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的强光照亮历史的隧道

读田闻一长篇历史小说《寸步不让》

何希凡

文学把历史作为创作素材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她可以赋予历史以文学审美的生命。文学书写的终极指归当然不在于文献史料意义上的历史还原,而在于文学审美创造意义上的艺术还原。要求作家关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首先博采文献、最大限度地尊重史料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苛求文学家的历史题材创作必须完全契合于史料,是不尊重文学审美创造规律乃至不懂文学的无理要求。那些优秀的历史题材创作未必能让我们看到经得起严格史料检验的历史叙述,但却能形成一道照彻历史隧道的强光,令人领略到丰富多彩的历史可能性,甚至能领悟到较之历史文献更加深刻精湛的历史精神。有人说,诗比历史真实,这句话放到严肃而卓具慧眼和腕力的历史题材作家那里是有效的。

《寸步不让·辛亥保路悲歌》 田闻一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笔者有机会读到著名历史小说家田闻一先生今年3月问世的长篇历史小说《寸步不让》,它让我听到了百余年前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四川保路运动的巨大历史回声,让我感受到了历史巨变前夕各种力量的抗衡、博弈与生死较量,从而领略到保路运动那一幕幕撞击人心的悲壮画面,正所谓“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筝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读这样气韵生动的历史小说,是一次酣畅淋漓的精神旅行,是一次悲喜交并的情感冲激,其挡不住的文学审美诱惑力,给我带来了荡气回肠的阅读快感,让我愿意把作家的生命创造当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么,田闻一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创造性劳动凝聚成这部小说的文学强光呢?

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东面(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一、洞悉民族命运沉浮中的历史潮向

文学对于历史的书写首先要涉及作家的历史观,历史观是作品价值取向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历史观进入同一段历史的书写也就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历史风貌。放在笔者案头的长篇小说《寸步不让》,赫然瞩目的是封面和扉页所引用的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之于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精辟论断:“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迟一年半载的”。由此可见,四川保路运动对于近代革命史而言,绝非仅仅是关乎四川一省一地的局部性暴动,而是直接决定辛亥革命成败的关乎全局的重要历史事件。但仅凭这一点是不能衡估和确认田闻一文学书写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文学作品对四川保路运动的书写远不止于田闻一,也并非始于田闻一,但田闻一的高人一筹在于,他不是从单纯的历史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更不是旨在对有类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复现的惊心动魄的改朝换代和王旗频换作一次跌宕起伏的文学重构。

《寸步不让·辛亥保路悲歌》 田闻一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众所周知的是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在于站在近代历史的发展视点,洞悉世界大势,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早已彰显出颓势和反动的封建帝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危机。因为曾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数度辉煌的封建社会行进到晚清时代已走到了逼仄封闭的死胡同,而在西方列强的强势觊觎中,历史再也不可能藉封建王朝挽救民族的危机。更何况西方文化不是在中国文化的极盛时代走进中国的,而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自身的困顿与困境中乘机介入中国,并对积弊甚多的传统文化构成强力撞击。“西学东渐”的历史大势给中国固有文化的坚守带来了空前的重压,也同时给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创造带来了强劲的外部刺激。所以孙中山先生所殚精竭虑的绝不在于推翻一个旧的王朝,而在于通过颠覆两千年封建体制的伟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迎接世界挑战的新生。可见,发动辛亥革命的初衷不是重复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关乎民族的新生、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正因如此,尽管辛亥革命的实际成效是仅仅推翻了帝制而一切旧貌依然,尽管孙中山先生的一腔热血被复辟者的野心和军阀混战的乱象所玷污,但先行者志在拯救中华民族、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功绩已铸就了民族历史的丰碑。

孙中山(蓬州闲士 摄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

孙中山对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的评价(蓬州闲士摄于罗泉会议会址陈列馆)

