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部中国精品年鉴

谈年鉴编纂规范化

杜成英 粟旭 郑庭筠 黎凯

摘 要   中国年鉴事业已经过几十年发展,在指导思想、内容体系、编纂体例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但仍存在许多分歧意见,实际编纂过程中也常有无所适从之感。笔者通过品读《长沙年鉴(2020)》等4部中国精品年鉴,从年鉴的基本要素和内容体系、资料组成部分比例、框架结构和篇目设计、辅助资料栏目设置和内容、索引和助检标识、个别细节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分析梳理4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共性与个性,比较年鉴界对年鉴编纂的一些不同认识,并进而提出如何对标精品做好年鉴编纂规范化的建议 。

关键词   中国精品年鉴 共性 个性 编纂规范化

品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推荐的《长沙年鉴(2020)》《连云港年鉴(2019)》《北京朝阳年鉴(2020)》《孝义年鉴(2020)》4部中国精品年鉴,既有资料翔实、体例规范、装帧精美、行文严谨之共性,又在重大选题、体现“三特”(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年度特点)、图照编辑、篇目设计、版式编排等方面各有特色和亮点。笔者通过分析4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共性与个性,针对年鉴界常见的问题和意见分歧,对年鉴编纂规范化提出一些建议。

一、4部中国精品年鉴基本要素和内容体系一致

4部中国精品年鉴从扉页至封底依次为书名页、版权页、编者信息、编辑说明、图片专辑、目录、专栏(特载、专记、专文)、大事记、市(区)情概览、百科部类、下级政区、人物、附录、索引,且排列顺序完全一致。同时,均配备贯穿全书的检索系统,一共15项内容,涵盖年鉴的基本要素和内容体系。

年鉴作为图书,应当遵循图书出版规范,每部年鉴都应有书名页、版权页、编(著)者信息、编辑说明这4项基本要素。其中,编辑说明近似于其他图书的序、前言,是对年鉴指导思想、编纂体例、篇目设计、结构调整等的说明,对于年鉴类编辑文献,必不可少。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作为工具书,每部年鉴都应配备完整的检索系统,即应有书前分类目录、书中助检系统、书后主题索引3项基本要素,以便读者检索资料信息。

从年鉴内容体系看,应当有图片专辑、专栏(特载、专记、专文)、大事记、市(区)情概览、百科部类、下级政区、人物、附录8项基本要素,从不同角度和维度,从宏观微观层面,综合运用一、二、三次文献全面记述一地方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其编排顺序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习惯,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需求,体现了年鉴记述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特色鲜明的客观要求,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图片专辑可直观、形象地展示一地方之特色特点、突出成就、大事要事等。专栏(特载、专记、专文)主要收录年度内值得特别记载或专门记述的重要政策、重要文献、重要事件等,从宏观政策、发展成就、未来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凸显本区域的特色和优势。大事记按时间顺序,逐日竖写本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年鉴全书之“经”,对后续平行记述的各行各业起到连贯一体的作用。地情概览概一地之全貌,对全鉴起统摄作用,可帮助读者从整体上快速了解本地的基本情况。年鉴资料的主体部分——动态信息,包括百科部类若干类目、下级政区、人物,主要按照事物的性质分列类目,详细记述本地某项事业年度发展过程及现状,是年鉴全书之“纬”。附录收录具有参考价值的原始资料,对全鉴内容起补充作用。

当前年鉴编纂中常见的问题有:一是编排顺序存在差异。目录是一本书内容的总导引,是年鉴检索系统的一部分。从其自身含义和作用看,毋庸置疑,应置于全书内容之首。但是,因为图片专辑一般用铜版纸,与内文用纸不同,兼顾印刷装帧成本,多数年鉴选择将目录置于图片专辑之后。有的年鉴将编纂者信息(编委会、编辑部、参编单位)置于图片专辑后,其原因与目录后置大致相同;有的年鉴将专文置于书末附录,从其文献性质角度看,纳入附录也无不妥。二是有的年鉴不单设人物,将人物内容纳入附录。“人物”是动态信息的重要内容,每年都应记述,以单设类目记述为宜。三是有的年鉴没有设置书后主题索引。索引是年鉴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不编写书后索引,显然是错误的。四是有的年鉴在目录之前设“总目”或“导读”,这些创新做法,可否借鉴推行,值得研究探讨。

