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传统音乐的文化特性

及其在四川的发展

甘绍成

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至少应祭祀与朝会典礼等场合中使用的音乐;宫廷燕经过百年或三代以上传承,并在我国各族民间乐是指历代朝廷饮宴时供统治者娱乐欣赏的音某一区域流传,且具有中华民族固有形态特征乐。文人音乐是指我国历代文人或具有文人情的音乐。如我国历代形成的宫廷音乐、文人音结的其他阶层人士创作的自娱自赏的音乐,主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均为传统音乐。

在上述音乐中,宫廷音乐是指古代宫廷内是由古琴伴奏的琴歌和古琴弹奏的音乐,如部或朝廷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包括宫廷雅乐《关山月》《阳关三叠》《流水》《梅花三弄》等。和宫廷燕乐。其中,宫廷雅乐是指历代朝廷在词调音乐是指历代崇尚中国传统文化、诗词、古文和音乐的文人雅士(儒士、僧人、道士、艺人)吟唱的诗词与古文歌曲,如南宋词人姜夔(白石道人)创作的词调歌曲《扬州慢》《杏花天影》,以及当下各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仍在活态传承的吟诵音乐等。宗教音乐在我国主要指佛教音乐、道教音乐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音乐。其中,佛教音乐是指佛教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如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乐和大相国寺梵乐等;道教音乐是指道教在经忏斋醮等仪式中使用的音乐,如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上海道教音乐和成都道教音乐等。民间音乐是指在我国民间形成并流传的各种音乐形式,它包括以唱为主的民间歌曲,歌、乐、舞相结合表演的民间歌舞,说与唱相结合表演的曲艺音乐,唱、念、做、打综合表演的戏曲音乐,以演奏为主要表演形式的民间器乐等。在上述音乐中,尤以民间音乐最为丰富,最具生命力,最受老百姓喜爱。

一、传统音乐的文化特性

与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专业音乐、流行音乐相比,传统音乐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特性,大体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历史性与传承性

所谓历史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多数乐种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有的历史相对久远,如我国具有3000多年或千年以上历史的古琴音乐、南音、西安鼓乐、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等;有的相对较短,如我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昆曲、京剧、花儿、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

所谓传承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多数乐种都有自己的传承谱系,一旦产生,便在某一民族或区域代代相传,成为当地具有影响、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乐种。如我国清代以前历代皇宫、道教宫观、佛教寺院、儒家孔庙、民间班社传承下来的宫廷音乐、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孔庙祭祀乐舞、文昌洞经音乐、民间音乐等,它们都有各自的传承谱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除传统音乐中的民间音乐多有保留外,其中的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宫廷音乐、孔庙祭祀乐舞、文昌洞经音乐等相对少见。

(二)民族性与地域性

所谓民族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多数乐种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人们通过某一传统音乐的曲调,很快就能辨识出该音乐属于汉族音调还是少数民族音调;以及属于汉族传统音乐中的南方音调还是北方音调,或者属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的藏族音乐、羌族音乐、彝族音乐或是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等。即使上述音乐同处在一个文化区域内,且相互有所影响,但由于受到本民族语言方音、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等制约,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所谓地域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多数乐种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由于受地理环境和乡土方音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产生的传统音乐,很自然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区别。它们在过去交通不便、传播不畅的情况下,一般只限于“一方流传”,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因而,在我国有影响的传统民歌中,才会有陕北民歌、云南民歌、四川民歌、江苏民歌等歌种;在我国传统曲艺音乐中,才会有京韵大鼓、苏州弹词、四川清音、天津时调等曲种;在我国传统戏曲音乐中,才会有昆剧、京剧、豫剧、川剧等剧种;在我国传统器乐中,才会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西安鼓乐、苏南吹打等乐种。

