缺不全,一时捃摭无所出,且惧且惭。无已,掇拾旧《通志》《郡志》所载,上之,然简陋甚矣,用是,商之族人,质诸有道,谋纂辑司志,咸曰善。”同样是广西编修通志,广西志局针对“《思明府志》屡行催取,竟无一字到局”,随即派遣桂林府教授高熊徵前往修志。另外九姓司长官任启烈亦表示九姓司虽为弹丸之地,但亦须编辑志书辑入省志,以示国家一统:“以吾蜀届在西南,去京师万里,而番藏部落递航以求内附者,无不次第编辑入省志,以同一统之模,况九姓弹丸,在蜀千里之内者哉。”除省志、州志纂修推动,纂修一统志时亦是征集“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

二是记载土司司所辖区详情、展示守土之责。土司司所志成书一方面是对土司辖区地理疆域、风土人情等地情的全面记述,如《凭祥土州乡土志》的编撰者认为是对司所地情的全面记载:“邑之有志,以纪事也。凡邑中之政治风俗、遗迹盛事,一方之嘉产、一隅之名区以及风土人情、文人逸士,莫不可记载焉。”另一方面是将修志当作守土之责,如白山司土巡检王言纪认为司所志记载一司之事,事无巨细,守土者都应该知道:“虽然,司志者,所以记一司之事也。事无精粗巨细,皆守土者所宜知。”另九姓司长官任启烈亦表示编修司所志,是“守土之责”。

三是表彰祖先功绩。孙翱为嘉靖《添平所志》作序时讲到:“自覃氏历官斯土,百十年来,礼乐衣冠,增光上国。”认为编修司所志可“信今而传后”。九姓司长官任启烈亦表示其祖受业于此,对该地风土人情、田赋物产十分了解,亦未失职,因此撰志宣扬:“宠命世系兹土,由祖父而上历十五传,未尝失职……搜罗散佚,宣畅抑湮,以赓扬太平。”

(二)编纂人员构成

由现存司所志可知,其编纂人员构成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土流相参,互相配合;另一种由土司及其家族纂辑。前者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流官为主,土司为辅。如白山司,该司修志时就聘任具有修志经验的凭祥州州判朱锦进行撰修,朱锦于嘉庆六年(1801)初,应王言纪邀请,参与并主持《白山司志》的编纂工作:“心池朱公,尊大人旧好也,现在分纂省志。今省志将告竣,曷往延之。”其中土官王言纪仅为志书监修,朱锦在凡例中表示:“今列司官为监修,而纂修则属之秉笔者,庶例不紊,而理亦得。”当然在《白山司志》成书过程中,其官族亦有参与,如王有辉参与采访、王仁参与绘图。其余纂修、分修、校定、校勘、誊录工作皆由该地其他士绅完成。

其二是土司为主,流官为辅。如《九姓司志》,该志至少纂修两次,第一次即“原辑姓氏”中共有3人参与,其中两位来自土司家族;第二次修志,“编纂姓氏”中记有续纂姓氏、分纂、总校兼纂、缮本以及绘图5类分工,除了缮本、绘图,土司家族没有参与,其余续纂、分纂、总校兼纂皆是土司家族主导,可见与白山司不同的是,该司家族更多参与修志当中。如今《白山司志》《九姓司志》皆有刻本流传。

后者有《添平所志》《麻寮所志》《卯峒司志》等,如康熙《九溪卫志》撰修成书,将其所属添平所、麻寮所所修志书附于卫志后:“添、麻二所,各自为志,不能成帙。以原属九溪卫,赍附卫志后。”而这两本所志皆为土官所辑,《添平所志》记为“掌印本所正千户覃祚昌辑”。

(三)编纂体例、内容设计

土司司所志多无凡例,其体例、内容多模仿上级、相邻方志,但同时记述有司所特色内容。

土司司所志体例涵盖传统府州厅县志的常见体例,即平目体与纲目体。其中大部分司所志采用平目体,如《九姓司志》《白山司志》《凭祥土州乡土志》《思陵土州志》等。《九姓司志》将司所内容分为星野、沿革、疆域、形胜、城池、山川、古迹、公署、学校、祀典、祠坛、坊表、赋役、兵防、水利、风俗、祥异、职官、封赠、人物、艺文、佚事22目,其中“封赠”目一般志书较为少见,该目记述泸州卫土千户韩氏、九姓司长官任氏所获封赠官职及其事迹;《白山司志》将司所内容分为世系、建置、疆域、山川、关梁、水利、田赋、祠庙、风俗、物产、人物、烈女、冢墓、土兵、祥、前事、诏令、杂记18目,其中“世系”“土兵”目较为新颖,卷前还有土司司所图;《凭祥土州乡土志》记述司所内容分别为凭祥沿革、班太尉夫人考、大王庙考、书院、贡亭、境界及风俗、土产、胜景,其中“班太尉夫人考”“大王庙考”为凭祥特色佚闻;《思陵土州志》所记司所内容为疆域、沿革、气候、山、川、形势、风俗、城垣、街坊巷、墟市、厢图里屯境内分十哨、村庄、廨署、祠庙、关隘土勇、营汛、津梁、物产、户口、举贡生、文生员、监生、赋税、支解、官俸、役食、土知州一员、流官吏目一员、驻防思陵汛把总一员、土官世系、土田名目、遇贡期、夫役、碑等目,其中“关隘土勇”“土田名目”皆为该志特色篇目,另该志存有多份土司家契约文书,其中包括分家契单、宗祠条例、乡约村规、春秋祭祀文书以及其他买卖契约,契约时限从雍正二年(1724)至光绪七年(1881)。

