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起源研究

吕志毅

编者按:2月4日晚,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第五期,节目聚焦《越绝书》与地方志,邀请史志界专家,讲述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和中国方志的源远流长。“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关于我国方志起源的历史,众说纷纭。有以宋司马光、清章学诚为代表的《周官》说,以元朱思本为代表的《禹贡》说,还有《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等。今天,“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转载“方志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方志起源研究》一文。该文举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以期从不同角度加深对方志起源的认识,让我们知来处、明去处,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文化自信自强。

方志起源是方志学研究课题之一。古今学者对方志起源看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或称源于周代古国史,或称源于《周官·职方》,或称源于《禹贡》,或称源于《山海经》,或称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或持多源说等,也有主张方志源于古史官,或汉代图经,或两汉地志、地记,或古代某一部书者。此外,尚有其他多种说法,兹举其要者叙述于次。

一 方志源于周代古国史说

最早提出此说者,当为东汉郑玄。他认为,《周官·外史》所言“四方之志”就是指古诸侯列国史。持此论而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为清代章学诚。他在郑玄论述基础上,进而指出:“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1)并提出“方志乃一方全史”(2)的主张,使方志“属史论”居于主导地位。从郑玄到章学诚,皆视方志渊源于《周官·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也即地方志等同于地方史的观点。此论对探讨方志渊源者影响至深。

谭其骧对这种史志不分的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章学诚关于方志就是一方之史的理论并不可取,他说:“事实上,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3)

黄苇否定章学诚关于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的说法,认为:“若云其所掌四方之志是一方之全史,又据对史作广义理解,认为方志是将一地古今事物包揽无遗,从而推出后世方志即由此而来,这当然也勉强说得通。因为后世方志确可看作国史的具体而微,无所不载。但值得研究的是,《周官》原书中关于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非常简单……其中并未说明四方之志内容和体例如何,更未语及统合古今,无所不载。这就只能说,章氏所谓‘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不过是他的主观推测,并无实据。至于他将晋《乘》,楚《梼杌》,鲁《春秋》说成就是一国之全史,就是《周官·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那也是想当然之语。因为晋《乘》和楚《梼杌》早已亡佚……章氏并未能见。郑玄曾否见到亦属疑问。章氏既未能见,何由知其为一国之全史。”(4)因此,“章学诚关于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之说,乃是缺少实据的主观推论,看来是难以成立的”(5)。

仓修良以宋代洪迈关于《周礼非周公书》条的论述为依据,认为洪迈“揭示了《周官》一书全系后人之伪托,从而打破了长期来所传周公制作《周礼》之神话般的谎言”(6)。仓氏进而指出,《周官》既是战国时代托古所作之书,所载内容自然不可尽信,因此方志起源《周官》之说自然不足以取信于人。他分别引用张舜徽、黄云眉关于《周官》之名的含义和周礼五史之说之不可信等研究成果,确认《周官》“既是假托之作,内容自然不必尽属可信,更不可引以为古代官制设置之依据”(7)。仓氏批评梁启超所主“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之论,“则又与渊源于《周官》之说相同”。为此,他引用明代王世贞之说,诸侯国史所载内容“不过君卿大夫言动之一端”,不像方志所记内容那样丰富、广泛;诸侯国史大多为编年纪事之体,这与后世方志体裁形式多样性也全然不同,因此很难看出两者存在着什么渊源关系。(8)

梁滨久从古代史官制度与职掌考证,论证章学诚方志起源于《周官·外史》所掌——即古国史说不能成立。其一,“《周官》所述周史官制度是否为周代实有值得怀疑,我们不能以《周官》作为方志起源说的确凿证据”(9)。理由是《周官·外史》所掌其中有“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五帝’之说,形成于战国后期,周代史官怎么会掌其书”?又,在先秦文献中“外史”一词,仅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向盟首焉。”此“外史”按孔颖达解释为内外的“外”,非史官职称,与《周官》所说不同。其二,梁氏援引《国语·楚语》叔时之言,将《春秋》与故志对举,《左传》文公二年,狼瞫引周志;又《左传》文公六年,前志所言;《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引古志之言等,得出“四方之志是记言之书”,显然与《春秋》非一类书的结论。其三,《春秋》不是方志。梁氏认为:“从春秋的记事来看,是典型的编年史体,章学诚将编年史看成方志,实在是牵强附会。”至此,梁氏认为:“章学诚的方志起源说,无论从所依据的《周官》,还是从四方之志和《春秋》的性质来看,都难以支持其方志起源《周官》的观点。”(10)

二 方志源于《周官·职方》说

北宋司马光所作《河南志序》称:“《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11)