田闻一先生的小说《寸步不让》就是站在民族命运沉浮的历史关节点上来定位四川保路同志会所代表的历史潮向。小说第二章《挟威而来的新任川督赵尔丰》,就是将赵尔丰的荣耀与尴尬登场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对他的历史站位作出的价值评判和多维描绘:赵尔丰的出场可谓风生水起:他虽然并非如大哥二哥和四弟那样皆凭科举考中进士入仕官场,而独以纳捐走上仕途,却凭借卓异之才一路辉煌,最终问鼎四川总督之宝座。他先是在慈禧逃难山西之际为山西巡抚锡良筹谋“献金瓜”之策初彰不凡,继以在前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平定康藏平庸无能,最终命丧巴塘的被动局面中,不仅献出深受朝野上下赞赏的“平康三策”,还以其显赫卓越的平康勋劳,为接任四川总督奠定了顺理成章的逻辑基础。“在康藏,他马上一呼,山鸣谷应;脚一跺,地都要抖三抖。”但他又残忍至极:“在辽阔的康藏地区,草原上有一种好看而多刺的花,当地人将这种花称为‘赵大人花’;有些小孩夜间不肯好好睡觉、哭闹,大人就用‘赵大人来了’吓唬小孩,小孩马上就不哭了。可见其威名”。可以说,赵尔丰是以朝野上下公认的“能吏”和“酷吏”之荣威走马上任的,“赵大帅”和“赵屠夫”的称号就是他人性的复杂奇妙构成。

赵尔丰

然而,如此独拔超群之人竟然也会有束手无策之时。当他于康藏初返成都赴任总督的春风得意之际,就在保路同志会几位劲敌之攻面前败下阵来。尽管他“为了给蜀中士绅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印象,他身着便装,青衣小帽,乘一顶二人抬小轿”,但“一进门就感到气氛火辣辣的不对”,“因为激愤,这些士绅一改往日的文质彬彬,争着发言,大声武气声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川办铁路督办端方”。士绅们“激愤”的要害在于那些不惜把铁路主权拱手送给洋人的人“卖路就是卖国”,他们要誓死保卫路权:“我们川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惯于颐指气使的赵尔丰“满以为自己一言既出,百人噤声”,还向股东会副会长张澜传来求援的目光。而张澜“摸着自己颔下那部美髯,用光芒乍乍的大眼睛看定求援的赵尔丰不仅不帮他的忙,反而说出一番让赵尔丰狼狈之至的话来”。张澜历数法、英、德、美等国趁我甲午战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迫使朝廷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又为加紧对我掠夺,开始争夺对我铁路修建权。而前任川督锡良和护理川督王人文同情川人,屡次上奏力争,虽遭朝廷严斥却矢志不移,在巴蜀地区有口皆碑。因此请求赵尔丰“不要寒了川人之心”。张澜干脆利落,有理、有力、有节的慷慨陈辞,“让赵尔丰半天作不了声”,竟陷窘境,最后只得答应代保路同志股东会向朝廷代奏。

张澜等人的慷慨陈词并非仅仅仰仗他们的能言善辩、雄词滔滔,更非因为他们已拥有足以与赵尔丰抗衡的政治军事实力,他们的正气堂堂和寸步不让乃在于深刻洞悉了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并由此看到了民族命运的岌岌可危。

张澜(蓬州闲士 摄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

保路绝非仅仅是士绅与朝廷的政见抵牾,而是事关国家民族命运沉浮的爱国之举,保路不仅是保川,更是为了保国。因此,尽管赵尔丰不愧帅才、将才和能吏,可惜他站在了毫无国家民族命运之念的朝廷立场上,也就站在了与历史潮向相悖逆的反动立场上,而保路同志会则始终以民族命运为念,且不惜为此殉道,对历史的洞见使他们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潮向。

保路同志会并非无条件地与朝廷作对,而是在与不顾民族命运沉浮、逆历史潮向而动的反动势力和卖国行径作生死较量。他们的奋斗难免曲折多艰,难免流血牺牲,甚至难免遭遇失败,但历史的判决不会辜负他们的努力与奋斗。尽管他们与朝廷力量悬殊,但代表了民族愿望和历史潮向的奋斗最终不会愧对民族和历史。田闻一先生正是在民族命运沉浮的关节点上来审视和表现保路同志会与朝廷的生死较量,又从历史的潮向来开掘保路同志会浴血奋斗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阅读关注对保路同志会“寸步不让”的文学书写,也就是在真切感受保路同志会的志士和先驱们所做的可歌可泣、撼人心魄奋斗的历史现场,感受他们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而献身殉道的英雄本色。文学家带着这样的历史观书写历史,其所注入的文学审美强光必然会使我们真切地看到已然深掩的历史隧道中鲜活而真实的历史情境。

