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

论古籍和古籍整理

李一氓先生(1903—1990)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出版家,历任南昌起义参谋团长、新四军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等职。李一氓先生主持古籍小组工作期间,为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书局于近期出版了《李一氓文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李一氓先生参加革命与建设、读书治学和推动发展古籍事业的一生。2024年6月21日,中华书局举办《李一氓文存》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以纪念李一氓先生为古籍事业、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李一氓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今从《李一氓文存》第一卷中节选《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一文,以飨读者。

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与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里所谓“典籍”,所谓文字可考的历史的“文字”,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古籍”。当然,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表现在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古籍,亦表现在其他的文化部门。如古代的青铜器,古代的石雕、碑刻,精美的瓷器,古代建筑,保留下来的古代壁画和各代艺术家的书画作品,都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宝藏。此外还有许多发明,如造纸、炼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活字、蚕丝及织品、医药等等,亦同样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宝藏。

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所以中共中央认定:“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其实,全国解放以来,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示、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的情况下,对好多重要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标点、注释,约在两千种以上。这些经过标点、注释的书,比起原书来有更大的学术价值,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今天讲“古籍”,不能只包括明、元、宋、唐、隋、晋、汉、秦、周,还应该包括有清一代至一九一一年为止。因为汉人视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做过很好的工作。魏人、晋人、隋人视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唐人视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宋人视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也做过很好的工作。以此类推,我们今天要把清、明、元、宋、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作为古籍加以整理,是自明的道理。我们不是清人,不能把古籍限在明代以上。而且清人著作大部分没有经过整理;特别是他们的著作和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其他经济、政治、军事等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整理清人著作,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至于在古籍内容方面,自然文、史、地理、农、医、兵书、音乐、科技等都包括在内。照旧的分类,就包括经、史、子、集全部。但属于古籍的医书、农书、科技书等,卫生部门、农业部门、科技部门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很有成绩。整理这类专科古籍,这对他们有直接的工作效益,他们又有专门知识,自应由他们继续负责整理。今天我们只想把整理范围限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意识形态的三个领域。

至于选编类,清人以前的,如上自《昭明文选》,下至《古文观止》,自可列入古籍。但作为古籍整理,我以为不必大费力气去安排选这选那。这类选编工作,应留给各文科大学,各文艺部门,各文、史、哲专家,按他们自己的要求,自行去选编。

《古文观止》

至于史学方面,所涉甚广,都应纳入古籍整理的范围。如土地、赋税、漕粮、人口是经济方面,战役、兵制是军事方面,疆域及其变动是地理方面,天文、历数则涉及许多历史事态及史事时间,都属于史学领域。

至于佛典、道经,我们把它们当成中国哲学的古籍来整理,不能仅仅意味为宗教。同时它们在历史上表现为行动时,又是和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分不开的。哲学是一般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一般,而特定的思想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军事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就涉及到哲学、史学和特定科学的三个部门,因为说的是思想,自然就和哲学连在一起了。

《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汉传撰著部(三)》

关于地方志,这是一门大学问,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献的材料。譬如有许多人物,正史无传记,而地方志里却能够提供你有用的资料。科学部门已经利用地方志(加上正史)综合出地震材料、天文材料,都是很有价值的。根据朱士嘉编制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我们可以顺利地进行整理工作。我希望已成立的“方志学会”全部承担起这方面的任务,积极进行。

至于地方文献,应另为一类,和地方志不要混在一起。譬如原《安徽丛书》就收有《黄山志》,这就不大适当,可能原《云南丛书》好一点。现在北京出版若干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不收北京人的诗文集,是个好榜样。假如北京要编地方文献,可以汇编新的《畿辅丛书》。这些都应该由各省市自己去决定。

对于少数民族语文古籍,自亦为中国古籍,如藏、蒙、满、回鹘、西夏、契丹文等,都应加整理;但主要的应由民族学院、民族出版机构负起责来。

现在我想就整理这个手段的一些问题,谈点意见:

首先是标点。标点,古人谓之断句。因为古籍的绝大部分不断句,因此在某些关键地方,如何断句,就聚讼纷纭了。花点工夫,一标点,文义就清楚了。也包括分段,其实古代作家的整篇著作,都是有段落的,提行另起,理路就清楚了。这都比较容易,要求所有出版的古籍都加以标点,——当然,善本复印除外。

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同人合影

其次是注释。我个人主张对音读(如读如某,某某反)和对名物训诂两者不再去大下功夫。明以前没有专门的字典、辞书,他们做出这样的古籍注释,是值得钦佩的。如汉人郑玄,魏人王弼,唐人孔颖达、陆德明、李贤,宋人朱熹,清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及其他汉学家,都做了大量注释工作。但我们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去代读者查字典,查辞书。注释要求简要,力戒烦琐。近来出版的注释古籍,有的肆意泛滥,就不免有这个毛病。当然,属于文字学、音韵学的古籍,那是另一回事。

其次是校释。这是很重要的,不仅要校误字,主要要校古籍中时间、地点、人名、人事的错引、异说;有时已属于考据的范围。

其次是笺释。学者本人如聚积了丰富的材料,对时间、地点、人事都有把握,自然可以做本书笺释的工作。但如猜测过多,每在疑似之间,学术价值就相应的降低了。

其次是今译。自清末到现在,已有不少的成绩。今译的读者可以摆脱古籍原著的文字烦难,直接从现代语言去了解一个历史过程,一种哲学思想的活动,一篇文学著作的意境,有好处。但做起来不容易,有对原著理解水平的问题,还有在翻译上现代语的文字水平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把全部古籍都加以今译,又有一个选题的问题。

其次辑佚。有些古籍,有书名,有著者,或者还有卷数,或大体上知道是什么内容(或全不知道),但就是没有这部原书。古人从许多丛书、类书中沙里淘金似的,辑出了不少佚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旧五代史》

其次汇编。在这方面,清人的成就最大。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等等;近代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助于通观一代文艺变迁和时代关系。我们现在仅有《辽文汇》《全宋词》《全金元词》等。有的同志建议编《全宋诗》,以上接《全唐诗》;编《全明词》《全清词》,以上接《全金元词》。当然,范围还不止于文学部门。如过去编印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就有很大的学术参考价值。能不能组织力量,编印续编,收成书后新发现的或当时搜罗不备的材料,使这十一种书更具有完整性。

其次孤本、善本复印。标本就是一九五七年复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它原是商务《续古逸丛书》的第四十七种。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黎庶昌《古逸丛书》,商务《续古逸丛书》之后,选印《古逸丛书三编》。把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刊善本,都选编进去。这样,一方面普及一下清人认为很神奇的宋、元本,一方面也提供一些可供校释和学术研究的资料。我还希望把《古本戏曲丛刊》未刊行的五、六、七、八集都印出来,这原是已有书目的。

关于类书、丛书。一九四九年后复印了一些唐、宋、明、清的类书、丛书,但为数甚少。至于我们自己,除《近代史资料丛刊》和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外,其他出的丛书、丛刊之类,都有头无尾,体例不明,还得清理一下才行。至于古代的丛书一类,从《百川学海》起,就有一个大毛病:杂。自《圣门事业图》编到《扬州芍药谱》,今天看来,不值得学,也不值得再翻印。我认为应把宋以来的丛书打散,把历史编为一类,把地理编为一类,把文艺评论编为一类,其他如花、鸟、虫、鱼等,暂不理会。这可总名为《丛书专录》:《史事编》《地理编》《文艺评论编》,检查和使用起来,会更为方便,更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至于工具书。在《通典》《文献通考》《会要》这类政书方面,现在首要的是编《清通典》《清会要》和整理一部完整的《清文献通考》。其他有关什么“index”(所谓“引得”)之类,根据需要,可以大量做。