(三)稳定性与变异性

所谓稳定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民间歌种,如汉族地方民歌中的陕北民歌、山西民歌、江苏民歌、四川民歌等,少数民族民歌中的藏族民歌、羌族民歌、蒙古族民歌等;汉族民间曲艺音乐中的京韵大鼓、苏州弹词、四川清音等,少数民族曲艺音乐中的蒙古族乌力格尔、藏族《格萨尔王传》说唱等;汉族传统戏曲音乐中的昆剧、京剧、豫剧、川剧等,少数民族戏曲音乐中的藏戏、侗戏、壮剧等;汉族民间器乐中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河北吹歌、苏南吹打等,少数民族传统器乐中的纳西族白沙细乐、土家族打溜子等,以及我国文人音乐中的古琴音乐,宗教音乐中的道教音乐、孔庙祭祀乐舞、文昌洞经古乐等,宫廷音乐中的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蒙古族汗廷音乐等。即便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演变,它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总是力图保持其原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状态,具有很强大的阻抗力,以致接受外来音乐信息比较滞缓。也正因为如此,上述音乐才能保持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

所谓变异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大部分乐种,尽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总是力图保持其原貌而封闭外来音乐信息对自身的干扰,但“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大众流行文化的迅速普及,致使传统音乐的原生状态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急剧变迁,以往一向主要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传统音乐项目也正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异”。因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音乐也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之中,与它最初的原貌必定有所变异。

(四)集体性与个体性

所谓集体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某些乐种,如民间歌曲中的劳动号子、山歌等,汉族民间歌舞音乐中的花灯、花鼓、秧歌等,少数民族传统歌舞中的蒙古族安代舞、维吾尔族赛乃姆、苗族芦笙舞等。它们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将某一人口头创作的原创作品,再经他人不断加工改造逐步定型,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一方面在作品原创时通过二人或多人参与,一人一句编创而成,并在集体活动中不断加工完善,最终定型。

所谓个体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某些乐种,如传统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以及传统文人音乐、宗教音乐中的声乐和乐器表演。多数需要严格的师承关系,并不是依靠民间乐人在长期的集体活动中,采用互跟互学或仿学的方式传承,而是通过宗族、门派和班社组织中建立的师徒关系,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从而达到传播音乐的目的。

(五)口头性与书面性

所谓口头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流传的一部分民间歌曲中的劳动号子、山歌和小调,民间歌舞中的花灯、花鼓、弦子和锅庄等,以及部分少数民族传统器乐中的羌笛、口弦、牛角胡和扎木聂等,它们在传承方式上,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字记录和曲谱传承,主要依靠民间歌、乐和舞者在长期的集体活动中,或采用口传心授,或采用互跟互学和仿学的方式传承。

所谓书面性,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某些乐种,如传统曲艺音乐中的西河大鼓、四川扬琴、广西文场和河南坠子等,传统戏曲音乐中的京剧、越剧、黄梅戏和豫剧等,传统器乐中的古琴音乐、北方弦索乐、潮州弦诗乐和西安鼓乐,以及传统宗教音乐中的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和洞经音乐等,它们在传承方式上除采用口传心授作为补充外,主要依靠唱本、剧本和曲谱等书面文本作为重要载体传承,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除以上特性外,中国传统音乐还具有人民性、民俗性、单一性、综合性、即兴性与多功能性等,兹不赘述。

二、传统音乐在四川的发展历史

传统音乐在四川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数千年来,经过四川各民族的不断创造,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诸多传统音乐,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川古称巴蜀。先秦时期,今四川所辖大部分地区内居住着巴、蜀两大部族和其他部族。巴族统治盆地东部嘉陵江、长江流域一带,蜀族统治盆地西部岷江流域一带,皆建立了政权。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继设巴、蜀二郡,汉置益州部,唐分东西二川。后至宋代,分置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总称“四川路”,四川始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

四川传统音乐源远流长,五千年来多民族的不断创造,开辟了巴蜀传统音乐的历史长河,汇入华夏文明大海,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既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传统音乐发祥较早的区域。据出土文物测试,巫山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陶响球、石埙、石磬等乐器,贮藏着古代巴人的音乐信息。考古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化起源的中心,该地区的音乐亦发祥甚早,据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批有代表性的古蜀音乐文物铜铃、编钟和玉璋上的歌舞图案等,可窥见3000年前蜀地先民的音乐零星活动影迹。