综合考虑图书出版规范、栏目内在逻辑、方便读者阅读等因素,构成年鉴的15项基本要素应该有一个相对科学、统一规范的编排顺序。

二、4部中国精品年鉴资料组成部分比例基本一致

年鉴资料按性质分类,分为综合情况、动态信息、辅助资料、检索系统4个组成部分。综合情况一般指概览或概貌、概述部分,概括介绍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地方文化、名胜古迹、人口民族、方言风俗、年度特点及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情况。动态信息一般包括百科、下级政区和人物部类,是年鉴资料的主体部分。辅助资料一般包括大事记、专栏(特载、专记、专文)、附录。检索系统包括书前分类目录、书后主题索引和书中助检系统。

通过表1可以看出,综合情况、动态信息、检索系统3项内容占比,4部中国精品年鉴比例接近、差异不大。该种情况,从一个侧面揭示年鉴资料构成占比的合理性。差异较大的是辅助资料占比,这也与年鉴界对辅助资料辑录内容的认识分歧较大的情况相一致。

当前年鉴编纂中常见的问题有:一是综合情况占篇幅偏少。多数年鉴尤其是县(区)级综合年鉴将概览内容简单化,内容占比普遍不到1%,难以通过概览观其全貌。笔者认为,尽管概览部分主体内容变化不大,但从资料的完整性、从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概览快速了解一地出发,不仅不能省略、削弱,还应加大内容占比,达到3%～5%为宜。二是辅助资料占比经常有畸多畸少的情况。有的年鉴在附录部分收录大量价值不高的工作报告、年度文件、领导文章等一次文献;有的附录又过于简单,使附录的便览性、指南性、实用性资料价值缺失。三是有的年鉴没有设置书后索引,或索引深度不够、质量不高,检索系统资料比重较低。

具体各部分占比多少才算合理,很难有统一标准。笔者认为,为避免这4个组成部分资料比例失衡,在拟定年鉴编纂规范时,对各部分占比应有一个相对适中的指导意见。

三、4部中国精品年鉴框架层次结构和篇目设计共性为主

框架结构,有内容结构、层次结构两层含义。年鉴框架的层次结构,一般分为大类结构、中类结构两种。大类结构,也称大篇结构,主要特点是一级类目较少。表现形式主要为单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类目,其下再设分目、次分目、条目,一般有4个记述层次。而中类结构,主要特点是一级类目较多,表现形式为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5项内容逐一拆分为若干个平行类目,其下再设分目、条目,一般不设次分目,只有3个记述层次。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采用中类结构,包括特载、专文、大事记、市情概览、百科、下级政区、人物、附录等。除百科部类外,其他类目设置完全一致。近年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路设置大类结构的年鉴有增多趋势,其优点是逻辑清晰、领属分明。但这种结构也存在明显缺点。一是内容结构易失衡,尤其是市、县级综合年鉴,记述政治、经济、社会内容相对较多,文化、生态内容相对较少。二是内容层级不好控制,个别采用大类结构的年鉴,有的内容甚至出现篇目、类目、分目、次分目、条目、首括句等5—6个层级,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三是编纂难度增大。百科部类如分设5个大篇目,势必每篇都应撰写综述。中类结构的优点是类目多、设置灵活,便于增设或升格设置特色类目。如《连云港年鉴(2019)》设置“连云港港”类目;《北京朝阳年鉴(2020)》设置“功能区建设”类目。中类结构缺点是分类不容易把握,容易出现分类标准不统一,或子项之和与母项外延不等,或篇目设置难以相对稳定,不能体现年鉴资料的连续性。

