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武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9日 11版)

有关“道统”的阐释,是唐宋儒学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论题。崇安刘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时流,撰《圣传论》以倡新说,在南宋学坛独树一帜。不过,自朱熹做出刘屏山“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的解释性评价,后世学人便以之为“杂学”之书,鲜有深究者。上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通过文本细读,明确认识到“《圣传论》不曾说释老亦得圣人之传,其禅学影响并不明显”(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只可惜像这样辨析精微的恳切之论,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首先,“圣道”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圣传论》给出了不同凡响的新解说。

唐代学人对“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仁”和“义”两个层面,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李翺亦称,“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也”;“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李翱《答侯高第二书》)宋代鸿儒多沿袭此说,如张栻云:“大扺儒者之道,为仁之至、义之尽者。仁立则义存,义精,而后仁之体为无敝也。”(张栻《答朱元晦》)南宋心学名家袁燮也认为:“儒者之道,必尚仁义,必缓功利。”(袁燮《罗公行状》)然而,用“仁义”二字概括儒道毕竟有所局限。

刘子翚深思远虑,以为“圣道”本身绝非固定不变,其丰富内涵是在古圣前贤的集体探索和不断积累中逐步形成的。上海图书馆藏宋端平中黄壮猷修补本《诸儒鸣道集》卷七〇所载《圣传论》之目曰:“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生死)、颜子(复)、曾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刘子翚裔孙刘秉铎曾解释说:“至若《圣传论》十首,于尧舜则佩其精一,于神禹则服其仁民,于汤则见其日新不已,于文王则称其涵养力健,于周公则赞其谦光无逸,于孔子则叹其尽性践形,于颜子则慕其克复近易,于曾子则思其孝敬纯笃,于子思则企其时中阐道,于孟子则信其领会自得。”(程勋《刘氏传忠录续编》)很明显,在刘氏看来,所谓“圣道”乃是往哲前贤多元智慧汇集沉淀的完美结晶。

四库本《屏山集》和《全宋文》卷四二五七收录《圣传论》十篇,将每位圣贤下所注小字悉数删除,殊不知原有小字不仅表明诸位圣贤对建立“道统”所做的贡献,更说明“圣道”内涵的形成绝非一人之功,而是众贤精究集思广益的结果。如尧舜下标注“一”,其意是说:“夫道,一而已。尧舜之心,不间乎此……《书》曰‘惟精惟一’,此相传之密旨也。”在刘氏看来,“一之所通,初无限量,敛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变易。意形而自绝,思正而忽无。缓而不怠,急而不危,应而不随,受而不蓄”(刘子翚《圣传论》),乃是尧舜创立“圣道”时的自觉情状。如果说尧舜之“一”是“圣道”的初始基因,那么后继诸贤次第为功,不断扩充和完善“道”的哲学内涵,则是一个应然的过程。相对于朱熹的十六字心诀,《圣传论》固然不够简明,但彰显古代圣贤之个性,诠释智慧累积之轨迹,其学术建树绝不可小觑。

其次,刘氏有关“圣道”传承方式的论述,别开生面,具有独特价值。

从韩愈到“二程”,学者对“道统”授受过程的理解始终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原道》)的线形模式。甚者以为圣贤“不并生”,而是“一贤殁,一贤出,羽之翼之,垂诸无穷”。(孙复《上孔给事书》)然而,古圣先贤并非生死相接鱼贯而出者,他们之间的直接授受似乎不太可能。

《圣传论》将“圣道”的传承方式描述为“口传而心受”,曰:“尧、舜、禹口传而心受也。三圣既没,斯道散于百家,荡于末流,匿于学者见闻之外数百年。汤出,引而归之,会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汤没,又散于百家,荡于末流,匿于学者见闻之外数百年。文王出,引而归之,会而通之,故纯一不已,仪刑万邦。文、武、周公口传而心受也。三圣又没,邪朋邪,诐翼诐,幅裂鼎沸,莫可谁何。孔子出焉,气足以压其声焰,量足以吞其区穴,排异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会,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贯之。’此祖述尧舜之妙也。”(刘子翚《圣传论·尧舜》)简言之,“圣道”的传承方式既有像尧、舜、禹和文、武、周公那样的“口传心授”,也有像汤、文王及孔子那样“引而归之,会而通之”,使其“纯一不已”的继承与发扬。这样的阐释在学理逻辑上似乎更为周延。