二、在生死较量中凸显人间英雄气

作家带着超群拔萃的历史观对其所书写的历史事件作出必要的价值和意义衡定,虽然可以决定作品的价值取向,但作为文学作品,作家却不能酣睡在正确的历史观上自满自足。作为长篇小说,作家需要用小说的本体功夫说话,需要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对历史情景和历史人物作出有如亲临历史现场的生动而鲜活的艺术呈现,让读者体悟到单纯学术性层面的历史文献未能呈现的鲜活景观。我读《寸步不让》,最令我掩卷难忘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英雄志士与代表清廷意志的四川省督署直至朝廷之间峰回路转、血气冲天的生死较量,以及在这生死颉颃中的主要历史人物所凸显出来的纵横于天地之间的英雄本色。

四川保路运动(蓬州闲士 摄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

人物的英雄气并不是泛化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生下来就是为英雄气而来,这样的人也未必可爱。人的英雄本色是优秀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命运定格所赋予的。在《寸步不让》这部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英雄本色是在重要历史关头的生死较量中激发凸显出来的。

侯天轩是最早出场且举足轻重的英雄人物。什么是英雄,有人说英雄就是超群的凡人。侯天轩不是保路同志会的最高领导人,却是“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关键时是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侯天轩也不是那种充满“水浒气”的李逵式英雄,“他读过一些书,喜欢读书且追着时代前进的人”。在第一章“静夜忧思”中,他一出场就非同凡响:“时届中年的他,相当精干利索”,“身上有种饱经世事沧桑后的特殊干练、沉稳”“一看就是个武功在身,而且武功很高的人”“凡是见过他的人,定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真个是炯炯有神”!要言不烦的外貌气质刻画,已把侯天轩的沉稳刚毅、足智多谋、堪当大任的风采气度深印在读者心中。他的公开身份是清津县捕头,“与一般县捕头迥然不同,又是川西几个县的袍哥大爷”。黎明前的黑暗,大战之前的宁静,尹昌衡来信的重托,赵屠夫(尔丰)针对他的腾腾杀气,这一切都彰显了侯天轩在整个保路运动中罕有其匹的重量、重任以及由此而来承受的精神重压,侯天轩一出场就被置于生死较量的风口浪尖之中。

侯天轩重要,他所在的清津也具有关乎全局成败的重要的战略位置。在第五章中,当他陪同同盟会四川分部军事部长龙鸣剑查看了清津的人文山水之后,龙鸣剑深有感触地说:“清津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兄又是保路中坚,这就决定了赵尔丰不久将会倾其全力,在这里与我们决一死战”。而从清津城里的保路游行的民心振奋和武备森严中,也可知清津积蓄着保路运动的民心和军事力量。但侯天轩的营垒中却深藏着重大隐患:他所抚养成人的养子,他深信不疑而又貌似忠诚的“五爷”杨忠奉命到成都打探消息,不意在青羊宫的“打金章”之后遇到已投靠赵尔丰并进入侦缉处的祝青彪的侄儿祝定邦。祝定邦极尽利诱,杨忠很快就动心了。他对侯天轩的感恩与忠诚原本没有掺假,但在祝定邦“输赢都吃糖”的巨大诱惑面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本性压倒了杨忠从未经过严峻考验的忠诚。望丛祠与侦缉队长王琰及祝定邦的三人密谋,杨忠一变而为“哪边风大哪边倒的墙头草”。如此隐患,侯天轩竟全然不知,这就给他深孚众望的保路大业罩上了看不见的阴云。尽管在赵尔丰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成都血案后,侯天轩最先接到成都发来的“水电报”,他亲率清津袍哥队伍兵发成都,红牌楼一战而胜,压住了赵尔丰的疯狂。但当赵尔丰面对四川一百四十二州县的“乱”,“赵屠夫”的本性暴露无遗而疯狂调兵遣将,阴谋与武力并用,正式拉开了生死大搏斗的序幕。他的边军和新军齐发清津之时,其目标就是“一举拿下清津”,“对侯天轩,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此时此刻,可谓黑云压城,将是一场激荡人心的血雨腥风。尽管侯天轩运筹帷幄,壁垒森严,如果不是意想不到的变故,侯天轩是完全可以仰仗三江口的战略要地和出其不意的破敌之策完胜的,但内奸的出卖让边军顺利突破三江口,终陷侯天轩于仓皇惨败之中。但我们能真切地感到,历史小说家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带着无比的敬仰,用他那支出神入化的笔把侯天轩的失败写成了“响彻云霄的悲壮”。最后剩下的一干人马且战且退,飞来峰上的脱险又遇险都尽显英雄本色:卫队长张俊明最后的纵身跳崖“溅开一地玫瑰花似的鲜血——这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卫士吴士成“猛地将何麻子的头一拧,用力往前一带——两个人一起坠下了万丈悬崖”。他们都用鲜血和生命生动地演绎了英雄宁可被摧毁也决不言败的精神壮举,他们困兽犹斗,直到被对手完全击倒而失去还手之力为止,他们洒尽最后一滴鲜血,可谓感天动地!而当主要英雄人物侯天轩脱险后本来经古松庵就可以顺利到达雅安,但知晓侯天轩行动轨迹的叛徒早已在他必经的奔马河船上设置下了陷阱,祝青彪与杨忠联袂的突然袭击终致英雄殒命,而英雄的殒命更是气吞山河的悲壮,俨然巨型雕塑一般:

侯天轩站不稳了,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吓得连连后退的两个家伙:“你……你们……不得……好……死……”,然后,咚的一声倒下了。不过,他没有倒在船板上,而是挣扎着坐在凳上,身子斜倚在船篷上。他死不瞑目,浓眉下的大眼睛一直硬睁着,瞳仁上映出了两个丑类,鲜血不断地从直贯前胸后背的刀口上渗出来。他死了,他的眉头拧成了结,拧成了两个粗大的问号。

英雄虽死,其英风浩气可以穿越历史的隧道,光照后世。侯天轩的儿子侯刚急于寻父,来到侯天轩遇难之地,重蹈了父亲的覆辙,演绎了与父亲同样的“响彻云霄的悲壮”,恰如文天祥《正气歌》所云:“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尹昌衡是小说塑造的又一位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可谓与侯天轩之英雄本色交相辉映。他最初“表面上是省督署总会办的一个小小会办,即一个日文翻译科科长,实际上是全省数以万计的袍哥总舵爷——‘大汉公’”。他身高体壮,气宇轩昂,人称“尹长子”,“从小聪颖,博闻强记,十三岁始露峥嵘”。小说第二十章尽道尹昌衡虽生性桀骜不驯却卓越不凡的成长史:“时年十九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廷在川开办的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拔报送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众所周知,这是一所近代军事人才的摇篮”。他的同班同学如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李根源等多为中国近代稀有的军事人才、政坛俊杰。而尹昌衡“人长得风流倜傥,各科成绩好,在班上威望也高”。那时他就和几位同学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秘密组织的革命团体“铁血丈夫团”。学成归来,尹昌衡去了广西,时间不长,广西巡抚张鸣岐便认为他有“元龙之气、伏波之才”,任命他为广西陆军学堂的教务长。他与后来的讨袁护国名将蔡锷意气相投,白崇禧、李宗仁等卓越将才乃尹昌衡所亲选。虽然由于“锋芒毕露,同当地同盟会关系密切”,“好饮酒赋诗谈革命”而不得以离桂返川,但因有岳父向当时的川督赵尔巽致书推荐,得以担任川督总会办的会办,但他毫无顾忌地在赵尔巽面前谈兵论将,秉性不改,以致赵尔巽后来致书继任川督赵尔丰,言及尹昌衡便说他是个“不成龙就成蛇的人”,可见尹昌衡之出类拔萃而又豪气纵横实非虚言。

1912年,尹昌衡在康定就任川边经略使,率军进藏平乱时留影(田闻一 供图)