通过四川历代出土的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物,可了解巴蜀传统音乐的发展进程,巴蜀文化与周边文化乃至中原文化的关系。涪陵出土的战国编钟,重庆、成都出土的战国錞于等礼仪乐器,其造型明显具有巴蜀特征。其它还有巴蜀多地出土的战国甬钟、镈钟、铜征、铜铎、编钟和铜鼓等,都能反映古代巴蜀音乐一些情况,它们的造型和制式,则更能凸显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的礼乐制度在蜀地得到承袭,宫廷宴乐已为地方诸侯所沿用,其乐队多以编钟、编磬为主奏乐器组成的金石之乐。从1965年四川成都市郊百花潭出土的铜壶乐舞图中,可以看到宫廷宴乐在蜀地表演的场面。该壶约为春秋末至战国前期制品,通体用金属嵌错丰富的图像。壶身以三条带纹分为四层画面,其中的第二层宴乐场面中有两人击四件一组的编钟(甬钟),两人击五件一组的编磬。四人图像下面有跽坐者吹笙(或排箫)。在编磬右侧有两人,执槌击建鼓,四人执矛舞蹈。与该壶形制相近的还有一件传世铜壶,其嵌错图像纹饰中有乐舞场面。有两人击四件一组的编钟(甬钟),一人击五件一组的编磬,一人吹角,一人击建鼓。整个乐队在一套钟磬架下面演奏,两个支柱作怪兽状。这两件铜壶上的图像均为生动的乐舞表演场面。

先秦汉晋的文献中,也有关于古代巴蜀传统音乐的记录。《尚书》中有西蜀地区向中原王朝进贡玉磬的记载。《汉书·礼乐志》中有汉初“键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的记载。《吕氏春秋·音初》所记远古第一首南方民歌《候人歌》,一说即产生于巴渝地方。而表演夏禹治水的歌舞《大夏》,当是古代巴人的集体创作。汉代编集的《河图》引《蜀谣》“坟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杨慎将其推定为诗经时代的作品,辑入《风雅逸篇》,可见此曲产生之早。战国宋玉《对楚王问》中,讲述了《巴人歌》传到湖北表演的盛况。最早的地方志书《华阳国志·巴志》载有“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等古代巴蜀民歌。早期的地理典籍《水经注·江水》中记载了“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古老的巴人歌谣。魏晋无名氏《巴东三峡歌二首》其一中同样收有此类歌谣。疑即为今天川东一带流传的山歌。

秦汉时期,川江已有通航的记载,巴蜀古代先民通常利用川江的水运之便,开启了长江流域的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往来。因而与外界的联络与交流只有“籍舟楫之利”。“考古发现,沿江两岸陆续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锚’,东汉时期的‘拉纤俑’等文物,佐证了产生川江号子的川江水路木船运输行业的久远历史。”而川江两岸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以及船夫(水夫)们在三峡途中开船、转舵时所唱的船歌(又称棹歌、桡歌),可从历代诗人留下的诗篇中找到旁证。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元末明初陈基的《江月楼》、明代石允常的《留别湖广钱参政》、明末清初林古度的《打戗词·其二》中分别提到的船歌、棹歌、桡歌,可谓后世四川民歌中川江号子的前身。至于川江水运中使用什么样的船只,船工怎样配置,歌声怎样与劳动场面相配合,清人张问安《桡歌行》中有详细记录。以上情况说明,巴蜀自秦汉以来就有了川江号子此类船歌,它在历代川江船运劳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唐时期,传统音乐在四川的发展更为繁荣,我们可从四川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和陶俑中,了解到乐舞百戏、弹琴鼓瑟、击鼓唱歌等传统音乐形式表演的生动画面,是当时社会音乐生活一幅幅生动的缩影。鼓吹乐、骑吹乐、盘鼓舞、长袖舞、巾舞、鞞舞,以及各样的杂技音乐舞蹈图像,栩栩如生。近年考察发现的雅安高颐阙上镌刻的春秋的《师旷鼓琴图》、乐山崖墓石刻的直柄圆盘琵琶图,亦为汉代音乐文物珍品,具有考古研究价值。

此外,传统音乐中的丝竹音乐在当时的蜀地十分盛行,它的乐器配置,可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庭扣钟磐,堂抚琴瑟”和“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中了解一二;其美妙的天籁之音,已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中有极高评价。直至南宋,这种称之为“丝管”的丝竹音乐,在四川的绵州一带盛行。