黄苇认为:“章学诚与司马光虽然都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但谈到具体渊源所在,所指却不相同。”司马光指的是其中的职方、土训和诵训,也就是偏重舆地图经,而章氏所指却是其中的外史,也就是主张地方志即地方史。(12)黄氏认为:“在《周官·职方氏》的这类职掌中已露出后世方志之端倪,从而可以说是其渊源所在。”(13)《周官·土训》“可看作职方的补充”(14),《周官·诵训》所载与后世方志近同,“从中可察知其间存在渊源关系”(15)。黄氏以《隋书·经籍志》所述《畿服经》及《贞元十道录》等书皆云昉自《周官·职方》,来证其观点。

仓修良认为,《周官》一书为战国时代托古之作,内容不尽可信。因此,方志起源于《周官》不能成立。(按仓氏此说已见前述)

三 方志源于《禹贡》说

历代提出方志起源于《禹贡》者甚多。如《隋书·经籍志·地理记》称:“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

宋人陆游为沈作宾、施宿等人修嘉泰《会稽志》作序称:“相与上参《禹贡》,下考《太史公》及历代史。”(16)

元人朱思本《九域志序》称:“取《元和郡县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舆胜览》……参考异同……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17)

元人张铉认为:“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18)

明人王源在《再与康孟谋论修郃志书》认为:“地志何昉乎?昉于《禹贡》,昉于《职方》。”(19)

清人徐乾学《备陈修书事宜疏》称:“舆地之书,昉于《禹贡》。”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来新夏认为:“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所写的《禹贡》这一记载江河流域的人文地理志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

黄苇认为:“《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以后,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作为全国的行政区划,并在这一基础上,按州所在地区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田等、贡赋、交通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作了简明而又系统的叙述,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因此也历来为修志家和论志家所重视,每被奉为后世方志渊源所在。”(21)黄氏据贾耽《海内华夷表》中所述其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如此明确将其源头首列《禹贡》,方志与《禹贡》有渊源关系,于此可见一斑。”(22)又引元代张铉在探索方志源头时“是把《禹贡》列作首位”。再从《禹贡》体例、内容考察,黄氏认为,后世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区域志,不少是仿自《禹贡》的,他列举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和元人朱思本《九域志·序》等,以证其说。

仓修良否定将《禹贡》的九州说成是“全国的行政区划”。他援引谭其骧说“《禹贡》不是大禹时的作品,《禹贡》里的‘九州’,不是夏代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他们所知道的整个‘天下’所作的地理区划”(23)之论,以批评黄氏方志源于《禹贡》九州说之不当。仓氏进而认为,黄苇关于《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皆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分别按唐代十道及宋代诸路叙事,从而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的看法是不对的。仓氏据王文楚、邹逸麟关于《元和郡县志》研究成果认为:“文中从未提到《禹贡》的影响。”(24)又引李志庭的研究成果,进而说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二书体例承继所自,却只字未提受《禹贡》影响。以此批评黄氏方志源于《禹贡》之论。他对《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序》所论《畿服经》依《禹贡》而作,及元代张铉所论“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等说法也持反对意见,如认为张铉之说是:“不仅是出于泛泛而论,而且是概念含糊不清,竟将《禹贡》与诸侯国史相提并论”,“‘九州有志尚矣’有何依据?”“这里虽列了《禹贡》,毫无实际意义,完全出于信口而谈,而我们今天却摘引作为方志渊源于《禹贡》的论据,实在缺乏认真分析。”(25)

四 方志源于《山海经》说

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序中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庶几可以成一家之言,备职方之考。”

《玉海》称:“绍圣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黄裳言:‘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26)

近人王以中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仅为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27)

黄苇认为:“探讨方志源流,其所以要述及《山海经》,首先是因为有些古方志叙述纂修缘起时,每每提及此书。”(28)如宋欧阳忞在《舆地广记》序文里“只谈到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和地志,而未提《周官》和《禹贡》,足见其所撰《舆地广记》是另有所本,而《山海经》即其中之一。所以,在探讨方志渊源时,《山海经》是不能忽视的。”(29)黄氏又从宋绍圣间为增补王存《九域志》内容,宋哲宗诏令“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一事,认为所增补之书“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30)又引齐陆澄等《地理书抄》,证明“后世纂修地志者每多取法《山海经》”(31)。他再从后世方志某些内容考察,也多少可以看出《山海经》中某些记述是其渊源所在。如汉代辛氏《三秦记》所述“确多‘乡国灵怪’,此正与《山海经》中某些记述略同”(32)。黄氏认为:“《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已补《禹贡》与《周官》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考之《山海经》,亦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记述……所以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33)