真正彰显尹昌衡卓越不凡的,是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四川省陆军学堂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总代办姜登选被学生集体驱逐,学生只欢迎尹昌衡,赵尔丰迫于形势不得已让尹昌衡出任总代办,但又以各种借口到陆军学堂“借枪”,企图解除陆军学堂的武装,而刚刚走马上任的尹昌衡以超群的英雄胆略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终于令老谋深算的赵尔丰放弃了既定的“借枪”策略。当赵尔丰在朝廷压力和端方入川夺权这“前有饿鬼归门,后又牛刀架颈”的双重重压中不得已向立宪派蒲殿俊、张澜等人和平交权,四川省军政府宣告成立,但赵尔丰却安排他的心腹统领朱庆山出任副总督,掌握统兵大权,以致权力更替中诞生的军政府实际上呈新旧抗衡甚至新弱旧强之势,好在几位能将极力拥戴尹昌衡任军政部长。而新旧杂糅的政府并未实质性地实现权力更替,因此隐伏着重大危机。交权后的赵尔丰亲手策划了阅兵暴乱,血染成都。赵尔丰不甘退位而伺机反扑,而由书生蒲殿俊任总督的军政府又脆弱至极。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尹昌衡在乱兵追杀之中巧遇家中白色川马迎面而来,脱险后乘夜赶到成都近郊凤凰山仅调到新军三百人马,但尹昌衡仰仗高人一筹的排兵布阵,竟在天亮前成功平息了暴乱,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在这生死较量中,尹昌衡之英雄本色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可谓力挽狂澜。当赵尔丰在五老七贤怂恿下意欲卷土重来,所幸浴火重生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剪除了赵尔丰的势力,功高卓著的尹昌衡被拥戴推举为都督,成为执掌军政府强而有力的统帅。尹昌衡又亲赴原四川督署与赵尔丰斗智斗勇,在貌似彬彬有礼中激荡着生死较量,后以雄才大略胸有成竹地谋划“活捉赵尔丰,给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送我川人厚礼”,终于在自己的婚礼之夜将婚礼变作生死较量的激战,从而“扬眉剑出鞘”,成功擒获赵尔丰。曾威风八面的一代能吏、酷吏赵尔丰终于惨败在年轻英俊、超拔群伦的尹昌衡手下,皇城坝斩杀赵尔丰可谓万众归心,群情激奋,尹昌衡雄风凛凛、威震四川乃至威震天下的英雄本色被推向了极致!

作为与保路运动形成生死较量的主要人物赵尔丰,他的全部生命行为固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最大劲敌,但他有如此能耐其实也同样不失人间英雄气。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平康安藏,尽管也尽显残忍,但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却是有民族正气,有爱国爱民之心。至少到那时为止,较之那些碌碌无为的朝廷官吏,他赵尔丰是深孚众望、深得民心的,对于国家民族而言也算得上是一个英雄。即使在川督的位置上,他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面对盛宣怀、端方等人出卖路权,贪占川人辛苦筹措的筑路巨款,赵尔丰内心也是同情川人的,所以在与士绅们交锋失败之后,他还真的将士绅们的意见呈报朝廷。他的一切反动乃在于贪恋川督宝座,乃在于对腐朽朝廷愚忠的必然逻辑发展。如果他不与保路运动作生死较量,不仅丢失宝座,更有杀头之虞。“前有饿鬼归门,后有牛刀架颈”正是他赵尔丰的生命两难。所以就连他交权后所策划的暴乱,他最后的被擒被杀也带上了几分“末路英雄”的悲壮色彩。行文至此,我能感受到田闻一先生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也是爱恨交织的,他此前问世的小说《雪域将星赵尔丰》分明带着对赵尔丰曾经的为官风采和治理雄才的敬意与褒扬,其因对赵尔丰曾经卓荦超群的实际生命光彩可信性描写的情感惯性,也明显影响到这部小说对赵尔丰的形象塑造,当他将能吏的赵尔丰和酷吏的赵尔丰与整体上悖逆历史潮向而愚忠腐朽朝廷的赵尔丰次第呈现在读者眼前,读者也一定会同作者一样爱恨交织,甚至还有几分惋惜!笔者认为,对历史人物能如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公正书写,正是很多缺乏胸怀眼量、缺乏艺术腕力的平庸历史小说家所不可望其项背的。