公元6世纪前期,佛教文化传入西蜀,成都万佛寺菩萨龛座上,已镌刻着佛教音乐的表演场面:舞者2人,奏乐者6人,分别吹贝、击鼓、吹排箫、击钹和弹曲项琵琶,是佛教音乐传入中国的早期形象之一。后至隋唐五代,巴蜀地区的佛座石刻、摩崖龛窟石刻,或墓室石刻都有呈现。而在蜀地广元千佛崖石刻、夹江千佛崖石刻、蒲江佛儿湾石刻、仁寿牛角寨石刻等乐舞石刻中,能够从音乐的角度,观察到其中乐器形制、演奏方式、乐队组合情况和表演场合等。

传统文人音乐中的七弦琴艺术,于汉代已在蜀地广为传播,雅安东汉高颐阙上镌刻的春秋《师旷鼓琴图》,成都营门口的汉墓抚琴俑,新都三河乡马家山的崖墓抚琴俑,绵阳的弹琴唱歌俑、何家山抚琴俑,乐山麻浩的汉代崖墓抚琴俑,遂宁的汉墓陶房抚琴俑,广汉连山杜家嘴的东汉弹琴俑和郫县的东汉抚琴俑便是说明。汉初,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前179—前117)与临邛人卓文君以琴为媒结成姻缘的故事,更是为天下人广为流传。

东汉顺帝(126—144年在位)时,道教创始人张陵(34—156年)在青城山后的鹤鸣山创立中国道教——天师道(五斗米道),并在早期的斋醮仪典中使用了类似于原始宗教的巫教祭祀音乐,实为中国道教音乐的先声。对此,《笑道论·戒木枯死》二十二中有“今观其文,词义无取,有同巫俗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的评价。

汉唐以来,巴人作为古代四川境内的主要部族之一,其传统歌舞“踏歌”《盘鼓舞》《巴渝舞》和民歌中的竹枝词在四川的影响很大。据晋左思《魏都赋》李善注转引三国时期何晏语:“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这种用于祭祀、集会、娱乐的群体性载歌载舞的“踏歌”之俗,曾在唐代诗人刘禹锡、李白等人的诗中均有描述。然而,较之“踏歌”更负盛名的还有盛行于唐代的民间山歌竹枝歌(又称竹枝曲、竹枝词、竹枝),在唐代诗人刘商的《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白居易的《听竹枝赠李侍御》,刘禹锡的《洞庭秋月行》中,均有关于巴童唱竹枝歌的描述,其对唐代竹枝词诗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蜀地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传统音乐中的宫廷音乐、道教音乐十分兴盛。唐代皇帝中,玄宗、僖宗曾先后来蜀避乱,随之带来乐工、乐曲、乐器和乐谱等,使宫廷音乐在当时的成都得以保留和承传,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前蜀皇帝王建留下的永陵二十四伎乐石刻中,感受到唐代宫廷音乐的宏大场景;一方面可以从唐代蜀中女诗人薛涛《试新服裁制初成》一诗“长裾本是上清仪,曾逐群仙把玉芝。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歩虚词”的描述中,感受到道教音乐在蜀地的盛况。另外,还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的《花间集》歌本里,窥见当时西蜀一隅词调音乐在文人雅士中传唱的景象。

宋元时期,四川地区的游乐活动兴盛,传统音乐中的鼓吹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出现在多种民间风俗节会活动中并为节会营造气氛。对此,在北宋葛琳《和运使学士浣花亭》,南宋陆游的《丁酉上元三首·其二》,宋元间人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中均有描述。

南宋时期,传统音乐中的文昌洞经音乐在四川地区已自成体系,并有完备的乐器组合形式。据王兴平研究: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发源于西蜀,起始于南宋乾道年间,可以说与《文昌大洞仙经》同时同地产生。”在《文昌大洞仙经》中,收有一幅名为《苍胡颉宝檀炽钧音图》,正中绘有一颗被注文命名为“苍胡颉”的“宝珠”,它的周围共绘有17种28件属于“檀炽钧音”使用的古乐器——钟、帝钟、引磬、座磬、云璈、铙钹、编磬、埙、细腰鼓、扁鼓、古琴、曲项琵琶、阮、拍板、笙、龙笛、洞箫等,应是后世文昌洞经音乐的前身。