《通典》

关于图录。这也是一种工具书,由中华地图学会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极大的用处。类似这样的书,还该研究,组织力量,整理出版。

最后,整理的最终总结。把整理古籍限制在标点、校、注、笺等等上,汉、唐、宋、元、明、清人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无非是做研究工作的一大堆参考书。我以为整理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和总结出一个有关的科学概论。如没有两三部很精较详的《中国哲学史》,那么,一大堆子书、宋明理学书、佛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整理得再好不过了,它们也不能说明何以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它们的发展又怎样,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它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给了什么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政治、军事、经济都是这样,文学、艺术也是这样。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整理是一个技术工作,研究不是整理,是一个学术工作。我以为这个理解不准确,至少今天不准确。因此,我们应该提倡要有很多这类研究性、著作性的书,如美术史、文学史、军事或战役史、政制史、经济史、民族史、哲学史和各种思想史等等,才能算把整理工作完成了。

在古籍整理上,还有一个方法问题。自汉以后一直至清代,有不少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校勘、训诂、辑佚、汇编等的工作。我们承认他们的贡献的价值。同时,前人还有专讲“经世之学”的一派,他们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我们更应尊重他们这种精神和他们的见解。在这方面,汉人有汉人的方法,唐人有唐人的方法,宋人有宋人的方法,清人有清人的方法。他们在继往开来中,都独辟蹊径。其实汉学和宋学早已分科,清代乾嘉学者,又自成一个派系。我们的整理自不能只追随这些前辈,依样葫芦。我们已掌握了近代科学方法,加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只要勤恳严肃,我们的成果肯定会超越前人。王国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郭沫若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时代区划上,应该是一位了不起的前驱者,在古文字学上,有他独到的业绩。我们不要为汉学、宋学、乾嘉学派所限制了。

提到王国维,他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研究方法是近代科学的方法。至于郭老,他是学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非常明显,他对于恩格斯更有特殊的研究深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对某一特定问题的新的见解,作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论。有成就的过去的学者专家都是如此。陈陈相因,就不大有意义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是批判过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他概括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这里注重讲的是涉及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它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搞历史亦应该学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离开这一点来搞学术,包括古籍整理,就一定不会有成绩,结果将会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唯心主义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烦琐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而不能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创立和培养出一个时代的好学风。

1982年3月,参加第二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的部分专家学者合影(局部)

关于百家争鸣,从学术上讲,我以为现在是已经具备了百家争鸣的各种条件的时代。以为还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合于理想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没有的。文、史、哲各科学部门,出了这么多的刊物,组织了说不清的学会,全国各地开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文、史、哲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是百家争鸣是什么呢?只能问鸣出来的成就够不够理想,争的够不够扎实。

清人以东北少数民族,武装取得对全中国的统治权。为了镇压和消除汉族的反抗,康、雍、乾三朝发明“违碍”两个字的罪名,做了大量工作,把宋、明人著作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这样《四库全书》编钞出来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印出来了。他们兴趣越来越大,还编纂出什么《全唐诗》《全唐文》《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钦定词谱》《钦定曲谱》《西清古鉴》《石渠宝笈》《数理精蕴》……他们无非是要在汉人著作中去掉涉及东北和满族的所谓有“违碍”的篇、章、语、句,以及胡、夷、狄等字。但实际效果是替祖国文化保存了不少的宝贵的文史著作。没有《四库全书》,没有《古今图书集成》,可能许多前人的心血就湮没了。我的意思主要在说明这几位清代统治者在对待祖国文化上,气魄大,精神旺,足以和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伟大发展相呼应。这个时代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时代。我的结论是,从古籍整理上说,我们也不应该落后于康、雍、乾。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条件、物质条件上,我们都比他们强。只要我们尊重这个时代,不辜负这个时代,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这个成绩将会超越前代。

(原载198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见《李一氓文存》第一卷《存在集》)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一氓