仓修良对方志源于《山海经》说持不同看法,认为《山海经》非出一时一人之手,最早编制时间是在战国。其书在“流传当中,不断为后人所增删和篡改,所以全书是经过逐渐附益而成。由于它最大特点是采用神话的形式,因而常被看成是荒唐不经的著作”(34)。接着,仓氏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毕沅所注《山海经》序、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流及其支流考》、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等著名学者对《山海经》一书所具科学价值的肯定,又引袁行霈《〈山海经〉初探》对《山海经》一书的否定,指出:“对这样一部书为什么在看法上会产生这样大的分歧呢?关键在于它所记的内容、形式、体例都与众不同,过于奇特。像这样一部书,直到现在,竟还有人硬把它与方志挂起钩来,说是方志起源的一个源头。事实上,只要大家将此书与方志冷静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无论形式、体例、结构全无共同之处。”(35)仓氏认为,黄苇对《山海经》的考辨是“简单附会式的论证是不可取的,不能单纯以该书中有某些内容,就以后来方志对号入座”(36)。仓氏对《隋书·经籍志》所载陆澄《地理书》“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的说法,以为“只不过是说明陆澄将《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而已,并不足以说明陆澄认为它是方志的源头”。(37)

五 方志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

持此观点者,古今多有。如清洪亮吉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38)承此说者有傅振伦、范文澜、宋晞等。傅振伦称:“《越绝书》先记山川、城廓、冢墓,次以纪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昉于此。”(39)他又说:“《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40)范文澜称:“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此后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晋常璩作《华阳国志》)。”(41)宋晞称:“我国地方有志书,始于东汉初年,即《越绝书》是也。”(42)

对上述之说,当今学者多有讨论,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谭其骧认为,以上3书均属地方史而非地方志。理由是《越绝书》《吴越春秋》“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都列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隋志》列于霸史,《两唐志》列于伪史。现在有不少人把这几种流传到今天的汉晋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几本书的内容显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所以隋、唐《经籍志》和《艺文志》里不列于地理类下而列入杂史、霸史、伪史类”。(43)谭氏排除了《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地方志。因而,上述3书谈不上为方志源头。

黄苇认为,后世言及方志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之关系者,有以下诸家:清人洪亮吉、廖寅,近人傅振伦、李泰棻、范文澜等都只说明以上三书“或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开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头问题,故不能据以将此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44)。只能将此三书视为方志的发端或雏型。

六 方志多源说

历代志家关于方志多源(见前述),并未论及多源之由,而现代学者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并且形成论辩态势,较有代表性者是黄苇和仓修良。

黄苇在前人成说基础上,分别对《周官·职方》、《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等文献考察之后,认为这些书“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45)。他进而认为:“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如果进一步广泛深入考察,或者还可找到如民间传说等一类的来源。至此,似可归结说: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46)又说:“后世修志诸家在论述方志由来时,不仅指明《周官》,而且语及《禹贡》、《山海经》、《九丘》以及舆图、地志、史籍等等,这些也都是确凿的事实,足以证明方志出自多源,并非一源。”(47)

仓修良对黄苇“方志多源”说进行了辩驳,认为以上黄氏之说看似都有“确凿的事实”为根据,实际则“恐怕并不如此”。(48)他说:“关于《周官》、《禹贡》、《山海经》三书,上文已经作了分析,事实并不能说‘确凿’……既然还说到《九丘》,也不妨看看真相如何。”(49)仓氏认为,黄氏称引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 “九州之志谓之《九丘》”的解释,虽说依据汉孔安国《尚书》序,然《九丘》等书“是怎样性质的书他也没有看过,这些书记载什么内容,古书也未见有过记载。因此他在序中所说也仅仅是望文生义的推测罢了”。(50)仓氏进一步指出:“对于《九丘》的解释,则完全是附会《禹贡》述九州之内容而来,更是出于主观之臆断。因从无史书言及《九丘》之内容或性质,只有《禹贡》真的讲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于是加以移植,便成了《九丘》的内容,所以后来许多学者并不同意他的说法……像这样谁也没有见过的书,究竟内容记的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如何竟引来作为论述方志起源的依据呢?况且孔安国生活在西汉时代,所言也只有臆断,而无真凭实据,元人所说自然更不足为凭……又怎能说成‘是确凿的事实’呢?”(51)

来新夏力主方志多源说,认为“中国传统的方志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应该说是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和基本的特征”(52)。