《四川保路运动》 油画(蓬州闲士 摄于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

但是,田闻一对在生死较量中人间英雄气的艺术开掘绝不是单一性的英雄本色呈现,《寸步不让》绝没有像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所担心那样:“给历史涂上了过重的油彩”“给历史人物穿上了预定的戏装”。小说人物所凸显出来的英雄气,是以丰富的人性为底色的。侯天轩作为清津袍哥舵爷,他讲信义,重然诺,热爱富饶美丽的四川,热爱自己的家乡清津,不仅以保路大业为己任,而且富有仁厚大爱,将幼年失怙的杨忠视若己出,养大成人且培养成袍哥组织的能人。杨忠的叛变并非侯天轩大爱有错,而是杨忠暗藏私欲、外有利诱使然。唯有侯天轩这样大爱大忠之人才堪当保路大业重任,才能在生死较量中尽显人间英雄气。当然期间也能让读者感到,侯天轩并非完人,他也有长于文治武功而短于识人的遗憾。尹昌衡更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辈,他的英雄气中也颇多世俗难容的“缺点”,比如恃才傲物,比如桀骜不驯,比如已经与道学家颜缉祜的千金颜机订婚,又在平叛暴乱后的成都祠堂街对鑫记成衣店主人温得利年轻漂亮的妻子张凤莲一见钟情,且坐卧不宁,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纳妾成功。英雄好春色本也无可厚非,但这里首先还是借张凤莲对他的深情凝望来为英雄刷色,是他的雄姿英发、功盖天下深深地吸引了美人,正如周公瑾“小乔初嫁”后的英姿神采。不仅如此,当傅师爷为其操办张凤莲之事,尹昌衡还带着马忠等人夜巡民情,心中涌动着治理好四川的真情厚意。由此可见,尹昌衡并非仅仅一介武夫,他的英雄气也是丰富多彩的人性铸就的。我想,如果没有小说家高超的人性开掘,这些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生死较量中激发出来的感天动地的人间英雄气,很可能就被掩隐在历史的幽深隧道里,而在那些纯粹文献意义的历史叙述是不可能作如此生动逼真的精彩描绘的。

四川新津老照片(图源:新津旅游)

三、袍哥文化在保路运动中所释放的历史强光

在小说《寸步不让》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阵容是袍哥组织,因而袍哥的生命行为是小说中最激荡人心的人文精神景观。至少我个人此前尚未读到过像这部小说同样精彩的袍哥生命飞扬,也从未见到像这部小说同样精彩纷呈的袍哥文化大观。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曾听说过有关袍哥的些许传闻,但因为那时凡是与袍哥有染的人都是不光彩的人,至少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所以我对袍哥更多是负面印象。但当我读了小说《寸步不让》后,不仅有了对袍哥文化传统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而且更充分感受到袍哥文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所释放的历史强光。

《寸步不让》对袍哥文化传统的历史梳理是清晰而生动的:小说第三章从《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结义溯源袍哥传统,尤其关羽因护送刘备的两位夫人而千里走单骑,落入曹营,曹操爱将心切,“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踏银,下马踏金”,还赠送锦袍,然关羽始终外着刘备所赠旧袍。关羽的不受锦袍之诱而不弃旧袍,其一袍之珍凝聚着与大哥刘备的深情厚谊,袍哥之名遂由此而来,而“汉留”之名更能体现汉末建安时代袍哥传统源头上的原初意义。尽管自汉末建安之后,袍哥文化虽因关羽崇拜而代有流传,却并未勃兴。乃是因为刘关张等人所守望的“义”虽有异姓兄弟间的情感凝聚力,但也极易泛化为一种无原则的“义”,尤其在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义”的恶性膨胀也会带来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后来有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浑水袍哥”就成为具有土匪性质的害群之马。由此看来,袍哥的正负面作用以及过于复杂的聚合实在不能等闲视之。

民国时期新津县水上航运(图源:水城新津)

但到了历史巨变的明末清初,袍哥文化则盛极一时,蔚为大观。前有晚明遗臣顾炎武旨在反清复明的理论提升:“他依照《诗经》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含义,强调凡是参加‘袍哥’者,均为异姓兄弟,这是为加强袍哥的同一性和战斗性”。后有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寄希望在大陆大力发展袍哥组织,暗中积蓄力量,以期反清复明”并“派得力干将陈近南、蔡德英、方达成、马操心等秘密潜回大陆,发展袍哥组织”。而其中“陈近南在西南,特别是在四川发展得最好”,自此袍哥在四川播下了火种。而陈近南发展的后起之秀章得功被派到花园,“在这里隐姓埋名,化名李鑫,办了一家私塾,暗中发展袍哥组织”,而小说主人公之一的侯天轩就是他的首期学生,后来又成为他的乘龙快婿。这意味着袍哥组织将逐渐发展成为决定辛亥革命成败的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力量。