明清时期,传统民间音乐中的山歌、小调、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和吹打音乐等,已在四川农村和城市等地流行。如汉唐以来就已在我国长江流域田间劳动中常见的薅秧山歌,通过歌唱助兴农田薅秧锄草劳动的风气,在宋代和明代的四川农村中依然盛行。如北宋末周紫芝的《插秧歌》(和罗仲共效王建作)中有“家家趁水秧稻畦,共唱俚歌声调齐……处处村村闻鼓声”的记述。明王圻《三才图会》中有薅鼓图,记录了四川地区农村盛行薅秧歌的画面,图上数人在田中插秧,田边树杈上系挂扁鼓,一人执槌敲击。其图文注曰:“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所以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至康熙时,清廷不得不采取移民政策,从江西、安徽、福建、江苏、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动员大量外省人口来川落籍,成为四川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传承人袁诗平(唱者)、袁诗安(打鼓者)、彭千学(打马锣)在包谷地薅草现场打唱的情景(张勇/摄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随着大量移民入川,既促进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给四川的传统音乐注入新的元素。五方杂处的移民,渐与巴蜀本地居民融为一体,共同丰富和创造四川的传统音乐。清末民初,商业经济一度繁荣,水陆码头和大小城市的发展,茶馆遍布城乡各地,致使民间小调、四川清音、四川扬琴、四川竹琴、四川金钱板和川剧艺术等在城乡各地广为流行。这些南北荟萃的小调,部分为地方曲艺音乐吸收,发展为四川清音、四川盘子和南坪弹唱等曲种;部分则流入小城镇及农村。在川剧音乐中,大部分声腔已融入外来元素,其中,昆腔来源于江苏地区的昆山腔,高腔来源于江西地区的弋阳腔,胡琴腔来源于清代历史上形成的皮黄腔,弹戏腔来源于陕西的梆子腔,灯调则来源于四川本地的民间小调。

民国年间,传统音乐在全国乃至四川的发展出现一些变化,除历史上传统宗教音乐中的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文人音乐中的古琴音乐,民间音乐中的部分民歌、歌舞、曲艺和戏曲仍在流传外,原有的宫廷音乐已经消失,成为绝响;原有的孔庙祭祀乐舞也正随历史变迁,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受到影响。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东部、北部边境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在四川的西北部撒下革命火种,于是,便产生了一部分宣传抗战、歌颂党,宣传红军宗旨的革命民歌,如《同胞歌》《当兵打日本》(通江县)、《尖尖山》《盼望红军回南江》(南江县)、《红军早早来》《红军来了救穷人》(巴中县)、《我随红军闹革命》(达县)、《红军好比爹娘亲》(营山县)、《劝郎当红军》《红军进川》等。用民歌记录这段光荣的历史,这类民歌亦成为四川传统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3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著名音乐活动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吕骥(1909—2003)任会长,是中国音乐界最早建立的一个具有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研究协会。在该会1946年10月出版的《民间音乐论文集》中,会长吕骥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中,不仅对研究民间音乐的目的、原则和方法、范围和问题(即选题)等进行系统论述,而且还提出对民间劳动音乐、民间歌曲音乐、民间曲艺音乐、民间戏剧音乐、民间风俗音乐、民间舞蹈音乐、民间宗教音乐和民间乐器音乐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发展、提高的指导性意见,是一篇全面阐述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理论建设的代表性文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受其影响,1942年8月,在重庆国立音乐院工作的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到四川青城山考察道教音乐。1945年三四月间,当时在重庆的国立音乐院作曲组主编的简谱和五线谱油印本相继出版,书中收有音乐家江定仙根据四川康定溜溜调改编的《康定情歌》等民歌。1946年3月31日,由该院1947级同学在校内正式成立的“山歌社”,怀着“以集体的方式来搜集及整理本国音乐、介绍及吸收西洋音乐、普及音乐教育和提高音乐水准,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之目的”的宗旨,开展了对优秀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推介工作。