刘氏以为“口传心授”的重点在于“诚”“虚”“克己”“致知”“恕”“敬”“静”“慎”等核心要素。由于“圣人标指,固非一途,前学以是流布,后学以是进修”,学者唯有“得之于心”,才能渐入“圣域”。此外,在他看来“深造以道”并不是“圣贤”的专利,“荜门圭窦,密契圣心。如相授受,政恐无世无之”。(刘子翚《圣传论·孟子》)这一说法不仅为“圣道”内涵的不断丰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道统”谱系的不断延展给出了合理解释。

再次,《圣传论》有关“道统”谱系的阐释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柳开、孙复、石介及陈襄,更有别于濂洛各家。其多元开放的姿态及学理阐释值得尊重。

“道统”谱系的构建始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文备述尧、舜、禹、汤、周公、文、武及孔子创建“圣人之道”的艰难历程,以“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结。韩愈继之,列孟子于“统系”之末,且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柳开自诩为“宋之夫子”(柳开《答臧丙第三书》),遂有意拉长谱系链条,以便能侧身其间,故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柳开《应责》)孙复、石介等人更倡其说,以为“其道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自孔子殁,“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孙复《上孔给事书》)绍兴鸿儒林之奇亦称:“得吾道之传者惟四人焉。孟轲醇乎醇,在所不必论。自孟子而下,则有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此皆学者之尊敬以为仁义礼乐之主也。”(林之奇《扬子讲义序》)可以设想,此说影响有多么深远。

随着“宋学”的兴起,自孟子以下的“圣贤”身份渐遭质疑。庆历时代,闽学先驱陈襄就声称:“孔子没,六经之道不明于世。诸儒驳杂之说,纶纷怪错,周环天下。”(《送章衡秀才序》)与之同时,张载也认为“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杨皆不能知”。(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司马光指责王通议论“不合于圣人”,谓“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邵氏闻见后录》)苏轼将李斯之罪归咎于荀卿,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苏轼《荀卿论》)复曰:“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苏轼《韩愈论》)王安石针对荀卿“尊尧舜周孔而非孟子”的问题,以为“后世之名,遂配孟子,则非所宜矣”;并比喻说:“今有人于此,杀其兄弟,戮其子孙,而能尽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则是岂得不为罪人耶?荀卿之尊尧舜周孔而非孟子,则亦近乎此矣。”(王安石《荀卿论上》)凡此种种,难以尽述。可以肯定的是,荀、扬、王、韩由此便不得不退出“道统”谱系。

濂洛学派的“道统”观大别于韩愈等人。程颐谓其兄颢氏“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程颐《明道先生墓表》),功劳不啻孔孟。朱熹则称“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西山读书记·朱子传授》)最终建立了一个新道统。具体如黄榦所说:“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黄榦《朱先生行状》)随着理学的兴盛,此说也日渐深入人心,如李心传曰:“理学之说,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闿端于孔门洙泗之设教,推广于子思孟轲之讲明,驳杂于汉唐诸儒之论议,而复恢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颐。”(李心传《道命录》)

刘子翚生于道学鼎盛之际,但他依然尊重传统儒学的“统系”。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圣道”的传承“前乎尧舜,传有自来;后乎孔孟,传固不泯”。换言之,伏羲、神农、黄帝等往圣先贤虽无文字传世,但他们创立“圣道”的功绩不可磨灭。孟子之后能够“密契圣心,如相受授”者代不乏人,所谓“不得其传”的说法是“孤圣人之道,绝学者之志”,(刘子翚《圣传论·孟子》)断不可从。要之,刘氏所理解的“道统”谱系既非单线传承,更无陡然得“道”者。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陈寅恪《论韩愈》)唐宋学人有关“道统”的纷争亦可作如是观。刘子翚不惑旧说,创为新论,其思想智慧和学术勇气均值得尊重。

(作者:张兴武,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