《卯峒司志》《九姓志略》则采用纲目体,其中《卯峒司志》将司所志分为6卷:疆域志、物产志、建置志、学军志、敕赠志、艺文志,各个篇目下面分为若干小目;“学军志”将军事与教育一同记述,为旧志首见。《九姓志略》将内容分为15志目:星野疆域道里塘铺志、沿革志、山川形势水利志、户口田赋盐茶志、城池关隘津梁志、蠲恤志、公署志、学校祀典志、祠庙寺观志、职官封荫志、政绩武功志、选举忠义列女志、隐逸流寓仙释方技志、艺文志、风俗物产志,各志下亦分几个小目,其志目则较为常见。但两志卷首绘制有司所图,则较有特色。

可见,土司司所志的体例安排与传统行政区划志书无异,内容包括司所舆图、疆域沿革、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祀典学校、兵防武功、职官人物、世系封赠以及艺文轶事,其中司所舆图、土兵、世系、土司契约文书为司所志特色内容。

(四)特色条目设置——以“世系”为例

由上文可知,土司司所志编纂有自己特色内容,“世系”即其中之一。早在1980年代,方志学界界定土司司所志概念时,就认识到土司司所志重“世系”。如黄苇表示:“土司志,即记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管辖区内情况的志书……土司志由土司主修,体例、内容与府、州、县志差异甚小,唯重土司世系。”来新夏认为:“土司司所志……如清《白山司志》,即由白山司土司王言纪主修,其体例与州县志相似,只是在书首有世系一篇,专记土司家世。”《中国地方志词典》亦表示“(土司司所志)专记土司的家世”。但观察现存其他司所志,在篇目排列中,似乎并未突出“世系”,而学界多举例《白山司志》,该志确实将“世系”放在首卷,但这是因为编纂者认为:“白山地非郡县,而欲侈陈星野,不几贻大雅笑哉!”从而将“世系”代替“星野”,放置卷首,同时编纂者表示:“司地褊小,向未设汉官,亦未立庙学……是以志中不列职官、学校、选举诸门,从其实也。”因此无法像其他司所志那样,将“世系”置于“职官”目下,所以并不能从志目排列上说明该类志书重“世系”。回到“世系”内容本身,相较于其他拥有土司的边疆府州厅县志,司所志所记“世系”内容更系统,如《白山司志》在卷首“世系表”中著录任外省州县之家族成员:“其谱中有任外省州县及加将军,总戎,打夫衔者……姑附注于表内,以俟考。”可见土司司所志在编纂成书时,在内容上注重司属土官“世系”入志,但并不刻意在体例目次排列中体现。

三 、土司司所志编纂特点及其价值

相较于一般府州厅县志,土司司所志作为特殊政区志书,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价值。

(一)土司司所志特点

土司司所志除了拥有一般方志的特点:连续性、资料性、时代性、系统性等外,还有一些有别于一般方志的特点,如家族性、民族性、多元性。

家族性。虽然土司司所志的纂修构成人员多元,但基本都有土司家族人员参与。土司辖区改流后,后人往往将土司时期所修之志视为土司家谱。另外修志亦将土司家族成员进行一定程度的凝聚,如《卯峒司志》的设局、编纂、抄录皆由安抚使向舜叔伯、子侄完成,并附于家谱之末,当成家谱的一部分留世,并认为:“前虽弗彰者,其又何说焉?此《卯峒司志》所以草纂以贻后世也。”将修志当作建立家族凝聚力、培养道德感的手段。《思陵土州志》经历韦氏土司多代人的抄录、留存,首列宗支家派图、世系分支,并收录家族契约文书,俨然一本家族总谱。

民族性。虽然纂修司所志的一部分土司为汉族,如九姓长官司,但是绝大部分土司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另由明清司所志分布情况可知,土司司所志的编修主要集中于四川、云南、广西、贵州、湖南西部以及湖北西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又聚焦现存司所志,其主要分布于今湖北恩施,湖南张家界、怀化,四川宜宾、广西南宁、崇左等市,皆是民族杂居之地,其中湖北存《卯峒司志》;湖南存《永顺宣慰司志》《添平所志》《麻寮所志》《桑植司志》《柿溪司志》中司所位置即今湖北、湖南几个土家族居住区域,现今土官后人基本都是土家族。