三、传统音乐在四川的发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传承工作。1953年,由政府倡导并发起和组织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举行。以此为契机,当时的西南军区文化部选出《川江号子》到北京演出并获奖。1953—1964年,四川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政府宣传部门、民间社团、表演团体、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都参与到传统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中。

其一,作为当时的文化主管部门,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于1953年、1955年、1964年,分别举办过第一至第三届全省民间艺术会演,从中发掘了包括民间歌曲的盐工号子、竹麻号子和坐歌堂等,民间歌舞的狮灯、锅庄、弦子、麒麟灯、蛾蛾灯、双龙灯和八仙鼓等,民间曲艺音乐的清音和竹琴等,民间器乐的闹年锣鼓和唢呐曲牌等。全省搜集民间器乐曲牌1600多支,有的还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其二,作为当时的政府宣传部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成都市委宣传部编选有《四川民歌选》《成都民歌选》(第一辑),195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市文化局编印有《四川扬艺琴曲本汇编》《四川扬琴唱腔选集》。阿坝藏族自治州文教处于1959年编印有油印本《藏族民歌选》《羌族民歌选》二书,用于内部交流。

其三,作为当时的民间社团,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今四川音协)民间音乐组,记谱、整理和编辑有《闹年锣鼓》《四川扬琴音乐》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6年、1957年出版。四川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选有《大凉山彝族民歌》一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60年分彝文版和汉文版出版。

其四,作为当时的表演团体,四川阿坝地区音乐工作者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开始对“南坪小调”进行收集整理,并以川甘青边境工作团民族歌舞团的名义,于1955年编印《南坪民歌》(内部资料)一书。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于1956年编印有油印本《藏族民歌》一书。重庆市曲艺队、重庆市文艺工作团搜集、整理有《四川清音》一书,1957年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省歌舞团于1963年编印有油印本《四川民歌》(第二集)一书,共收录该团在秀山、古蔺、宜宾、叙永、綦江、苍溪、巴中、南江、江安、西昌、萦经、灌县、阿坝、大金和小金等地流传的475首民歌(该书《前言》中有说明文字)。

其五,作为当时的艺术院校,地处成都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今四川音乐学院),为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于1954年面向学生开设民间音乐课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该校还多次组织作曲系师生赴成都、乐山、江安、灌县(今都江堰市)、达县地区(今达州市)、广元、南充、渡口市(今攀枝花市)和南川等地开展实地调查和采访。还记谱、整理、编辑《民间音乐学习资料·川南民歌》(第一集)、《南川吹打》《四川清音》等油印本,至今,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还藏有其中一部分资料。另外,地处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今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也记录了不少四川曲艺音乐方面的曲谱,并编入讲义。

其六,作为当时的研究机构,1958年秋在原四川省川剧院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的四川省戏曲研究所,先后出版和编写有《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集、《四川地方戏曲选》4集、《川剧喜剧集》2卷、《黄吉安剧本选》2集、《川剧笛子曲牌》《川剧弹戏曲牌》《川剧胡琴曲谱》《川剧脸谱选》等,完成《川剧高腔乐府》《川剧音乐概述》撰稿工作等。