吕志毅认为,方志应源于《尚书·禹贡》《周官·职方》和《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其根据是,作为全国第一部疆域政区沿革总志的《汉书·地理志》,“照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全文”(53)。这不仅说明班固把它作为政区发展沿革来看待,更说明将它视为探究地理沿革史的发端之作,以及对其内容、体例及其编纂方法的认同和承袭,并结合汉代实际有所扩充和发展。吕氏还认为,《山海经》也是方志源头之一。他征引杨慎、毕沅、沈钦韩、洪亮吉、王庸等人的研究成果,确认“《山海经》开了中国地方志有图有文的大源。此后,我国地方志在不同历史阶段内多为有图有文之作。这乃是不同于一般史书的重要特点之一”(54)。“从郑玄等人所说地方史即地方志这一观点,到章氏(学诚)‘方志乃一方全史’理论的提出……这就是地方志即地方史的观点。然而事实上,以后的郡县志书的内容和体例,并没有按照春秋各国史那样的体例去写,而是按照《尚书·禹贡》篇、《山海经》及《周礼》等有关篇章所志的山川、风俗、物产、交通、古迹等内容和体例去写,这就必然把《禹贡》篇、《山海经》及《周礼》等这些专门性的地理书当作了方志的起源。”(55)

郭同新提出:“方志兴起多源,源头在先秦典籍。”(56)他认为“甲骨卜辞有方志的因子”(57);古地理书如《山海经》、《禹贡》等有“方志的切片、胚胎”(58);古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启迪方志编修思想”(59);“《周礼》开方志事业之先河”(60);特别是“职方氏”,其内容为后世方志所继承,尤为全国总志所效仿;《诗经》、《楚辞》等古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对方志产生一定影响。(61)基于上述认识,作者认为这些先秦典籍对后世方志的关系和影响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方志名称由此而来;二是方志性质、目的、任务、作用发微于此;三是方志内容包括自然、社会、历史等,草创于此;四是方志的治国安民,忠君爱国思想播种于此;五是方志横分门类之法,编年纪事之体,据事直书的求是精神,导源于此。因此,作者认为方志的源头在先秦典籍。(62)

七 方志源于史官说

北宋李宗谔认为:“夏载弼成于五服,职方周知数要,其后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63)

清章学诚认为:“郡县志乘,即封建列国史官之遗。”(64)

邸富生认为:“方志之源——商代史官的甲骨卜辞。”(65)

八 方志源于汉代图经说

清人谢启昆嘉庆《广西通志·叙例》称:“志乘本于图经。”

谭其骧认为:“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66)

九 方志源于两汉地记说

仓修良力主此说。他认为:“到了西汉后期,地方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豪族地主的势力不断壮大,这就为产生地方性著作提供了温床。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经过两者汇合,从而形成方志雏型之地记,因此,我们说方志是起源于两汉之地记。”(67)他认为早期志书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在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之前,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

十 方志源于夏鼎图象说

张松斌认为,“杨慎《山海经补注序》云:‘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窠,骇视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审如杨氏之言,九鼎上的图象内容,应是早期的图志。正如尹琏所云:‘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之分野,山川之财赋,禽鱼,飞鸟,昆虫、草木及人物,鬼怪属,无不备之于鼎,此志之始也。’(贵州《定番州志跋》)”(68)

注释

(1)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世界书局,1935年,第128页。

(2)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3)(43)(66)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8、19、9页。

(4)(5)(13)(14)(15)(21)(22)(28)(29)(31)(32)(33)(44)(45)(46)(47)黄苇:《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3、3、4、6、6、9、8、10、10、11、13、14、15、17页。

(6)(7)(23)(24)(25)(34)(35)(36)(37)(49)(51)(67)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13、16、2、4、5—6、8、9、11、26、28、35页。

(8)(48)(50)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25—26、26、27页。

(9)(10)梁滨久:《梁滨久方志文集·章学诚方志起源说质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90、291页。

(11)司马光:《河南志序》,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河南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457页。

(12)(30)参见黄苇:《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0页。

(16)陆游:嘉泰《会稽志序》,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本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页。

(17)朱思本:《九域志序》,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本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123页。

(18)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本条,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页。

(19)王源:《居业堂文集》卷8。

(20)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357页。

(26)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元丰郡县志》条。

(27)王以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载《禹贡》半月刊卷1第3期。

(38)洪亮吉:《新修澄城县志序》。

(39)(40)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1、59页。

(41)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246页。

(42)宋晞:《方志学研究论丛·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52)来新夏:《中国地方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页。

(53)(54)(55)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5、2—3页。

(56)(57)(58)(59)(60)郭同新:《方志纵横》,2001年内部刊行,第4、4、5、8、9页。

(61)(62)参见郭同新:《方志纵横》,2001年内部刊行,第11—12、13页。

(63)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玉海》,《祥符州县图经》条引。

(64)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世界书局,1935年,第211页。

(65)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页。

(68)张松斌:《方志学探微》,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97—98页。

来源:方志中国(据《中国方志通鉴》)

作者:吕志毅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