除百科部类外,年鉴其他篇目名称、内容相对固化。所以,框架设计一般指难度较大、分歧较多的百科部类框架。4部中国精品年鉴百科部类的框架设计,在共性为主的基础上各有特色。

(一)政治建设框架设置

4部中国精品年鉴类目设置完全一致。除标题名称略有差异外,均设置9个类目,依次记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监察、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人民团体)、法治、军事工作。

(二)经济建设框架设置

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设“经济管理”类目,其他类目设置差异较大。关于经济部类的框架设计,很多观点认为,应兼顾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名为兼顾,实际往往就变成完全按行政管理体制、单位名称设置类(分)目,机构改革怎么改,框架设计就怎么改,这是给资料汇编合理化找借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五条指出:“年鉴框架分类应当参照相关分类标准,体现社会实际分工,突出本行政区域地情特点,避免照搬照抄。经济部分框架设计,应当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和产业布局,突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也就是说,经济部类框架设计,一要体现社会实际分工,二要体现地方经济特色。

体现社会实际分工,即应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来分类。有关经济部类,多数年鉴均单独设置“工业”“农业”类目。但记述服务业、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城乡建设等内容,框架设置则千差万别,总体上比较混乱,普遍将服务业拆分为若干个类目,与工业、农业并列记述,拆分标准较为随意。有的年鉴将交通与城建合并设置类目,有的将城乡建设拆分为“城市建设”“乡村建设或城乡规划”“城市管理”等多个类目;有的将金融业纳入服务业下记述,有的又将金融与财税合并设置类目。总的感觉是五花八门、千鉴千面,常有标题名称不正确、层级不对等、领属不当等现象。

体现地方经济特色,4部中国精品年鉴提供了参鉴样本。如《长沙年鉴(2020)》“开发区”“湖南湘江新区”类目;《连云港年鉴(2019)》“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海洋经济”类目;《孝义年鉴(2020)》“开发区建设”类目,都充分体现了地方经济特色。

(三)文化建设框架设置

记述文化建设,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单设“文化”类目,其下分目名称及内容略有差异。如《长沙年鉴(2020)》《连云港年鉴(2019)》“文化”类目下设“社会科学”分目,另2部未设;《孝义年鉴(2020)》将新闻广电内容摘出来与文化并列设置为类目,另3部则纳入“文化”类目下记述;《北京朝阳年鉴(2020)》设“文联活动”分目,另3部未设。总体来看,4部中国精品年鉴对文化建设的记述思路基本一致。

(四)社会建设框架设置

年鉴界对社会的定义、内容理解较为模糊。因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单设“文化”“生态”类目,我们将百科部类中除政治、经济方面类目和文化、生态类目以外的所有类目都理解为社会类目。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涵盖民政事业相关内容,3部涉及居民收入消费、退役军人事务、社会保障、民族、宗教、人口等内容。总体来看,虽然有分类方法、标题名称的差异,但社会建设主要内容的记述,4部中国精品年鉴仍以共性为主,对于厘清社会方面记述内容、分类标题具有指导意义。

规范社会建设部分的框架设置,首先要明确记述内容;其次要规避社会生活、社会民生、社会事务、社会治理这类概念模糊的标题,可增设指向明确的分目,不必强行归类。如《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将社会建设分设教育、人口、民族、人民生活、民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风俗、宗教、方言、社会现象11个类(分)目的思路,标题边界清晰,值得借鉴。笔者认为,人口、民族、宗教、风俗、方言等内容以纳入概览记述为宜,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政府行政行为,建议纳入政府部类记述为宜,社会建设建议设置“科技”“教育”“卫生”“体育”“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民生保障”(领人民生活、就业、医保、社保、低保、民生实事等)“权益保护”(领老龄、妇儿、消费者、农民工权益保护等)8个必备类目,视情况可设置“公共安全”“社会现象”等特色类目。