上述成绩的取得,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来传统音乐在四川的发展状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传统音乐在四川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许多民间艺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曲艺团、队被解散,戏曲团体被迫上演8个样板戏,各种传统音乐表演活动基本停止。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传统音乐在四川的发展开始恢复。1978年后,各地民间艺人可以自由开展表演活动,各级曲艺团、队纷纷恢复或重建,各级戏曲团体可以进行正常的演出活动,音乐院校恢复民族民间音乐概论课教学,戏曲、音乐研究机构相继在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院校恢复和建立。老艺人重新走上舞台,被禁锢的传统曲(书)目、剧目相继上演,教师重返讲台,研究人员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1979年7月1日,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要求全国各地重新启动这一工程,并扩大为对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曲和古琴曲等我国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和系统、全面地收集整理”。从1983年开始,四川省文化厅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组织调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力量,在全省相继开展包括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曲在内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从1983年组建编辑部到1995年终审脱稿,经全省众多的专业、业余音乐工作者和省卷编辑部全体成员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深入基层,广泛收集,据实记录,潜心编纂,前后共历时12年”,1997年由中国ISBN中心正式出版。该卷共收入全省21个市、地、州世居民族各种体裁、题材、形式和风格的民歌共1315首。上册收录汉族民歌707首,下册收录本省彝族、藏族、土家族、苗族、羌族、回族、蒙古族、傈僳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民歌共608首。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于1983年着手编纂,1992年完稿,历时9年,1994年由中国ISBN中心正式出版。该卷共收入流传在四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巨大投入。川省的18个曲种(汉族曲种11个,藏族曲种7个)。分为汉族曲艺音乐(包括四川清音、四川扬琴、四川竹琴、四川荷叶、四川金钱板、四川车灯、四川连厢、四川花鼓、四川盘子、南坪弹唱、四川善书)和藏族曲艺音乐(包括格萨尔仲、喇嘛嘛呢、折嘎、嘛呢龚柯、百汪、仲谐、亚热阿索)两部分。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的编纂工作,于1984年1月开始,历时10余个春秋,1997年由中国ISBN出版中心正式出版。该卷共收入包括川剧、四川灯戏、德格藏戏、嘉绒藏戏、康巴藏戏、安多藏戏、四川傩戏、四川曲剧和京剧在内的戏曲唱腔706段,器乐曲牌416首。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的编纂工作,从1988年10月开始,至1998年10月完稿,历时十载,1999年由中国ISBN中心正式出版。该卷收入乐曲771首(套),其中民间器乐曲635首(套),洞经音乐26首,宗教音乐110首。民间器乐曲包括合奏曲与独奏曲。宗教音乐包括道教音乐与佛教音乐。

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以来,四川省(含重庆)范围内近20年间收集、整理、编纂民族民间音乐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客观系统地展示了四川地区在20世纪末以前保留的传统音乐资源,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巨大投入。

21世纪以来,尽管由于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商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浪潮的冲击,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的改变,四川现今流传的传统音乐与历史上曾经拥有的传统音乐相比,在种类、数量、曲目和名称方面产生了一些变化,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不少传统音乐,如汉族和少数民族音乐中的部分民歌、歌舞种类,曲艺音乐中的四川清音、四川扬琴、四川竹琴、四川金钱板、百汪说唱和折嘎说唱等,戏曲音乐中的川剧、川北灯戏、岳池曲剧和藏戏等,民间器乐中的唢呐、锣鼓音乐等,文人音乐、宗教音乐中的古琴音乐、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和洞经音乐等,虽经风风雨雨,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在民间传承。但仍有一部分传统民歌,如川江号子、竹麻号子、自贡盐场号子、巴山石工号子、抬工号子、巴山背二歌、薅秧歌、川北薅草锣鼓、阆州情歌、婚嫁歌、遂宁坐歌堂和遂宁叫卖调等,正面临自生自灭的困境,需要得到传承与保护。

鉴于此,为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保护,2004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先后批准和出台了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2006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公布了第一至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属于四川境内的传统音乐项目共23项),四川省也相继公布了第一至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仅传统音乐类项目(包括新增项目和扩展项目)有100余项。这是党和政府在保护四川境内传统音乐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结语

今天的四川传统音乐,正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紧密配合下,更有序地得到传承与保护。

为提升系统性保护水平,统筹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2021年11月22日、2022年2月16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印发了《四川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一方面提出“十四五”期间的总体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最终实现进一步健全四川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全省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凝聚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明确2025年基本建成非遗资源保护强省和2035年非遗保护水平与成效进入全国前列的发展目标。

相信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的传统音乐项目会得到更有效的传承与保护,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

参考文献:

[1]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俞人豪 周青青,《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

[3]朱泽民 甘绍成,《四川民族民间器乐曲综述》,《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上册),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1—25页。

[4]肖常纬,《四川民间歌曲概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上册),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1—19页。

[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6]朱泽民 李成渝,《巴蜀音乐史料辑注》,朱泽民 伍明实:《巴蜀音乐》,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年。

[7]搜韵—诗词门户网站(https://sou-yun.cn/index.aspx)。

(本文原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读原文)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甘绍成(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音乐学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非遗项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