如果说历史上袍哥组织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所崇尚守望的“义”也更多复杂成分,而当袍哥组织成为影响近代历史进程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劲旅,当他们担负着拯救民族危亡、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使命,他们所共同崇尚的“义”就成为具有革命大义、民族大义而顺应历史潮向的历史进步性质。革命大义、民族大义、历史大义足以大浪淘沙,它提纯了袍哥组织,升华了“义”的精神高度。如果说四川保路同志会中蒲殿俊、罗伦、张澜等主要先驱知识分子为保路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导向,而尹昌衡、龙鸣剑、侯天轩等领导的遍及全川的袍哥组织,则为四川保路运动与朝廷、与川督赵尔丰等人的生死较量,提供了具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政治军事保障:清津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桥头堡,离不开侯天轩统领的袍哥组织雄踞清津;当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保路会、同盟会成员以及无辜群众均遭杀戮,赵尔丰又意欲封锁消息,而曹笃终于出城,在锦江实验农场集思广益向全省一百四十二州县发出水电报之际,各地呼应并纷纷宣告独立的也是更大阵容、更大范围的袍哥组织;接到水电报后紧急挥师成都,红牌楼一战终于让赵尔丰感受到了直接威胁的,也是侯天轩率领的清津袍哥队伍;而作为四川袍哥总舵爷的尹昌衡更是曾在当面讥评赵尔巽,戟指赵尔丰,拒绝陆军学堂“借枪”中尽显袍哥领袖睥睨一切的强大精神气度。后来,尹昌衡竟以三百人的军力平叛暴乱,最终问鼎四川军政府都督宝座,又生擒赵尔丰,并在皇城坝的万众瞩望中斩杀赵尔丰,从而把保路运动推向了最后胜利。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袍哥组织都未能创造出来的足以俯瞰古今的政治军事奇迹和伟大历史功绩。渗透着川人铁血之气的四川袍哥就在这挽救民族命运、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关头释放出最为璀璨夺目的历史强光,书写了中国袍哥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袍哥与保路运动的融汇,既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至今令人缅怀的伟大革命景观,又成为最具四川风情的地域文化景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田闻一先生对中国袍哥文化传统的深谙与诠释,有赖于他富有独创性的文学审美书写。

一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可以有多种角度的感知与解读,但笔者认为作为历史小说,还是要紧扣历史书写的高下成败。在笔者的阅读感受中,田闻一从系念民族命运,把握历史潮向来开掘保路运动这个历史大事件的价值意义;从回到历史现场开掘历史人物在生死较量中所激发出来的人间英雄气;从清末袍哥文化的勃兴中着力书写四川袍哥在重大历史关头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推动作用等几个方面,浓墨重彩地还原了当年的历史现场,更加生动精彩地复活了曾经叱咤风云、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这一切固然有赖作者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和精读,有赖作者对成都、对四川、对川人脾性的深谙与深味,但更是仰仗于作者精彩纷呈的文学审美创造。如果说从学术意义上的文献梳理与历史叙述让人充分感到言必有据的严谨,感到知识呈现和学术创造的强大力量,而在博采文献基础上的文学审美书写则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历史现场中鲜活的生命飞扬,感受到重大历史关头紧张激烈而血气冲天的博弈和较量。这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操作方式、不同意义旨趣的创造性劳动。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更多惦记着蛛丝马迹中的历史材料和依据,而文学家的历史叙述主要考量如何重现可能性的历史现场,因而更多惦记历史的运演逻辑和人性的复杂构成,更多惦记如何把死去的历史人物写活。所以优秀的文学创作对于已然远去的历史而言,对于已被历史的重幕严遮密掩的幽深时间隧道而言,它是仅仅文献意义上的专业性历史书写所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一道照亮历史的强光。有赖于她,历史搬到了我们的眼前,历史人物走进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足可信赖的多种历史可能性,一种足以贯古通今的历史精神,我们更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历史启迪。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蓬州闲士 供图)

2024年7月28日写毕于蜀北嘉陵江畔之退思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何希凡(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