(五)生态文明建设框架设置

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单设类目集中记述,且均在经济部类之后、文化部类之前单设“生态建设”或“生态环境”类目,排列位置一致。因党的十八大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大部署,许多年鉴开始单设篇目记述生态文明建设,与4部中国精品年鉴略有区别的是,一般将生态内容放在社会内容之后记述。

四、4部中国精品年鉴辅助资料栏目设置和内容取舍差异较大

对年鉴辅助资料的框架设置和内容选择,年鉴界分歧也一直较大。以4部中国精品年鉴为例,除大事记相对一致外,特载、专文、专记、附录的设置和辑录内容均自成一体,无规律可循。这种较大差异在各地综合年鉴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反映出大家对特载、专记、专文、附录定义的认识概念模糊、边界不清、各执己见。事实上,这4个方面的概念是清晰的,因其功能不同,辑录内容明显不同,不应混淆。

(一)特载

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不记载,但因特别重要而记载的事项。其内容应为跨年度的,突破年鉴资料的年度性特征。一般为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要决策、文件、报告等原始资料文献,例如:换届政府工作报告、党代会报告、五年规划、远景规划、行政区划调整、国家重大政策、中央领导人重要指示等。常见纳入特载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属于例行会议和年度内容,建议纳入附录的“文献”分目为宜。

(二)专记

集中记述或专门记述。其体裁与大事记类似,为年鉴“记”体的一种。一般是以纪事本末体记述重要事业、重大事件发展进程的资料形式,其内容可以是年度内的,也可以跨年度,如各类综述、纪实。

(三)专文

其体裁为文章体。一般收录专业机构、专家学者撰写的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统计分析等。

(四)附录

对正文内容起拓展、补充、参考作用,主要收录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附录资料内容不受年度限制,内容丰富,形式灵活,难以简言概括。建议设置一些每年必须辑录的必备分目,统一认识,形成规范。例如:文献,辑录不能纳入特载的重要法规、文件、论文、报告等;统计资料;名录,如地方组织机构名录、先进单位名单、党政年度重要文件目录等。

五、4部中国精品年鉴助检标识和书后索引规范一致

年鉴的检索系统包括书前目录、书后索引、书中助检标识3个部分。4部中国精品年鉴书前目录(中文)细至条目、书后索引主题标引准确、书中助检标识完备,检索系统资料占比均超过7.5%。

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工具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年鉴具有工具书性质,应有完备的检索系统。年鉴应编制详至条目的中文目录,根据需要可编制英文目录或少数民族语言目录。索引应提供丰富的检索信息,名称概念清晰,标目符合主题原意,标引准确。”因此,索引及其质量要求应作为年鉴编纂的一项硬性规定。

提高年鉴索引质量,首先要提高索引比,增加索引深度。一般认为,索引比应达到1∶1.5以上,即索引数是目录数的1.5倍以上。其次要规范主题标引。应按照《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GB/T 36070—2018)规范编制主题索引,不能将主题索引做成目录索引或条目索引。此外,多数年鉴助检标识单一,对此虽无强制规定,但从美观和丰富检索手段的角度,也建议改进完善。一般仅设页眉助检,在页眉标注年鉴名称、类目名称、分目名称、徽标等。有的年鉴设置类目辑封助检,在辑封上选载相关图片。有的年鉴还设置色标助检,以类目为单位,在书边切口从上至下标记成块的相同颜色。辑封、色标助检标识的使用,不仅能给人以视觉美感,还能起到醒目提示作用。