多元性。由于土司司所政区级别、类型的多样,导致土司司所志种类的多元。土司司所志类型可分为:宣慰司志、所志、土州志、长官司志以及土巡检司志。其他亡佚的土司司所志有土府志,如云南《顺宁府志》,广西《思明府志》等;宣抚司志,如四川《永宁宣抚司志》,云南《南甸宣抚司郡志》等;招讨司志,如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志》;安抚司志,如四川《黎州安抚司志》,贵州《金筑安抚司志》等。此外在其体例编排、内容记述上也较为灵活、多样,如《白山司志》开篇无“星野”而记“世系”,又如《思陵土州志》采用平目体,条目多达34条,以至于后人整理时发出“其体例极为混乱,内容又多为契约、田税等大杂烩”的感慨。

(二)土司司所志价值

土司司所志的整理与探析,不仅对开展西南史地、方志学研究大有裨益,更有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其一,土司司所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首先,对正史土司数量、世系资料的补充,如《九姓司志》记述《明史》《清史稿》等正史缺载的泸州卫土千户韩氏,嘉靖《添平所志》所记添平所土千户覃氏亦缺载,另外该志卷5“职员荫袭考”目下分“本所宗官荫袭源流”“所部职官荫袭源流”“各隘职官荫袭源流”,不仅记有本所职官的世系源流,还对该所隶属佐贰官世系源流进行记述,这些司所佐贰官正史缺载;其次,对司所位置、疆域以及所属村寨地情信息的明确记载,《明史》《清史稿》等正史对土司记载多为其军事、世系,而土司司所志开篇即记疆域,另外《九姓司志》《白山司志》甚至还绘制有司所图,其中《白山司志》绘制司图8副,不仅有司所疆域、衙署图,甚至还有其所辖山脉图以及水系图。此外关于村寨记述,如《永顺宣慰司志》仅存的卷二即记有司属峒寨情况,《卯峒司志》卷3“建置志”记司属各峒,《白山司志》卷3“疆域”附有村庄、圩市等,提供司寨互动的珍贵材料;最后留存了一大批土司司所官文书及土司家族契约。如针对土司司所行政的官方告示:《卯峒司志》辑录向那吾《广垦植告示》,向同廷《广修学舍告示》;《白山司志》亦辑录广西布政使杨长桂《禁索土司示》,两广总督吉庆《禁需索土司示》。

其二,对方志学的贡献。首先,改土归流前后,该地政区的转变,导致志书种类的变化,这一现象是对何为方志、方志有哪些性质、方志如何创编等问题的绝佳观察点。其次,对其系统挖掘,补充地方方志的种类与数量,展示明清方志文化向边疆政区发展的历史趋向;最后显示土司的方志思想,部分民族地区旧志中土司往往是该志纂修的参与者,如光绪《百色厅志》,但无主导编修地方府县志之例。而土司司所志不同,基本上现存每本司所志都有土司家族成员参与编修,并留有序跋、按语,显示土司对方志性质、方志续修、方志体例内容编排看法与思考。

其三,秩序构建与文化认同的价值。土司司所志的产生,是明清王朝土司制度成熟的表现,更是方志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具体体现。该志种的编修,不仅促使大量土司参与到王朝的修志事业当中,使其认识到土司司所在王朝版图中的位置,更使土司辖区文献可征,使“陋鄙之地”渐成“文献名邦”。同时其影响亦深远。首先,在方志文化的浸润下,土司强化了大一统思想。其次,司所志编修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司家族向学之风。最后,土司司所志的编修,使得土、流官员联系紧密,这促进交流、了解,增加土司向心力,从而巩固边疆。

结语

综上,土司司所志由土司主修或参修,记土司管辖区域(即土司司所)内情况,其体例与府州厅县志无异,但有特色内容,如“土兵”“世系”“土司家族契约文书”等,重“世系”,具有家族性、民族性及多元性等有别于一般府州厅县志的特点,上级志书编修需要、展示守土之责以及表彰祖先功绩是其编纂的三大动力,分布于今中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及中南半岛北部,多见于明清时期。涉及编修土司司所志的司所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土巡检司、土府、土州、土卫所9种,并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落实而消亡,现存多抄本,但往往有流官、士绅参与编修的司所志存有刻本。

另外,土司司所志的创纂展示方志文献的性质,即无论是目录编排,还是编纂主旨无不体现国家意志。作为明清王朝大一统体制下行政区划志书的组成部分,其编修展示方志文化向边疆拓展的历史实践过程。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土司司所志产生与明清时期国家的大型文化工程开展息息相关,其兴衰与国家改土归流政策相关联;从地方层面上来看,土司司所志的出现,体现土司吸收方志编纂传统,构建地方历史的渴望,土司修志的行为强化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23年第6期全文转载。注释及表格从略)

来源:地方志研究

作者:黄 伟 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配图:方志四川(本文图片均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来源: 地方志研究
责任编辑:唐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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