六、4部中国精品年鉴对个别细节问题的处理异同并存

(一)行政区划图使用差异

《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二条规定:“年鉴应当选用与记述年度相对应的本地区行政区划图。”《长沙年鉴(2020)》在编辑说明之前设“长沙市政区图”;《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编辑说明之后设“朝阳区地图”;《连云港年鉴(2019)》在专题图片之后设“连云港市地图”;《孝义年鉴(2020)》在专题图片之后设“孝义市行政区划图”。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用图类型、编排位置上略有不同。

(二)大事记时间表述差异

4部中国精品年鉴中,《长沙年鉴(2020)》对“同一天”的表述为“是日”,其余3部的表述为“同日”;《北京朝阳年鉴(2020)》对“连续几天”的表述为“×日至×日”,其余3部的表述为“×—×日”。

(三)政治部类标题名称差异

政治部类的类目标题名称,在4部中国精品年鉴中都存在使用全简称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第八条规定:“记述人大工作,应当以‘××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名称立目。”以此类推,以达州市为例,上述4个类目标题规范简称应为“中共达州市委员会”“达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达州市人民政府”“政协达州市委员会”,或“中共达州市委”“达州市人大”“达州市政府”“达州市政协”。

(四)记事条目时间要素表述差异

《北京朝阳年鉴(2020)》编辑说明称:“凡在文中直书日、月的,均指2019年内的日期,文中‘年内’指2019年内。书中涉及其他年份的时间均标明年份。”因此,正文记事条目均无“2019年”时间表述。其他3部年鉴对此未作编辑说明,正文记事条目,首句皆以“×年”交代时间要素。笔者倾向《北京朝阳年鉴(2020)》的思路,简洁不重复。

(五)参编单位供稿人员信息表述差异

《北京朝阳年鉴(2020)》和《长沙年鉴(2020)》在版权页后记载“编委会”“编辑部”信息,在正文每个分目末尾记录参编单位供稿人信息;《孝义年鉴(2020)》在版权页后记录“编委会”“编辑部”信息,未记录参编单位供稿人信息。对该内容的处理,各地千差万别。有的年鉴在卷首“编辑部”后专设“参编单位”,集中记载记录参编单位和供(审)稿人信息。

这些差异虽无伤大雅,但也是规范年鉴编纂体例的题中应有之义。年鉴作为官方发布的权威性资料工具书,自然对规范性有着更高的要求。所有涉及编纂体例的问题,无论大小,都应以增进共识、统一规范为宜。

七、结语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之规,年鉴也不例外。从年鉴资料性文献的基本性质,以及年度性、连续性、全面性、权威性等基本特点看,年鉴对编纂规范化有其特定的、更高的要求。多年来,理论界对此著述颇丰,但系统性、全面性不够,且多为一家之言,难以形成标准。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以来,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精研推出了一批高质量年鉴,为年鉴编纂规范化提供了参鉴样本。“精品年鉴品读季”活动推荐的4部中国精品年鉴体例规范、特色鲜明、亮点纷呈,在很多方面为编纂实践提供了示范、统一了认识、消除了分歧,催生了业界对年鉴编纂规范化的大讨论。笔者从年鉴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和内容体系、资料组成部分的比例协调、框架与篇目设计的相对稳定、辅助资料栏目设置和内容取舍、检索系统编写以及地图使用、编者信息表述等细节问题的处理等6个方面,分析其常见的分歧与问题,并结合4部中国精品年鉴对分歧与问题的处理方式,并据此就如何推进年鉴编纂规范化建设提出建议。系统、全面、客观地总结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成功经验,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实现从实践到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不断求真,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做好年鉴编纂理论研究和技术规范制定,推进中国年鉴事业从编纂体例到编纂组织、过程管理、质量审查、成果评价、开发利用的全过程规范化建设。要以此为核心目标,持续深入推进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以精品引领规范,用规范生产精品,实现从点上精品呈现到面上精品“质”的飞跃。

来源:《中国年鉴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杜成英(女,达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粟 旭(女,达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郑庭筠(男,达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科科长)

黎 凯(男,达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